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藏族同胞去世，我要求开追悼会，他们却说习俗形式走完了

打麦时节

张世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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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民鱼水情(上)

司务长刚走，我就看到供销社代销店售货员塔钦同志背着个大背篓从外边回来了，他那进货背篓里边装了不少牙膏牙刷毛巾肥皂等日用品。我猛然想起元旦前我连(二十余名在我连锻炼的军校女学员)的女兵负责同志时述凤曾委托我帮她买一对手电筒用的一号干电池，说是给女同志夜间上厕所照明时共同用的。当时物资供应很缺，军人服务社没有货。我认为这件“小事”并不小，是件急需解决的事，可一时还未想到办法。

这时我急问塔钦有没有一号干电池，塔钦有点为难的说总共才分配他代销店四对，按规定要供给工作或生活上急需的人，还没向社长汇报……我向他恳求地解释说:“不是我用，是我连接收了二十多名女大学生在锻炼，夜间解手要到宿舍外约三十多米远的公共厕所，她们都是两人一同入厕，公用负责同志的那支手电筒，现在电池里蓄电量已经消耗待尽，灯光微弱泛红。我们当连首长应尽力解决，保证她们安全……”塔钦听到这里，决心为我们解决一对电池。我表示很感谢塔钦，急忙拿上电池追上司务长，让他带回去交给她们，我很高兴地觉得自己完成一件很应该做的事。

当我快步返回到独立家屋门口，就见公社副社长丹增姑娘带着一名中年妇女急匆匆赶来，一见我就急喊:“连长啦！有个紧急病人……”那妇女急比划着说:“小肚子疼，小肚子疼……”说话间已有两个青年用椅子抬着一个中年男子来了。我一看这阵势，马上叫曲达干事和翟玉顺班长帮着快抬病号到团卫生队。

约一小时后那两个青年回来了，肩扛椅子的青年用半生不熟的汉话告诉我团卫生队已用救护车把病号急送往驻北郊的军区总医院，曲达、翟玉顺、丹增与病人家属都一同前往了，这时我心里感到轻松了许多。可是我等了一下午又一晚上都没见送病号的人回来，心里很着急。那时没电话打，没法询问。

次日早晨八点多钟丹增回来了，她是走了二十多里路回来的，神情非常疲惫，她告诉我病人患的是肠梗阻，因找解放军治病太晚，贻误了最佳救治时间，虽然她和翟玉顺、曲达三人的血形正巧都与患者血型匹配，每人为其输血200毫升，也未能挽回病人生命。接着她向我恳求说:“能否借个(汽)车，把屍体拉回来？”这时曲达、翟玉顺也赶回来了。我忙说:“你们一夜未眠，都赶快休息，我回团里找后勤首长派车。”这时公社党支部书记旺杰、公社社长朗色都来了，并要和我同去借车赴北郊总医院。我临走时嘟囔说:“油料再缺我也要软磨硬磨让后勤派汽车去，不能让群众赶牛车去拉。”曲达小声说:“这是关键时候的拥政爱民表现，平时的节日来了，军人帮群众打扫院子、挑水那表面活有啥意思。”

到后勤处很顺利，首长派了一辆嘎斯车，社长、书记乘车去了。我回到连部向连长汇报了情况，又到伙房找到给养员要了经特批的三听一公斤重的红烧猪肉罐头，带回独立家屋给三个献血的人每人一听补养身体。他们打开罐头吃的时候，我顺便问丹增:“人埋啥地方呀？”丹增回答说:“我们这里不埋……”她一句话没说完，我猛然想起藏族是天葬，这知识早听人说过，电影上也看到过，怎么事到临头就忘光了呐？”

当晚我见到已经运屍回来的社长时，我问什么时候开追悼会，他解释说按藏族习俗各种形式都已走完，就不必开追悼会了。我说:“在《为人民服务》里教导我们说‘村上的人死了，开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这不开追悼会不符合伟人的教导……”站一旁当翻译的曲达没把我的话翻译给社长听，就向我说:“藏族当地习俗形式走完了，哀思都已寄托了，亲友邻里都会帮忙处理后事，本身已经很团结了，不必再专门搞那个藏族群众尚不太习惯的形式。”我很尊重藏族同志曲达干事的意见，即表示同意不开追悼会。

次日清晨我和翟玉顺站在独立家屋门口看着村民们用一扇门板将死者躯体抬上高高的神山，当人们登至半山腰时就发现天空有一群雄鹰在围着山顶盘旋飞翔，啊！它们是上苍派来的使者，是要把逝者带回天堂！

这是我唯一一次亲眼见到的天葬仪式，只是距离远了点。

（未完待续）

（本文插图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张世连：1942年3月生于西安，1958年12月入伍。1961年9月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侦察学校，1964年7月毕业分配至西藏军区炮兵独立308团指挥连历任气象站长、副连长。后调入四川省苍溪县武装部任参谋。1985年3月转业到洛阳市工作，2002年3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