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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国务院原副总理,曾被毛主席点名批评,死后天安门下半旗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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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年代中期,党中央为提振农业生产力、增加粮食产量,决定效仿苏联搞“农业集体化”,成立“合作社”、“生产队”,集体耕作、劳动,充分发挥新中国的制度优势,尽可能快的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任务。



不久之后,“农业集体化”政策开始在河北、河南搞试点,并很快取得了不俗的效果,粮食产量获得显著提高。党中央为此大受鼓舞,于是立即向全国推广该政策,但一些有主见的农民不想搞“集体化”,拒绝参加“合作社”、“生产队”,这导致“集体化”政策难以继续推行下去,甚至还引发了干部和老百姓之间的冲突,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分管农业建设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同志听闻此事后,专门下到基层调研,广泛征询了一些农民的意见,并将其汇总成报告递交给党中央。邓子恢认为推行农业“集体化”应该因地制宜,既要考虑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貌,也要充分尊重农民意见,给予农民一定的自主选择权,不能搞“一刀切”除此之外,邓子恢还建议确立“生产责任制”,将“集体化”与“包产到户”结合起来,这样既能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也充分尊重了小农经济的现状,可谓一举两得。



但让邓子恢万万没想到的是,毛主席却坚决反对他的建议,主席认为眼下只有“集体化”才最符合当下的国情,最能推动国家发展,此时所有中国人都应该同舟共济,摒弃“个人主义”,全身心的投入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后,毛主席还点名批评了邓子恢,称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太过犹豫,已经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无奈之下,邓子恢只得低头道歉、检讨。

时间来到1961年,农业“集体化”政策已然在中国落地生根,原有的“合作社”、“生产队”纷纷升级为“人民公社”,农民们的劳动力更加集中,但劳动成果却并没有获得增长,有些地方成立了人民公社之后,粮食产量反而连年下降,老百姓只能靠政府的救济粮过日子。



邓子恢认为,这是“集体化”限制了农民主观能动性的表现,要想改善这一状况,就必须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并适当调低农业税,给老百姓“让利”。少奇同志、邓公也同意邓子恢的意见,于是三人便在1962年的党代会上联名给党中央写信,请求中止农业“集体化”政策,对现有农业体制进行改革。

结果却再度遭到毛主席批驳,主席认为如果搞“包产到户”,一定会导致土地兼并,届时地主和剥削阶级将会卷土重来,老百姓将再度遭受压迫和欺凌!随后,其他同志也陆续发表了针对邓子恢的反对意见,邓子恢一时成了众矢之的,接连受到指责和批评,最终,迫于政治上的压力,他主动辞去了副总理的职务,转往闲散单位工作。



动荡时期,邓子恢受到严重冲击,居心叵测者污蔑他是所谓的“右派头子”,经常将他拉到公众场合批斗。邓子恢是一个很有原则的同志,他拒绝向居心叵测者屈服,更不会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1968年,在一次中央扩大会议上,康生突然当着所有同志的面向邓子恢“发难”,邓子恢见状马上出言为自己辩驳,逐一回击了康生的不实指控,最终将康生驳得哑口无言。

眼看会议的气氛愈发尴尬、微妙,毛主席突然站出来打圆场,为邓子恢讲了两句好话,同时也暗中批评了康生,随后主动将会议的话题引向了民生、党建方面。但康生并不打算吃这个“哑巴亏”,会后,他开始联合江青、张春桥等人更加猛烈的迫害邓子恢,数次组织激进分子到邓子恢家中闹事,搞得邓子恢一家人无法生活。



70年代初,邓子恢不堪重负,终于病倒,周总理闻讯后立即派人将他送往解放军总医院疗养,同时安排最好的医生为他制定医疗方案,希望能将他从生死线上挽救回来。但遗憾的是,邓子恢最后还是病重抢救无效去世,临终之前,他还一直挂牵着红军和毛主席,嘴里念叨着“红军万岁”、“毛主席英明”等革命口号。一周后,党中央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当中央高干悉数到场为他吊唁,天安门也降半旗向他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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