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义工作之痛苦

爱尔兰铁路公司的财务经理德莫特·米尔斯将雇主告上了法庭，原因是工作太“无聊”，尽管他年薪高达10.5万英镑（约合人民币90.5万元）。他声称，自己上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报纸、吃三明治和散步”上，他认为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是公司多年来对自己的“惩罚”，因为他无法使用自己的技能。

在这一报道底下，不乏有人半开玩笑地留言：“让我来接受这样的惩罚吧！”“我也想要这样无聊的工作！”确实，很多人恐怕难以理解这样“得了便宜还卖乖”，“钱多事少离家近”难道不正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好工作？

但这可并不只是“矫情”。我在实习时就深有体会：坐在办公室里整日无所事事，既没人教你也不给你派活，那种“吃不到苦的苦”，有时甚至比“吃得到苦的苦”更苦，至少后者过得还算充实，忙完了也多少有点收获，尤其对于职场新人来说，被晾在一边无人理睬才是最尴尬难受的。

不仅如此，这种“不知道能干什么”所带来的目标感缺失也会侵蚀人的心灵，让人陷入心慌而迷茫的状态，即便已经位高权重，你内心也清楚，自己“假装在干活”其实没创造什么价值，这种状态意味着你对组织而言是多余的，搞不好裁员时第一个就会轮到。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工作对于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仅提供了物质收入，还为我们提供了自我身份（“我是谁”）和自我肯定（“我能行”），更为重要的是，一种生活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在失业之后陷入抑郁乃至自杀，不仅仅是生活困窘，更重要的是他们产生了一种自己“没用”的感觉，不知道生活如何继续，在他们走上绝路之前，已经被“活着没意思”的念头折磨了很久。

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早就发现，在战后的富裕社会，当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无意义生活之痛苦”对人们来说才是更为致命的，因为寻求意义的意志是所有人最原始的动机力量。

《毫无意义的工作》
[美]大卫·格雷伯著，吕宇珺译
中信出版社2022年7月第一版

就此而言，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的Bullshit Jobs翻译成《毫无意义的工作》很贴切，它指出了一个很多人讳言的事实：40%的工作毫无意义，既不能带来创造的激情，也不能增进社会的生产性财富，明知道并不需要还要去做，这不仅是低效的、浪费的，也是对人的伤害。

他断言，这不是现代人找不到意义，而是这个体系本身就不给人什么意义，忙忙碌碌都没有理由可言：“你工作也好，假装工作也好，并没有什么好的理由来支撑，至少你找不到这个理由，你工作只是为了工作本身。因此，这件事会令人痛苦就没什么好意外的了。”

很自然地，人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忙活，更不清楚自己的劳作能对社会或他人产生什么影响，然而每个人又本能地渴望通过某种方式证明自己，结果就是人的工具化：“一旦被剥夺这种拥有力量的感觉，人类就什么也不是了。”

这么说并不只是嬉皮士的抱怨，他是有真凭实据的：整个20世纪，随着自动化技术的现代化，佣人、工人和农民等基础劳动力数量急剧减少，而专业人士、管理人员、办事员、销售人员和服务业工作者的数量增加了两倍，从总就业人数的1/4增加到了3/4。

不像农民和工人能实实在在地看到自己靠双手生产制造出来的实物，现代社会那些“和人打交道”的工作，其产出是相当抽象和间接的，这就是为什么高达37%的英国居民怀疑自己的工作对世界没有贡献。

当发达国家近三四十年来逐渐完成后现代社会转型之后，这一点变得尤为迫切：人们之所以工作，并不只是想要混口饭吃，还希望能做自己喜欢的、擅长的、最好还能对社会有点价值的活。

如 果每天从事工作的人自己都无法说服自己，整日忙忙碌碌却没什么意义可言，那很难不怀疑人生。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一些年轻人宁可辞去城里的高薪职位，选择回乡去做农场主、伐木工、入殓师，哪怕这些新工作收入少些，却能获得不一样的人生体验。

日本电影《入殓师》

当然，大卫·格雷伯之所以要讨论这个问题，并不只是为了告诉你我一些小清新的故事，他真正的用意还是旨在批判现有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结构。在本书中，他将狗屁工作分成五大类别：随从（flunky）、打手（goon）、拼接修补者（duct taper）、打钩者（box ticker）和分派者（taskmaster）。

这些工作的共同特点就在于：它们都是非生产性的，其存在是为了社会身份或应对组织需要。用大白话来说，这些工作不仅仅是反人性或无价值的，甚至也有违市场经济原理，没有它们，组织的利润和运行效率都可能会更高。

为什么到了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反而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如果按照大卫·格雷伯的看法，这似乎只是资本主义体系的误入歧途，但这当然不可能是偶然的。

现代经济的发展，不管是在哪种制度下演进，一致的趋势就是中间环节越来越复杂：一个传统社会的农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种的庄稼能养活家人，这就是他劳作的意义；但一个现代的流水线工人，往往只负责一道工序，甚至可能连成品是什么样都没见过，也不知道最终它进入市场后，有没有给消费者带来什么快乐。

也就是说，经济越是发达，围绕着它展开的生产、流通、消费等组织结构也会越来越复杂，没有人能看清楚全景，身处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只能看到间接地、遥远地感知到一些片段，有时甚至根本没办法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都提到一种“无处安放的愤怒”，因为你最多只是隐约感觉有什么不对劲，但却说不上来那到底是什么，“在你的身上正发生着荒诞可怕的事情，可你都不知道可不可以承认这一点，更不知道究竟该归咎于哪个人或哪件事”（本书第120页）。

实际上，马克思早就指出过，生产活动对人的影响并不只是带来一些物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它有效地塑造了身在其中的每个人的生活，哪怕只中断一年，“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

正因此，他才特别关注人的异化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人被困在这个系统之中，工作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自身，反而被工作所改变，体会不到这有什么意义，那将对人的精神状态造成深远的影响。

不用细想就能明白，大型组织中的许多工作都是没多大意义的，要不然就不会有“官僚主义”一词了。有时那些繁冗的流程与其说是为了解决问题，倒不如说是拖延了问题的解决。

普里莫·莱维曾抱怨，填表格这种官僚主义的发明是管理上的不治之症：“有学问的人都知道，所有分泌物都可能是有害毒物。现在，在病态状况下，这表格——一种公司的分泌物——被重度地再吸收了，麻痹且瘫痪了原来弄出它的公司。”

这种现象之所以在近三四十年来加剧，并不是因为新经济在搞什么鬼，弄出一堆没有意义的活来折磨大家，倒不如说是因为一个简单的现实：发达国家的产能早已过剩了，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从事生产性的工作，因而随着1980年代起欧美日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和服务业的兴起，“和人打交道”的工作势必会不断膨胀，最终大大超过“和物打交道”的那些生产岗位。

当然，大卫·格雷伯虽然强调“生产”而对“消费”持批判态度，但他也重视像护理这样“和人打交道”的工作，因而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组织内部的权力不对等、官僚主义和管理不善带来的繁文缛节——马斯克砍掉推特40%的人手，照样运作。讽刺的是，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尖锐地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结构性问题，但这种批评到头来很可能会帮助资本主义运转得更有效率。

另一方面，他这种批判的思路其实与欧美底层劳动者中广泛存在的反主流、反权威观点不无相通之处，一如《学做工》一书早已指明的，许多英国工人阶级子弟受此影响而以体力劳动为荣，将高薪白领工作视为“无聊”和“娘娘腔”，但这又反过来让他们难以爬出贫困陷阱。这就是现实的两难之处：他强调“正是因为憎恨自己的工作，工作者才获得了尊严感和自我价值感”，但如果劳动者真的因此远离这份工作，却不见得总能让自己的生活就此变好。

更进一步说，他可能也高估了工作者在这种环境中所受空虚迷茫和自我否定的折磨之苦——至少在中国，如果你去问问周围，会发现很多人完全无感，倒不是因为中国人还在为温饱奔波，而是因为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只有当一个人有较强自我意识的时候，才会更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无意义感带来的痛苦，但在我们这边，很多人选择的是“无我”，“扎扎实实搞形式，认认真真走过场”，总之，不要多想，别自寻烦恼。

要解决“无意义工作之痛苦”，当然也不能只靠这样，至少对于后现代社会来说，用消除自我意识的自我麻木来换取内心的平静是难以接受的，真正可取的方向是正视人对工作意义的渴求，打造一个能让他们的创造力得到自由释放的环境。

这将带来人的解放，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增长这么功利性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在创造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