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法特的错误，造成了巴勒斯坦的苦难，中国数十年前曾劝告未果

近期巴以冲突再次升级,战火蔓延,巴勒斯坦民众再度陷入苦难。

追根溯源,除了错综复杂的历史宿怨,巴勒斯坦前领导人阿拉法特当年的一些错误决策,也埋下了祸根。

而中国领导人曾经高瞻远瞩地给出劝告,只是未被采纳。

今天让我们用历史的视角来审视阿拉法特的功过是非,以史为鉴,希望巴勒斯坦早日实现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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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错误估计形势,激进对抗以色列

阿拉法特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巴勒斯坦的民族独立运动,毕生致力于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通过两次中东战争大幅扩张领土,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占领，大量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

为了收复失地,重建家园,阿拉法特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战友于1959年创建了"法塔赫"武装,开始组织反抗以色列的游击队。

1964年5月,阿拉法特参与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成为其军事部门"巴勒斯坦解放军"的总司令。

在他的领导下,巴解组织逐渐发展成为一支独立于阿拉伯国家之外的巴勒斯坦武装力量。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巴解组织转移到约旦,号召巴勒斯坦难民开展游击战。

但当时以色列军事力量远胜于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游击队。

阿拉法特的武装在约旦和以色列边境频繁实施渗透和袭击,但收效甚微,反遭以色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报复。

1970年"黑色九月"事件中,约旦军队与巴解组织军事力量发生流血冲突,迫使巴解组织撤离约旦,转移到黎巴嫩，黎巴嫩内战爆发后,巴解组织卷入其中,与以色列支持的黎巴嫩基督教民兵激烈交火,双方伤亡惨重。

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阿拉法特起初秉持相对激进的观点。

他认为,必须用武力将以色列赶出所有被占领土,建立一个地跨约旦河两岸、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

为此,巴解组织1968年通过《国民宪章》,明确提出要消灭以色列,建立一个"世俗、民主的巴勒斯坦国"。

当时阿拉法特的这一主张,确实符合当时巴勒斯坦民众的民族诉求,但由于过于理想化,实际上难以在短期内实现。

当时的巴勒斯坦在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仍处于劣势,内部也尚未完全统一。

而以色列在美国等大国的支持下,在中东地区具有明显的军事优势。

以阿力量对比悬殊,巴勒斯坦很难通过局部游击战迫使以色列让步。

1964年,阿拉法特作为巴解组织和法塔赫的代表首次访问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双方就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以及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前景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周恩来总理向阿拉法特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

他指出,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要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及时调整策略,把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等结合起来。

关于建国问题,周总理也给出了真诚的建议。

他提到,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可以先以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为阶段性目标。

在此基础上,再通过谈判等和平方式逐步解决与以色列的争议和矛盾。

这些建议对阿拉法特触动很大，回国后他在组织内多次传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指示精神,号召学习中国革命的斗争经验。

遗憾的是,阿拉法特并未完全采纳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性建议,仍坚持通过武装斗争实现"以武换土"的理想，竟然把“精髓”给丢了。

“武装夺取政权”中，“武装”其实只是一种手段，“政权”才是目的。

巴勒斯坦问题在国际社会的重视程度上升,客观上也要求巴解组织调整策略路线。

1974年,阿拉法特首次以巴勒斯坦人民代表的身份在联大发言,标志着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和支持。

从70年代末起,阿拉法特逐渐接受"两国方案",主张在1967年以色列占领区建立巴勒斯坦国,并于1988年正式宣布建国。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初具规模,国际地位明显提高。

这表明,阿拉法特及巴解组织将工作重心从单纯的武装斗争转移到政治和外交领域。

然而,此时巴勒斯坦在谈判中的筹码已大为削弱。

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占领多年,建立了众多犹太人定居点，阿拉伯国家在与以色列的战争中节节败退,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力度也在减弱。

而美国等域外大国,更多地偏袒以色列。

种种因素叠加,客观上延缓了巴勒斯坦的建国进程。

二、行事残忍出格,严重损害国际形象

其实阿拉法特是一位天生的政治领袖,有着过人的魄力和领导力。

他能够凝聚民心,让处于困境中的巴勒斯坦人看到希望。

阿拉法特风趣幽默,平易近人,深受群众爱戴。

他常穿着简朴,关心巴勒斯坦民众的疾苦。

然而,在行事风格上,阿拉法特却有很大争议。

为了实现巴勒斯坦的民族独立和解放,阿拉法特不惜采取一些极端甚至是残忍的手段，这使他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变得十分复杂和矛盾。

20世纪60-70年代,巴解组织及其下属的一些激进团体多次策划实施劫持客机、绑架人质等恐怖主义行动,向以色列施压,引起轩然大波。

1968-1970年,巴勒斯坦游击队共劫持民航客机28架次,其中最著名的是"黎嫩"号客机事件。

1968年7月23日,一架从意大利罗马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黎嫩"号客机在飞行途中遭到劫持。

3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持枪闯入驾驶舱,挟持机组人员,强迫飞机改航并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废弃机场降落。

他们扣押了机上12名以色列乘客作为人质,要挟以方释放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

这起劫机事件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谴责,给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矛盾火上浇油。

虽然人质最终获释,但"黎嫩号"客机却被劫机者当场炸毁。

以色列誓言要对此事进行报复,两天后,以战机空袭贝鲁特国际机场,摧毁13架黎巴嫩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民航客机。

1970年9月6日-9日,巴勒斯坦游击队接连劫持了美国泛美、英国BOAC和瑞士Swissair等航空公司的4架客机,迫使其中3架降落在约旦的一个废弃机场。

这是巴解组织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劫机行动,共有400多名人质被扣押。

巴勒斯坦人再次提出交换在押人质的要求。

约旦国王侯赛因对巴勒斯坦武装的这种行径忍无可忍。

约旦军队奉命对巴勒斯坦游击队采取军事打击,双方激战9天,造成数千人伤亡，侯赛因最终逼迫巴解组织撤出约旦。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黑色九月"事件。

阿拉法特虽然声称反对劫机行为,但并未采取有力行动制止这类事件的发生。

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活动的另一个恶性事件是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袭击事件。

当年9月5日凌晨,8名巴勒斯坦"黑色九月"组织成员持枪闯入以色列奥运代表团驻地,打死2名运动员,劫持另外9人作为人质,要求以色列释放200多名被捕的巴勒斯坦人。

西德警方与恐怖分子在米滕瓦尔德机场展开持续数小时的谈判和周旋。

但最终谈判破裂,双方发生激烈枪战。

恐怖分子将人质集中射杀,又在直升机上引爆了炸药。

这起惨案共造成11名以色列人丧生,其中包括1名教练和9名运动员。

慕尼黑奥运村上空笼罩着死亡的阴霾。

慕尼黑惨案令全世界为之震惊,人们纷纷谴责巴勒斯坦的滔天罪行,将其定性为骇人听闻的恐怖主义行径,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亵渎。

对于阿拉法特来说,这是一个重大打击。

他试图为巴勒斯坦武装开脱,声称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不能将个别极端组织的行为等同于巴勒斯坦民族。

但大量证据表明,这些极端组织隶属于巴解组织,受阿拉法特节制。

阿拉法特对他们的恐怖活动持默许甚至纵容态度,难辞其咎。

1974年,阿拉法特首次以巴勒斯坦人民代表身份在联大发言,阐明巴勒斯坦问题的来龙去脉。

他表示,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是正义的,号召国际社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

这次发言赢得了广泛同情,提升了巴勒斯坦的国际地位。

但阿拉法特身上的恐怖主义标签并未完全摘掉。

中国领导人对于阿拉法特的行事作风十分关切。

1964年阿拉法特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与他进行了长时间亲切友好的交谈。

周总理肯定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同时也委婉地提醒阿拉法特,在斗争中要讲求策略和方式方法。

借用毛泽东主席的一段话说,就是“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即使是暂时的、局部的、附带条件的也要尽量争取。要孤立敌人,不要孤立自己。”

事实上，周总理希望阿拉法特在斗争中要注意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理解和支持,而不是成为众矢之的，毕竟中国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遗憾的是,阿拉法特虽然认真聆听了周总理的教诲,但并未从根本上实践。

在他的默许和纵容下,巴解组织内部的一些激进团体继续从事类似的暴力恐怖活动。

这无疑激怒了以色列,对巴以矛盾的解决很不利。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采取的打压报复手段也愈发残酷,甚至对平民实施"集体惩罚"。

仅1982年一年,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就造成1.9万多名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伤亡。

悲剧的巴勒斯坦母亲哀悼死去的孩子,成为那个年代的特写。

客观地说,阿拉法特之所以会使用过激手段,既有其性格和理念的原因,也有巴以力量对比悬殊的现实因素。

在当时,巴勒斯坦处于事实上的无国家状态,常规军事力量远逊于以色列,游击战和暴力袭击在一段时期内成为巴勒斯坦武装对抗以色列的主要手段。

但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来看,即便是民族解放斗争,也应避免伤及无辜。

劫持客机、杀害人质等滥杀无辜平民的行径,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反而会成为以色列打击报复的口实。

阿拉法特的做法虽然迎合了一些巴勒斯坦民众的复仇心理,却无益于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

三、错误决策的沉重代价

阿拉法特在关键问题上的错误判断和激进作风,让巴勒斯坦人民付出了惨重代价。

他们流离失所,长期陷于战乱和贫困。

目前约有150万巴勒斯坦人生活在狭小的加沙地带,这里人口密集,资源匮乏,以色列还不时实施封锁和军事打击。

许多巴勒斯坦儿童每天在炮火和废墟中长大,他们的童年被战争夺走。

加沙难民营里的小男孩艾哈迈德,每天放学的路上都要绕过累累弹坑。

艾哈迈德跟记者说,"如果我的家乡不再打仗,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去一趟海边看日出"。

然而,停火协议年年签署,战火却从未停歇,和平与希望离巴勒斯坦人民太远了。

以色列的打压报复手段也日趋残酷。

以色列军队经常突入巴勒斯坦城镇,逮捕"嫌疑人",抓捕行动常常演变为流血事件。

被害最惨的是手无寸铁的妇孺，死伤惨烈的景象每天都在上演。

无辜平民的鲜血,将巴以仇恨的天平压得更低。

如果当年阿拉法特能像中国领导人建议的那样,先建立一个主权国家,再去争取巴勒斯坦人的所有合理权利,也许今天的局面会很不一样,至少不会陷入如此恶性循环，巴勒斯坦的悲剧也给世界各国殷鉴不远。

阿拉法特于2004年11月去世,享年75岁。

这位争议性的政治人物,曾7次死里逃生,1994年还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他一生的功过是非至今仍是认知分歧的焦点。

无疑,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的开拓者。

早在二战后,阿拉伯国家还将巴勒斯坦视为"远亲",而阿拉法特即高举民族大义,毕生追求巴勒斯坦的独立和尊严。

在他坚韧不拔的努力下,世界开始关注巴勒斯坦问题,巴解组织获得合法地位,巴勒斯坦政权初具雏形。

一个困苦流离的民族重新找到了希望。

阿拉法特也曾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政治智慧和胸襟。

在奥斯陆和谈中,阿拉法特放弃"以武换土"的主张,选择与以色列和解。

巴以冲突一度出现转机，只是这一进程未能持续。

今天看来,阿拉法特早年的一些错误决定和极端做法,加剧了巴以矛盾,让双方都陷入复仇的泥潭,埋下祸根。

当年如果他能虚心听从中国等国的建议,或许能避免更多流血牺牲,让巴勒斯坦人民早日过上安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