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1959：北京功德林里的“监狱风云”

功德林原貌“你也进来了？！”“真想不到竟在这里见到你！”1956年1月11日，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高墙内，惊诧、欣喜、激动……难言的情绪写在每一个犯人的脸上，熟人相见，点头、微笑，喜怒哀乐，不言而喻。这一天，国民党留在大陆的“蓝色部队”会师了———国共内战中被俘的100多名国军高级将领，被集中到功德林监狱关押。

功德林的八角楼

原国民党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黄埔一期生杜聿明，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区长、黄埔四期生文强，原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黄埔五期生郑庭笈……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出身“黄埔系”，曾在同一面旗帜下战斗的老同学，又在同一面高墙内“改造”。在功德林里，没有“杀身成仁”，也没有“忠臣烈夫”，烜赫一时的将军们在失去自由后，似乎与贩夫走卒、市井小民并无二致。

上世纪60年代，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杨伯涛、溥仪、王耀武、周振强（左起）在一起研究工作

初入功德林功德林成为收押级别最高的一处：仅限军队将级以上军官，文官则须到省主席一级“我一进大门，不禁倒抽口冷气。”自辽沈战役中被俘8年后，郑庭笈被押至功德林“加速改造”，“这里俨然是阴森可怕的正规监狱。”功德林一号，正式名称为“北京战犯管理所”，是现在公安部秦城监狱的前身。功德林原是北京城德胜门外的一座庙宇，清朝末年，朝廷在此创设“京师习艺所”，是中国第一个劳改机关。

1915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更名为“京师第二监狱”，后又加以改建。

1928年后，功德林被国民政府用来专门关押政治犯，即“北平第二模范监狱”。

1949年初中共接管北平后至1960年3月在押犯人迁往秦城前，100多名国民党将军先后走进功德林。

1986年8月，功德林监狱被拆除，原址变为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驻地。如今，旁边的几栋居民楼仍叫“功德林小区”，但除了新民胡同外残留的一段斑驳围墙，昔日模范监狱的旧貌已无迹可循。根据郑庭笈回忆，功德林占地百亩，四周有丈余高的围墙，大门进去是一个广场，地上还存有插放绞刑架木桩的洞穴。大门南边有3幢房子，房屋之间有两个花园，花园里有株名贵的梅花，枝繁叶茂，开花时更是可爱，“我常踱到这里，捡起几片飘落的粉红色花瓣放在鼻孔，享受大自然清鲜甜润的气息。”大门东侧，是成排的平房。监狱中心是呈放射状的八条胡同，胡同的交叉口是一座几十米高的八角楼，一个哨兵站在楼上，胡同里的情形便可尽收眼底。八角楼脚下还有几个小八角楼，小八角楼的大门正对着胡同，每个胡同都有个铁栅，胡同大门上方的灰色墙壁上分别挂有写着“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字样的圆形黑底白字木牌。

1975年，文强（右一）、黄维（右二）等在全国政协接待美籍人士、原国民党国防部故旧的来访

1949年6月，在襄樊战役中被俘的原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黄埔三期）和少将处长董益三（黄埔六期），最先“入住”功德林。1950年11月前后，杜聿明、文强、黄维（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埔一期）、宋瑞珂（原国民党整编六十六师中将师长、黄埔三期）、杨伯涛（原国民党十八军少将军长、黄埔七期）等在华北战场上被俘国民党将领也被押送至此。1955年底，中共决定，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国民党高级战俘集中管理，功德林成为收押级别最高的一处：仅限军队将级以上军官，文官则须到省主席一级。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回忆，集中到北京来“加速改造”后，生活待遇提高了，有脚镣手铐的也统统去掉，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伙食费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这等于过去中了举人后，选送太学来学习差不多。”引得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军政人员为之眼红。

原国民党中央委员、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在全国“镇压反革命”期间差点被枪毙，后被押至北京，在赴功德林途中经过天安门广场时，他对着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像深鞠一躬，说道：“我要把枕头塞得高高的，来它个高枕无忧。”据介绍，这些人过去的生活都很讲究，先得在生活上让他们感到满意，才能较好的接受“改造”，而且他们“改造”的时间比一般人长，所以待遇要高一些。一听“改造的时间较长”，也就没人再继续闹了。

1983年6月23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在京召开座谈会。前排左起：方靖、郑庭笈、覃异之、刘琦（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负责人）、黄维、宋希濂；后排左二起：文强、杜建时、赵子立、李以劻、杨伯涛、罗历戎

思想学习相互之间一律改称“同学”，日常学习、生活、劳动的管理，由“学习委员会”承担。上百名国民党被俘高级将领集中到功德林后，按管理处规定，相互之间一律改称“同学”，日常学习、生活、劳动的管理，由犯人当中选举产生的“学习委员会”承担。王耀武（原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黄埔三期）、宋希濂（原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黄埔一期）、曾扩情（原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埔一期）等当选为学委会成员。学委会下辖13个学习小组，每组设组长、副组长若干，在学委会的组织下，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业余时间开展文娱活动。郑庭笈是第八组组长，同时兼管澡堂。文强回忆，这个“小海南”乡音浓重，每星期洗澡都由他站在胡同口通知，他总是把“洗”字读成“死”音，一喊“第一组先‘死’，第一组‘死’了第二组‘死’……”总是引来笑骂：“你要‘死’就‘死’吧，我们可不想死。”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宣布特赦杜聿明等战犯

在文强眼中，郑庭笈是功德林里的先进分子，最爱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曲子，“虽然发音不准，但唱得很有感情。”积极改造的态度和文强大相径庭。在功德林里，要写的不只是悔过书。戊字胡同走廊西侧的墙壁上，挂了一张白布大床单，床单上方贴着一张白纸，上书“新生园地”四个篆体大红字，床单两侧的红纸上，写着“改恶从善，前途光明”8个大金字。这就是功德林学习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沈醉回忆，为了表达学习心得体会和暴露思想，他们每学习一篇文件，一篇重要社论，听了首长一次讲话，甚至是看过一次电影，都要写一张墙报贴到“新生园地”。写多了，有人总结出一种模式：说形势时，便是当前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读文件时，便写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学习之余，犯人们凑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故事。沈醉回忆，他们最爱讲的，是带兵打仗时如何“过五关、斩六将”，从政时又如何升官发财的得意事，“谈起来没有丝毫顾虑”。

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在功德林监狱管理员雷皓看来，国民党内部原本存在复杂的派系斗争，在功德林，这些人虽然都穿上了统一的囚服，但矛盾并未消除：正规军人蔑视特务分子，嫡系将领瞧不起杂牌将军，文官和武官之间的成见也很深，“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恰好使我们便于从中了解掌握他们的真实情况”。沈醉说，闲谈时常遇到爱“靠拢政府”的“积极分子”突然插进来，他们便会不约而同马上改口，大谈报纸上的社论或者刚发下来的文件，“等到这种人一离开，又重新漫无边际地纵谈起来。这几乎是战犯们的一种最大的乐趣”。正因为此，搞特务出身的沈醉虽未上过战场，但却对黄埔建军、消灭陈炯明、攻打惠州以及北伐时汀泗桥之役、龙潭大战，抗战时的台儿庄大捷、湘西会战等，听得烂熟。只不过，一提到国共内战，将军们个个如同关公“败走麦城”一样，都不愿多谈。比如，宋希濂平时爱背古诗，有时能一口气背出上百首，一次，当他背到后蜀王妃花蕊夫人的《述国亡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的时候，眼眶红润欲泪。因为这位曾经统领14万大军的“黄埔之光”，正好也是在四川被俘“解甲”。

特赦通知书

劳动改造郑庭笈回忆，这些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在田地中却束手无策在对被俘国民党军政人员实行“改造”的过程中，中共执行的政策是“以思想改造为主，劳动改造为辅”。除了每天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批判，他们每周要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缝纫、理发、烧开水等，“自愿报名，量力而为”。一名曾在功德林5号院上幼儿园的北京市民回忆，上世纪50年代末，幼儿园和功德林监狱只有一墙之隔，她从监狱后面经过时，常看到许多“穿黄色军服的叔叔伯伯们”在劳动，他们大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也有更老一点的，虽都穿着军装，却没有戴帽徽和领章，“许多人长相也不错，面容端庄儒雅，很像现在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通常都是面无表情的慢悠悠地劳动着，也不说话，也没有笑容”。

上世纪60年代，全国政协第一批文史专员合影：溥仪（前右二）、杜聿明（前右一）、宋希濂（后左三）、王耀武（前左一）、杨伯涛（后左二）、郑庭笈（后右一）、周振强（后左一）

1958年10月，功德林监狱管理处宣布，让犯人们自愿报名，到京郊秦城农场参加劳动。用沈醉的话说，消息传来，立刻引发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思想波动，个个都紧张而又兴奋异常，几天都没有平息下来。公安部秦城农场所在的燕山东麓，山间潺潺清流，自燕山汉白玉石湖中冒出，涓涓温润，半山腰有一处龙泉寺遗址，公安部绿化队在寺前建平房数十间，是犯人们在秦城的居所，他们从功德林到秦城，接触到青山绿水，极目碧空蓝天，栖息农村旷野，顿觉耳目一新。按照体力强弱，来到这里劳动的犯人被分成五个生产队，每队10-20余人不等，第一、二生产队承担大田作物的农活，主要栽培蔬菜；第三队负责拆作废的砖窑，垒猪圈鸡窝，被称为“建筑队”；第四队负责果树葡萄的栽种管理；第五队是象征性的半劳半休队，队员都是年迈的“老将军”，负责饲养鸡鸭。53岁的郑庭笈被编入体力较好的第一组，他回忆，这些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在田地中却束手无策。挖鱼鳞坑，要求每人每天挖一个两米方圆、一米多深的大土坑，没想到到了第三天他才挖了一个半，还算中上水平，可第四天就直不起腰了。

原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牟中珩已年过花甲，但却不服老，干起活来总要与青壮年比高低。文强说，牟中珩半边脑袋没有头发，一年四季不戴帽子，在凛冽的寒风或炎炎烈日下，只要一干活，头上就冒着一缕缕热气。作为饲养员，有一次，母猪产了一窝猪崽，牟中珩像保姆一样，几天几夜不睡觉地护理，其中一头猪崽因缺奶死了，他竟伤心得老泪纵横，还写了一份检查。

1960年10月，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被特赦的黄埔军校学生、原国民党高级将领

这一年，犯人们在秦城农场度过了第一个春节。大年三十晚上，对上床睡觉时鞋子的摆法，犯人们尤为注意：鞋尖一律朝外，因为这样第二天一下床，就可以很顺利地把鞋穿上向外面走，象征来年可以交上好运“走出去”；如果把鞋尖朝里，下地穿鞋脚尖还朝床不朝外，这等于来年还是没希望出去。巧的是，当第二年的秋天来临时，他们都看到了“走出去”的希望。分批特赦

197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向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发特赦通知书

当“特赦”两个字读出后，在场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片寂静中。忽然，传来一声尖叫：“这下好了，我可以和老婆在一起了！”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载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建国十周年之际实行特赦。刘少奇颁布的特赦令中，第一条便是：“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关押十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最先看到这一喜讯的是徐远举（原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区长，黄埔七期），他负责当天下午收工后分发报纸。徐远举一字一句地念着报纸上的内容，当“特赦”两个字读出后，在场的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片寂静中。小编微信：bugugushi

忽然，传来一声尖叫：“这下好了，我可以和老婆在一起了！”只见站在最后的宋清轩（原国民党晋陕边区挺进纵队中将司令）大叫一声后，脱掉上衣，赤膊在附近的柿子树林中狂奔乱跳，边跑边不停叫着这句话。文强回忆，听到这一喜讯后，康泽紧紧握住他的手，嘴里呢呢喃喃说不出话来，猛然一斜身，差点倒下，当晚即送进了医院急救。但由于没有公布特赦名单，患得患失的心态在犯人们的心灵深处打着秋千。郑庭笈连续几天睡不安稳，一闭眼总看见一名正颜厉色的法官站在眼前，一睁眼总不由得想自己会不会被释放，吃饭时也总发呆，几次把菜送到了鼻孔。廖耀湘（原国民党第九兵团中将司令，黄埔六期）说，那几天人睡不着觉，小便也多了起来，一夜起床六七次，“胡同里的人来来往往，我看都差不多”。对于关押在功德林的这批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共一直以“战犯”视之，但却对其“不审、不判”，而且给予相当高的礼遇。在中共宣布将实行特赦后不久，“战犯”们受邀参加建国十周年国庆观礼。

文史专员填写的稿件处理单

国庆观礼两个月后，功德林监狱礼堂，“战犯”们终于盼来了特赦大会。首批特赦的名单到这时才公布，法官唱名时一字一顿：杜聿明、王耀武、郑庭笈、宋希濂、杨伯涛、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曾扩情。十个人的名单很快念完，其中有8人出身黄埔。台下凡是没有被点到名字的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叫了声：“完了？！”被点到名的则激动不已。“我的血液好像凝固了”。郑庭笈回忆，此时此刻，在他的耳畔，黄埔军校教官的喝令、战场上枪炮的爆鸣、逃难人群的哭号、秦城农场的鸡、锄头落地的铿锵声……交织在一起，“我好像从血雨腥风中走来，蹒跚地走到荆棘小路的尽头，终于看到了康庄大道……”第一批“战犯”获释几个月后，管理处宣布，功德林所有在押人员全部迁往秦城农场关押，有人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这回总算是功德圆满了”。

上世纪60年代，宋希濂、杜聿明、溥杰、溥仪（左起）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

从1960年起自1966年“文革”前，中共又先后特赦了五批国民党“战犯”，几乎每年一次。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国民党在押人员出狱，至此，内战中被俘的国民党“战犯”全部处理完毕。特赦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罪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建国十周年之际实行特赦。刘少奇颁布的特赦令中，第一条便是：“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关押十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刊载于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