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曾布：党争“不倒翁”的“政治哲学”

宋哲宗绍圣年间，曾布以大公至正的多面形象，在与新党章惇、蔡卞、吕惠卿以及旧党诸人的政治斗争中游刃有余，在皇权面前，则竭力将自身塑造成忠贞不二之臣、孤立不党之士，在适度保持政治张力的基础上达成自身的政治目的。

多面曾布：党争“不倒翁”的“政治哲学”

文 | 罗家祥

绍圣初，无论是从言论还是从行动来看，曾布的政治态度均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给旧党以坚决打击，并努力绍述神宗政事。但没过多久，曾布的政治活动与政治态度却表现得极为矛盾和乖戾。

一方面，他力主打击元祐党人，绍述神宗政事，旧党诸人遭黜责后，他认为：“蔡确五年不移，惠卿十年止得移居住处，吴居厚十年不与知州军，此皆元祐中所起例，自可依此。”以此鼓动宋哲宗严厉惩处元祐党人。《宋史》卷319《刘奉世传》：

绍圣元年，……（刘奉世）过都入觐，欲述朋党倾邪之状。帝将听其来，曾布曰：“元祐变先朝法，无一当者，奉世有力焉，最为漏网，恐不足见。”

此记载也足可看出曾布对旧党严密防范的政治态度。又绍圣四年五月文彦博去世时，曾布对哲宗云“老而不死，终被谪命乃即世”“臣常以为背负先帝，莫如此人”，此语也不可谓不刻薄。《长编纪事本末》卷101《逐元祐党人上》：

(绍圣二年)十二月乙酉，曾布言：“文彦博、刘挚、王存、王岩叟辈，皆诋訾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网者。”惇曰：“三省已得旨编类元祐以来臣僚章疏及申请文字，密院亦合编类。”上以为然。

曾布的意思，即是将漏网者清查出来，予以治罪。是时，曾布为同知枢密院事，三省与枢密院一并编类元祐臣僚章疏之议，布实为始作俑者之一。绍圣三年四月中，曾布对宋哲宗云：“司马光之徒，内怀怨望，每事志于必改，先帝以纯臣之礼待之，而用心如此，其为背负先帝，情最可诛。”以上都足以证明，曾布对旧党打击毫不手软。

但在另一方面，曾布又往往貌似大公至正，发出与章惇等人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论调。上引材料说明，绍圣时期的编类元祐臣僚章疏，曾布实为主要策划者之一，但在另外的场合，他又说“施行元祐之人，殊无伦理”，“方今编排章疏，中外人情不安，恐难施行”，表示出与前述完全不同的态度。

绍圣四年五月，曾布又以“爱惜人材”为由，要将旧党分子孙觉、李常荐入朝廷。吕大防、刘挚南贬，曾布还曾提出要“稍徙近地”，以“感召和气”。绍圣四年十月，建议将陈瓘用为台谏或侍从官。降至元符之末，曾布则干脆直接建议哲宗引用元祐党人。

与之同时，在一些场合、尤其是与宋哲宗单独交谈时，又屡屡对章惇、蔡卞、蔡京以及新党中其他人表示不满乃至直接进行抨击。绍圣四年九月，曾布独对事，称“臣度章惇、蔡卞，必不能为陛下更修政事，进退人材”。稍后又说“与章惇、蔡卞议论不同之人，便指为异论”，攻击章、 蔡二人动辄以朋附元祐党人之名排斥异己。又据《长编》卷498元符二年五月癸酉条：

布曰：“陛下睿明天纵，士类之福。若以一言之差，便废一人，则何可胜废?章惇实有此议论，如与司马光争免役事，为天下所称，然其言亦未尝以免役为是，但云当徐议改更，不当暴废尔!”

上云：“方泽诚可罪，只是惇门下人，故主张他。”

布曰：“泽本惠卿亲党，然惇于惠卿亲党过于己亲党，无不主张者。”

上曰：“何故?”

布曰：“此陛下所素知，惠卿作执政时，惇乃门下士……”

以上的事实表明，随着元祐旧党被贬逐殆尽，曾布与章惇、蔡卞、吕惠卿等人之间也逐渐产生了严重的分裂。在与哲宗的对话中，曾布则隐伏着深刻的言外之意。元符二年二月，曾布还对哲宗云：“章惇、蔡卞施行元祐人，众论皆以为过当，然此岂为诋訾先朝，大抵多报私怨耳！”这里，曾布则完全将自己置于新党之外，俨然以中立不党之面目对章惇、蔡卞进行指责。

曾布的这些矛盾表现，招来了后世的不同评价。如缪荃孙认为“其论至公”，“较之惇、卞之徒，究属天良未昧”，给予一定程度的好评；而另则有人认为“绍圣初，元祐党祸起，布知公论所在，故对上之语，多持两端”，意在说明其恶不减章、蔡，只是善于文饰，城府更深。如何正确地评价曾布，不仅涉及到曾布个人的功过是非，而且还涉及一系列事件的性质判断。

笔者认为，在曾布的政治活动中，始终贯穿着其一套独创的官场哲学，即在君臣之间、同僚之间，始终适度地保持一定的政治张力，并不断地随政治环境的变化加以调整，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兼而达到个人政治上的目的。他的所有矛盾表现，都是由此而产生的。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中，曾布之弟曾肇曾给时为宰相的曾布修书一封，信中首先肯定了“兄与惇、卞异趋，众所周知”的事实，要求他引用善人（按指元祐党人），扶助正道，并指出如若不然，“曾氏之祸”将不可逃。曾布在复信中谈了对当时局势的看法，并告知自己何以能在政局迭变、朋党相倾的复杂形势中成为不倒翁的奥秘：

自熙宁立朝，以至今日，时事屡变，惟其不雷同熙宁、元丰之人，故免元祐之祸；惟其不附会元祐，故免绍圣之中伤，坐视两党之人反复受祸，而独泰然自若，真自处亦必粗有义理，以至处今风波之中，毅然自立……元祐及惇、卞之党，亦何能加祸于我哉!恐未至贻家族之祸，为祖宗之辱，而累及亲友也。

曾布这一篇不可多得的道白，为我们通过现象了解曾布其人，了解当时的仕风，不啻提供了一把钥匙。曾布所说的处乱世而不败的“义理”，即是那一套官场哲学、为官之道。由于遵循了这一套“义理”和官场哲学，因此，曾布力主打击元祐党人，却又在打击的程度和方式上提出不同意见；力主绍述神宗政事，却又保留因时“损益”的观点；无数次在哲宗面前巧言诋毁章惇等人，离间章惇与哲宗之间的关系，却又时或对章惇有一两句公道之语。

曾布力主“绍述”和打击旧党，是为了迎合哲宗，得到重用；而在其间所发的异论，则是为日后的“毅然而立”作准备。我们固然不能抹煞曾布的某些“公允”言行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必须看到，曾布这些行为的根本目的，只不过是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无所党同、无所依附的中正不倚之士，“坐视两党之人反复受祸，而独泰然自若”而已!

“中正不倚”只是相对于新、旧两党而言，而对于皇权，曾布却是挖空心思委身于斯、竭力效忠的。曾布深知君臣相处之三味，故而处心积虑要使哲宗相信他是忠贞不贰之臣，孤立不党之士，试看曾布与哲宗的如下一段对话：

上曰：“大臣所见，岂可不言? 言之何害?”

布曰：“臣每蒙陛下开纳如此，益不敢循默，然愿陛下更赐采纳。臣自初秉政，即尝奏陈以谓先帝听用王安石，近世罕比，然当时大臣，异论者不一，终不斥逐者，盖恐上下之人与安石为一，则人主于民事有所不得闻矣，此何可忽也。”

上曰：“冯京辈皆是。”

布曰：“非独京辈，先帝曾谕臣：王珪虽不言，亦未必不腹诽也。今三省无一人敢与惇、卞异论者。”

在以上对话中，他反复告诫哲宗“以先帝御安石之术为意”。向哲宗进此君人南面之术，无疑是曾布委身于哲宗的最佳方式，此种方式可谓一举三得：可获得哲宗的充分依赖；可以客观上收到离间哲宗与惇、卞关系之效；可为自己仕途的进一步通显打下基础。曾布的这种用意极为明显。

曾布既然想要扮演这样一个角色，那么他也就必然在新党内部寻找矛盾，偶尔制造矛盾而与其他新党官员处于若即若离，甚至敌对状态。至哲宗去世，曾布与章惇之间的矛盾终于发展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

据曾布自己的记载，向太后垂帘之后，他曾与向太后论及章惇数事，认为：“今日事不成，惇与(梁)从政皆怀家族之忧，惇为首相从政握亲兵，内怀反侧，但无能为尔！”曾布此语的用意异常卑劣。“今日事不成”，系指章惇曾反对立端王赵佶为帝而未成功；“内怀反侧”，即是认为章惇有不臣之心。曾布能以此中伤、谄诬章惇，可以看出，二人之间的冲突已是异常尖锐、激烈。曾布与蔡京、蔡卞之间的关系，也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所以向太后垂帘之后，他一再要求将蔡京、蔡卞逐出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