吴布言：驳儒杂议（四）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之君权父权论）；三纲五常；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屈民伸君（董仲舒语），怎么可能是约束王权？

君臣父子，以孝代忠，始于伺亲，终于事君，顺而不违，家国一体同伦，君权父权论。这是儒家的奴隶道德。儒家积极入世，参与政治，却没有一套基础理论和人权学说与限权政制，关凭一张嘴去劝说君主，表孝忠之心，有何屁用（棒喝）？儒家借不合自然法的人为等级礼制和刑制（刑罚之法制），主张王制或君制，而无民制和政制，王在法上，如何能限制约束王权？董仲舒借用墨子天志，主张屈君伸天，以天人感应来吓唬帝王，有何屁用？非上天神圣意志不够天谴天罚，但毕竟天谴天罚属于隐事遗利，未必能被帝王看清，未必就在当下。主张上帝天志，不主张人民公义，不主张选举和限权政制；主张屈君伸天，不主张义自天出，不主张去发现一套上天设定的限权政制原理和政制技术，有何屁用？儒家借用墨子《尚同》中“上有过规谏之”以制约权力，停留于此，其实也未得墨子制约权力之全部要义和技术。这是儒家孝忠道德伦理之顺而不违的必然结果。

对墨家限制权力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于“上有过规谏之”这么简单。儒学于墨，未得墨子全义，挟于孝忠之奴隶道德，儒家也只有规谏一招了。不阐明墨家的制约权力思想和方法，墨家岂不同于儒家？首先，墨子提出“选天下贤可者”。这个“选”字在同时代的文明中就足以振聋发聩了。有人病诟墨子没有提出由谁来选，究竟是天选，还是人选？当是时，君-主当道，我想墨子也不可能直接了当地说出民主选举吧！如果是这样，墨子连曲线救民的机会都要大大缩水了。虽如此，但我们仍然可以从逻辑上和其它理论根据上推理出民选。“人皆天臣”、“君，臣萌（民）通约”、“三表法”等都是推导出民选的理论根据。同时也可以推理出，天志就是公义。上帝天志和人民公义是政权双重合法性的来源和保证。其次，我们仔细阅读《尚同》诸篇，不难体会出部分有“左右之”之权利的官员有制衡各级政长的权力。在此，“左右”的含义就是制衡。再次，《尚同中》提出“万民有便利乎其为政长”的允许自由执政的理念。也就是说，执政者的执政权利必须得到国民授权和监督，否则，人民有权废黜之，甚至暴力推翻之。第四，《尚同上》指出，“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灾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天志即是公义。这是鼓励百姓用暴力去推翻暴政。这是顺而不违第奴隶道德无法想象的。五，通读《墨子》，我们不难发现墨子对政府权力做出刑政（即型政或立法）、治政（行政）和听狱（司法）三种划分。虽然墨子没有明确表明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但也没有迹象表明三权集中于一人，而是有不同的人执掌。最后，据以上“选举”和“左右”说法，可以看出，墨家对于权力有时空限度，或者说，有时量和方量限制。也可以看出，受“左右之”制衡的天子或各级政长可能是虚位，至少实权有限或权力不够集中。

孟子抄袭墨子之附赘余论，未得墨子尚同尚贤之限权政制之系统性深义。“国人皆曰”，无非《尚同》所言，“得下之情”、“上下情请以通”、“万民便利乎其为政长”，等等，无非“三表法”而已。

孟子之于墨子，附赘余论而已，无他。墨子思想博大精深，非孟子所能望其项背。孟子全部思想跳不出墨子之政治伦理一隅。孟子抄袭墨子，不得其奥义和学说之哲学理论根基，掺杂了儒家孝忠奴隶道德和民粹主义伦理，实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儒家主张王制或君制，与孟某主张片面的人性善一致。寄希望于盛德贤君之偶然性，而不寄于限权政制之必然性，人之蠢，莫过于此。人性善不过是为王权专制提供人性根据而已，无他。孟出于墨，儒生哂之。但有文本证据放在那里，孟子有超出墨子之一隅乎？

孔孟何时以上帝天志为中心了？天或天命不过是无批判的，不自觉的，无意识的话语继承而已，未得其神圣意志之意蕴。墨子哲学是客观唯心论，义出天心，“万物皆备于我”是主观主义，义出自心，是自以为是，狂妄自大，以己为神，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错误思想根源。类似于“人是万物尺度”之说辞，古希腊智者学派与孔孟之道一样，都是主观主义。智者学派遭到希腊三贤激烈批判，此一战，决定了西方哲学走向，客观主义一直主导西方世界。而后跟基督教结合，客观主义在西方得到进一步加强。而孔孟荀之主导学说却恰恰相反，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现象主义肆意横行，成为东方世界的主流思想。其害：国不国，民不民，屡屡几近亡国灭种。

儒生要多读墨经墨辩，这些都是墨论的哲学和逻辑基础。中国哲学精华在墨经墨辩，其次在老子和名家；其思想高度则在墨论，天志鬼神，兼爱非攻。墨学是成体系的系统性知识，不是儒家那种零碎，毫无逻辑的浅薄的道德伦理。墨经墨辩必须用哲学思维去读，三言两语，深蕴奥义，否则也就识几个字而已。懂了哲学，也就不会迷信浅薄之物如孔孟之道了。儒术独尊，搞独断论，害怕逻辑和说理。你看墨家逻辑、佛家逻辑、西方逻辑，有哪一家不被儒家排斥。

哲学之界定，在墨子那里，是论物之知；在老子那里，是玄学或形而上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爱真理；在莱布尼茨那里，是理性之于各种真理的联结；在霍布斯那里，是推理的正确知识；在贝克莱那里，是研究智慧和真理之物，等等，儒家有哲学吗？儒学是哲学吗？儒生嘻之。呜！其只识名相符号，焉知哲学呼！

儒家不是独尊搞了2000多年了吗，有没有搞出人权学说和宪政？

作为第一文化家族，动不动修降表，实在不适合，如何能作为表率，教化国民？该殉国殉教的时候，就应当仁不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难不成，全国人民有模学样，都下跪投降？华夷之辩？尊王攘夷？衍圣公是不是来了个脑筋急转弯：王就是权和当权者，夷就是非权和非当权者。说来也符合儒家孝忠权力的原始思想。倘若华夷之辩只在于文化，那么，侵人国，屠人家，灭人口，毁人文化，绝人神社宗庙，难道也华夷无辩？连这个也要辩护，还有什么歪理邪说、恶行罪孽不能辩护？

孔氏后人所作所为，说明对自己祖上的学说没有信心和信仰。既然不能殉教殉国，就自贬，绝不受衍圣公、奉祀官爵禄，做个平民百姓，自食其力，倒也无妨。不要这样：既要名声，享受爵禄，食民脂民膏；又要不必担当道义，承当表率和教化责任。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不能只要权利，不要责任。不过，儒家文化教育出来的东西，尊王攘夷，孝忠权力，甘为专制王权看门走狗和文化爪牙，也不失孔孟之道，只是不该食空饷，食禄民脂民膏。

我们要知道孔孟做事很隐晦，糊里糊涂是看不出来的。比如孟子廷骂，骂无君无父，你以为是什么？是骂给君王听的，公开告密君王，他愿意以君为父，孝忠君父。所以，儒家是道德陷阱，名义上以仁义“道德”来吸引后世儒生迷信它，实际上让他们陷入道德的反面而不自知，例如亲亲相隐。亲亲相隐是有限度的：在法律上，你可以保持沉默，不被强制告发亲人，但不能包庇他，例如助其逃跑如窃负而逃。但不能且不宜作为道德（直躬）来鼓励和宣扬。在公开场合如法庭，你讲亲亲相隐，出于亲情，被法律允许；难道私下里，亲亲之间就作恶，还讲亲亲相隐吗？究竟是鼓励亲人作恶，屡屡作恶？还是作为道德，亲亲互相鼓励？

我想，孔子也不会主张在私下里，亲人之间互相鼓励亲亲相隐吧，而应该是严辞责备，极力劝禁吧。但是否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除了在公开场合，孔子同时也主张，私下里亲人之间应该互相鼓励亲亲相隐？若不能，儿子对父亲说：老爸，你再去偷几只羊。父亲对儿子说：吾儿，你跟我一起去，可以偷得更多。

无论小不义，还是大不义，法律上至多允许对亲人犯罪保持沉默，不强制亲人举证，告发或举报。没有谁在对亲人犯罪保持沉默的意义上，反对亲亲相隐，而是在包庇犯罪，特别是公然包庇犯罪和作为道德意义上，反对亲亲相隐。第一，窃负而逃就是包庇犯罪，还不是干预司法？你可以保持沉默，顺其自然，或做一些神不知鬼不觉的包庇行为。只要不被发现，不致于治你包庇罪。窃负而逃，就是公然助其逃跑了，逮着了就可以治你包庇罪。第二，罪犯是自己父亲，窃负而逃，但也不能不反思“亲亲相隐”、“窃负而逃”是不道德行为。第三，最是腐儒的肤浅无耻认知，难道舜放弃天子之位就是抵偿窃负而逃的包庇罪吗？我不知道，儒生怎样看待天子之位？难道是作威作福，享受荣华富贵和权力尊荣？难道天子之位不是敬天爱民，不是要承担对国家、政府和人民负责的重任吗？难道一国之君，如此重任，可以不打招呼，说走就走，消失得无影无踪？

讼包括原告投诉，也包括被告辩护，无讼不是司法文明。攘羊小恶，罪虽薄，但也是恶；瞽叟杀人可不是小恶，罪厚当诛。无论小恶，还是大恶，在法律上都被允许亲人保持沉默，不被强制举证；但都不被允许包庇，其包庇罪也随其原发罪自有厚薄大小。

孔子和儒家如果稍有反思能力，至少也不会认为亲亲相隐是“直躬”道德吧。从这里可以看出，反思能力缺乏确实也是儒家没有哲学和科学的根本原因——思维方式肤浅。要通达真理，发现事物的科学原理，就必须学会悟。悟首先是反思，其次是理性反思。悟，吾心也。吾即心即思，吾心就是思思，思思就是反思，没有反思精神和反思思维，就不可能跨入哲学和科学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