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被暗杀的3位解放军高级将领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在28年的革命斗争期间，我军很多高级将领为了革命不幸牺牲。比如被评为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的叶挺、左权、段德昌、许继慎、黄公略、曾中生、刘志丹等人，无一不是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的高级将领。他们的离去，是革命的重大损失。

我们都知道，打仗就会有牺牲。因此对于这些牺牲的高级将领，人们在惋惜之余，也还能接受。但你知道吗，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有少数高级将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倒在战场上，而是死于敌特的暗杀。这就让人在痛心之余，更加感到惋惜和愤慨。这些高级将领是谁，他们又是怎样在和平年代倒在敌人的枪口之下的呢？

被反革命分子报复杀害的黄祖炎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被暗杀的高级将领，是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

黄祖炎生于1908年，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江西苏区坚持斗争，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在此期间，他的父亲、母亲和两个弟弟先后牺牲，但黄祖炎的革命意志丝毫没有动摇，继续指挥部队与敌人浴血奋战，多次粉碎敌人的重兵围剿，逐渐成长为红军的优秀军事将领。

1933 年春，时任红军二十八纵队政委的黄祖炎，被组织上调到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身边担任秘书。

此时的中央苏区，正在“王明路线”的影响下推行左倾盲动主义，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不得不与贺子珍一起搬到云石山，住在一座庙里。

虽然遭到排挤，但毛泽东仍然关心红军的生死存亡。搬到云石山没几天，毛泽东便带着黄祖炎，来到离瑞金180里的于都，指导赣南省委工作。

于都是赣南一座小县城，毛泽东来了之后，住进了北门外一处叫何屋的院子。黄祖炎始终不离左右，精心照顾毛泽东，并帮助毛泽东整理出了《寻邬调查》这篇长篇调查报告。

由于操劳过度，毛泽东不幸染上了疟疾，整日高烧不退。黄祖炎心中特别着急，于是联系上赣南省委，准备将红军医院的医生陈炳辉请来替毛泽东治疗。

可他的这个想法却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认为，现在部队很需要医生，红军医院的医生本就不够用，怎么能为了自己一个人，让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围着自己转呢？

黄祖炎知道毛泽东的脾气，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从中央红色医务学校毕业生中，挑选了一位名叫钟福昌的学员来到于都，替毛泽东治病。

钟福昌是一位刚从医务学校训练结业的年轻人，治病的经验不足，虽然想尽了办法，但毛泽东的烧始终退不下来。

见毛泽东仍始终高烧不退，鼻孔里呼出的气都热得烫手，黄祖炎知道再拖下去毛泽东会有生命危险，于是连夜骑马赶回瑞金，向中央报告毛泽东的病情。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的病情后，当即决定派红军中医术最高明的傅连璋尽快赶到于都，替毛泽东治疗。黄祖炎顾不得疲惫，又陪着傅连璋还一路策马飞驰赶到于都，将毛泽东从死神的手里夺了回来。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两年多后，黄祖炎被组织上调到总政治部工作。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亲自点名，让黄祖炎担任中央长江局高干训练班主任，协助陈毅等人组建新四军。

新四军成立后，黄祖炎任四师副政委，带领四师在苏皖抗日前线，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解放战争中，黄祖炎一直战斗在最前线。1946年，他率部参加了宿北战役，全歼由宿迁北犯的国民党军整编第69师师部及3个半旅共2.1万余人，取得了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推动了华东战局的发展。

1950年3月，黄祖炎调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由于工作过度劳累，黄祖炎的肺炎老毛病又犯了，经常吐血，但仍然坚持带病工作。他总是对身边的同志说：“现在建国不久，我们的任务很重，身体受点损失没关系，完成党的任务是首要的！”

1951年3月13日，山东军区文化部召开了一次文化工作座谈会。谁也没有想到，主持会议的黄祖炎，居然被混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王聚民用枪刺杀了！

这个王聚民时任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此人出生于地主家庭，1941年混入我党，因土改中其父遭到群众批斗心生不满，遂做出刺杀黄祖炎的行凶报复之举。

黄祖炎被刺杀一事，也惊动了中央。毛泽东在一个月内三次指示，要求全党警惕反革命分子的报复行为，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

1952年10月，毛泽东在赴山东考察工作时，还专门去了黄祖炎的墓地，看望了自己当年的这位老部下。在黄祖炎的墓地，毛泽东感慨地对陪同的许世友说：“祖炎是个难得的人才，能文能武，而且为人忠诚，品质好，办事认真。他有很强的组织观念，工作兢兢业业，从未出现过差错。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同志团结友爱，我很怀念他！”

被落后战士暗杀的第三十一军副军长李发

1957年3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一军副军长李发，在去某团三营检查军训准备工作的时候，被三营一名叫做凌发凤的士兵刺杀。事后，凌发凤用事先准备好的手榴弹自杀身亡。

李发是安徽六安人，殁年仅有44岁。他1929年加入红军，1931年入党，参加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屡立战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一位极为年轻的开国将领。

事件发生后，毛主席极为震怒：一位开国少将竟然在自己的部下手下丧生，这怎么可能？于是决定派开国大将谭政亲自带队前往福建，揭开这个谜团。可谭政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凌发凤参加过特务组织，或受特务组织指使的证据。而且这个凌发凤出身贫农，也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他行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经过认真调查和冷静的分析之后，调查组初步断定，这是由于部队内部矛盾得不到正确的处理，转化而成的一起反革命行凶报复案件。

凌发凤是广东平远县人，入伍后表现不是很好，他所在的营领导对他采取的不是说服教育，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惩罚的手段，想改掉凌发凤身上的小毛病。比如规定凌发凤只要离开营房，都要经过批准，甚至连出大小便要班长批准，并派人监视。同时还告诉其他新兵不要同凌发凤说话，去孤立凌发凤。

这些不适当的措施，使凌发凤感到在部队受到了莫大的歧视，心里也种下了对领导不满的种子。

1957年2月，凌发凤腿上生了个疮，无法参加训练，因此向排长请假。可排长却讥讽他说：“这算什么病”?因而没有批准。训练中，凌发凤因腿上的疮很疼，在拉练中摔倒在地，排长不仅没有对他进行安慰，而是斥责他训练态度不好，威胁说要关他的禁闭。

当天晚上，连长来到凌发凤所在的排检查，听排长汇报了凌发凤的表现后，也没有询问清楚原因，便将凌发凤批评了一通。凌发凤虽然嘴上没说，但却下了决心，一定要实施报复。

不久后，第三十一军副军长李发李发少将来到凌发凤所在的营视察工作，凌发凤感到出机的机会来了，于是在李发检阅士兵时，从背后向李发开了三枪，将李发少将当场刺杀。随后凌发凤，引爆手榴弹自杀。

事后，谭政大将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该案件反映出思想工作的薄弱，对战士的思想情况不能及时了解，对个别战士身上存在的缺点和实际困难，也没有给以同志式的关怀，最终导致了这一惨剧的发生。这份调查结果，后来也以《李发将军被害事件的教训》为题，刊登在了1957年第119期《八一杂志》上。

从那以后，我军在部队管理方式、训练方式上都进行了改革，要求各级领导都要关心下级的思想政治状况，体现出同志式的关怀。

被落后分子暗杀的开国中将

1970年，云南昆明又发生了开国中将谭甫仁夫妇被刺杀的一起恶性事件。

谭甫仁是广东仁化人，是一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革命，参加过五次反围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后曾任武汉军区第二政委、昆明军区政委等职，1955年授中将衔，是我军一位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

1970年12月17日凌晨，昆明军区大院42 号楼里，突然传出了几声刺耳的枪声。几分钟后，值班的党委办公室秘书邹贤玉接到谭甫仁的警卫员李洪亮打来的电话：谭政委被人枪杀了！

凌晨五点半左右，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王克学第一个赶到现场。只见谭甫仁和夫人王里岩两人倒躺血泊中，早已没有了生命体征。事后查明，谭甫仁身中3枪，一枪打在腹部，一枪打在手臂，一枪打在头上，当场丧生。

早上六时许，昆明军区将这一噩耗报告给了党中央。周恩来当即指示成立专案小组，抓紧时间破案！

虽然昆明军区严密封锁案情，但各种小道消息仍然不胫而走，这也让专案组的同志们倍感压力。

在调查中，专案组获得了一个线索：五点多的时候，清洁工马苏红曾看到一个身穿军装、个头 1.8米左右的中年男人，朝42号楼跑去，没过多久就听见几声令人心惊肉跳的枪响。由此可以断定，凶手非常熟悉 42 号院和整个军区大院的环境，极有可能是军区大院内部的人。

案件发生后，军区保卫部副部长王庆和马上来到枪械库检查，发现锁在保险柜中的五九式手枪少了两支。奇怪的是，保密室的门窗没有撬动痕迹，保险柜的暗锁也完好无损，显然盗走手枪的是内部的人。

公安部的刑侦专家通过目击者马苏红的回忆，很快画出了一幅凶手的摹拟画像。画像出来后，军区保卫部的同志们都感觉画像中的人很面熟，很像是保卫部副科长王自正！

这个王自正是解放军进军大西南途中参军的。据他自称自己是河南人，全家都被地主老财逼死了，是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参军后，王自正作战比较勇敢，因此赢得了组织的信任，没两年便入党提干，并在云南解放后担任了昆明军区后勤部保卫科副科长。

谭甫仁被刺前不久，昆明军区收到一份检举信，说王自正原名王志政，原是军统河南站的一个特务头目，在当地杀害过很多干部群众。1949年，王志政改名王自正，混入我军内部。军区政治部对此很是重视，经谭甫仁批准，决定对王自正实行隔离审查。

得到这个线索后，专案组立即来到王自正的宿舍核实。见到专案组的同志后，王自正要求先上个厕所，得到了同意。

几分钟后，王自正捂着肚子返回房间。见专案组的两位同志仍在房间等着自己，于是从腰中掏出两把手枪，对着专案组的两位同志连开两枪。专案组一位同志被子弹击中，应声倒在了地上；另一位同志马上冲出房门，边跑边喊：“快来人哪，王自正行凶了！”

听到这位同志的喊叫，军区警卫班的战士立即朝王自正所在的宿舍楼冲了过来。王自正见走投无路，于是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当场身亡。

王自正死后，专案组从他身上搜出两支五九式手枪，正是保卫部被盗的两支手枪。经弹道对比，证明这两支枪正是杀害谭甫仁夫妇的凶器。

虽然王自正畏罪自杀，但专案组经过细致的工作，还是还原了王自正的作案过程：
1970年12月17日凌晨4时左右，王自正潜入军区保卫部，窃得两支手枪和20发子弹，然后潜到谭甫仁夫妇居住的42号楼外。由于当时值勤的战士擅自离岗睡觉，因此王自正得以顺利潜入了42号楼。

进入42号楼后，王自正就直奔谭甫仁夫妇的卧室。睡梦中的王里岩被惊醒，但王自正发现当晚谭甫仁没有在卧室休息，于是向王里岩逼问谭甫仁的下落。

王里岩为了保护丈夫，拒绝透露谭甫仁的行踪。恼羞成怒的王自正用手枪顶住王里岩的额头扣动扳机，王里岩当场死亡。

当晚谭甫仁住在二楼的书房内，听到枪声后，便冲下楼查看。一边下楼，谭甫仁一边喊着警卫员的名字。王自正听到谭甫仁的喊话声，于是冲着谭甫仁连开了两枪。由于紧张，这两枪全都打偏了，并没有击中谭甫仁。

谭甫仁见是王自正在行凶，于是朝王自正冲了过来，想夺下王自正手中的枪。这在这时，王自正又朝着谭甫仁开了两枪，一枪打在谭甫仁的腹部，另一枪则击中了谭甫仁的右臂，谭甫仁中弹后，身体慢慢倒了下去。王自正仍然不肯罢休，冲到谭甫仁的身边，冲着谭甫仁的前胸又开了一枪，将这位身经百战的我军高级将领当场射杀。

杀害谭甫仁后，王自正一不做二不休，还想去杀掉与自己有矛盾的保卫部陈汉中科长。所幸当天陈汉中不在家中，这才躲过一劫。随后王自正又悄悄然返回宿舍，像没事人一样睡到了床上，直到专案组找上门来，这才知道事情败露，负隅顽强了一会后，走投无路的他不得不开枪自杀。

谭甫仁的死，让毛泽东惋惜不已。因为从井冈山时期开始，谭甫仁便是毛泽东的爱将，毛泽东还曾为这位爱将写过一首流芳百世的诗词。

那是1928年的8月30日，国民党军4个团向井冈山扑来，妄图一举消灭红军。红军顽强抵抗，但敌人实在太多，仍然一窝蜂地朝黄洋界阵地冲了过来。

危急关头，时任红12军36师108团政委的谭甫仁，想起在上次茨坪战斗中曾缴获过敌人一门迫击炮和三发炮弹，马上让人把炮抬上阵地。由于这是红军头一次使用这种迫击炮，炮手打出的前两颗炮弹都偏离了目标，谭甫仁一看便急了，亲自上阵，将最后一发炮弹装入迫击炮，仔细瞄准后开炮，炮弹不偏不倚落入敌军的指挥所，将敌人的指挥所炸上了天。接着谭甫仁和团长朱云卿趁机带着红军来了个冲锋，群龙无首的敌人很快被打得落花流水，连滚带爬地逃下了黄洋界。

这一仗之后，毛泽东写下了一首词，纪念这场战斗：“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这首词后来家喻户晓，可很少有人知道，制造“炮声隆”的谭甫仁没有死在战场，却死在了混进我军特务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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