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利丨从狄仁杰故事看唐代司法制度

　　电视剧《大唐狄公案》的热播使许多观众不仅被狄仁杰高超的破案本领所折服，而且对唐代司法制度也充满了好奇。电视剧里涉及的狄仁杰断案和唐代司法制度有许多虚构的成分。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唐代司法制度是什么样的呢？

　　据《新唐书》记载：狄仁杰“稍迁大理丞，岁中断久狱万七千人，时称平恕。”从这个记载来看，狄仁杰曾担任过“大理丞”一职，也就是说，他的确当过“法官”，他任职的大理寺就是唐代中央司法机关之一。唐代的司法机关包括中央司法机关和地方司法机关两大部分。中央司法机关相对复杂，包括大理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刑部（中央最高司法行政机关）、御史台（中央最高监察机关）。

　　大理寺是最高审判机关，“掌鞫狱，定刑名，决诸疑谳”，主要负责审理朝廷百官犯罪以及京师徒刑以上的案件。大理寺的官员有卿、少卿、正、丞等官和众多的属吏。《唐六典》规定：大理寺卿主管邦国折狱（判决诉讼案件）详刑（断狱审慎）之事。狄仁杰所担任的大理寺丞则“掌分判寺事，正刑之轻重”，即分管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州的司法案件的复审，所以大理寺丞对案件定罪量刑是至关重要的。

　　刑部是尚书省的六部之一，“掌律令、刑法、徒隶、按覆（审查核实）谳禁之政”，具体职能主要包括：参与法典的制定与奏改；根据规定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呈送的重大案件，并具有复核和驳正之权力；受诏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如“三司推事”；参与大理寺等司法部门法官的选拔任用工作；等等。按照唐制，凡是大理寺审判的案件，刑部在复核时不同意大理寺的审判，需打回重审。如果达不成共识，最后由皇帝裁定。可见，大理寺与刑部在案件审判上，其地位是平等的。这有利于相互监督、相互制约，避免出现重大冤假错案的发生。

　　御史台是最高监察机关，也是中央司法机关之一，负责纠察、弹劾官员、肃正纲纪和推鞫狱讼。据《旧唐书》记载，狄仁杰也在御史台任过职，担任侍御史。除了纠察、弹劾官员、肃正纲纪，御史台还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同时，遇重大或特殊案件，御史台和刑部、大理寺组成三法司联合审理，也称之为“三司推事”。大理寺负责审讯人犯、拟定判词，刑部负责复核，同时报御史台监审，这种形式开创了后世“三法司”联合审判制度的先河。

　　不过，刑事诉讼有时候是很复杂的，遇到大案要案，经“三司推事”，当事人仍然不服，就需要皇帝亲自裁定。如果遇到疑难案而不能直接套用已经颁布的法律科条来量罪定刑，也需要皇帝直接裁定，也就是说，皇帝可以通过制敕断罪，临时处分。

　　与中央司法机关的三家分权制衡不同，地方司法机关则是权力集中，由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就像在电视剧中看到的，一个地区的行政长官既管钱粮赋税，也管审理案件。唐代前期的一级地方政府为州，长官为刺史。由于实行行政司法合一体制，刺史是州司法的最高负责人。唐代的县政府是最基层的地方政府。县的长官为县令，也是一县司法最高负责人。县丞是县令之副职，协助县令处理本县日常事务。县令之下，县尉是专职司法官吏，县尉之下，设立司法佐和司户佐，司法佐协助县尉处理刑事诉讼方面的事务，司户佐协助县尉处理民事诉讼方面的事务。

　　另外，乡间的乡官、里正等，可以调解一些民事案件，如有不服可以上告到县衙。刑事案件则需直接上报县衙。这样的设计有利于提高地方的办事效率，也有利于节省财政支出。因而“调解息讼”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传统。

　　总体来看，唐代的司法机构设置是比较完备的：中央设立的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在司法过程中相互配合、相互监督，这种互相的制衡，既是为了防止司法不公，也加强了司法效能。州（府）、县也都有健全的司法体制，它们的审判、复核权限是法定的，并接受刑部、大理寺的审核、监察和业务指导。

《神探狄仁杰》剧照

　　唐代的诉讼制度和诉讼流程一般可以分为管辖、起诉、审判、执行四个部分。

　　在管辖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确定审级。因为县是唐代最基层的司法行政管理机构，因此，无论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皆先从县这一审级开始。县为第一级，受理处杖刑以下案件，州为第二级，受理上诉案件，刑部受理徒刑以上案件。一般不允许越级诉讼。不过，为了彰显皇权的仁德与恤刑，也会允许有莫大冤屈者或其家属向上一级衙门直至皇帝“直诉”。直诉的方式有“邀车驾”“挝登闻鼓”“上表”等形式，这些形式在戏曲小说电影电视剧中都有所表现。同级的案件则根据犯罪发生区域、罪行轻重、被告身份，划分各地审判机关的管辖权。

　　起诉在唐代概括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由监察机关或各级官吏向官府纠举犯罪，这类似于现在的公诉，该纠举而不纠举，或者不及时纠举的，相关人员都要负刑事责任。另一种是由当事人或者其亲属向官府告诉（告状），类似于现在的自诉。起诉一般需要写起诉书，不识字或不会写的人，可以请官吏代书，也可以雇人来写。除书面方式外，口头起诉也具有合法的效力。按照唐律的规定，有些案件不能起诉，例如，卑幼不能控告尊长，奴婢不能控告主人等。但有些案件却必须起诉（告发）。发现谋逆、反叛这种重罪，如果知道了却不去官府告发，那么就等同于犯法。这是“引礼入法”在唐律中的体现。同时为避免诬告，唐朝法律规定实行诬告反坐原则，而且告发一定要实名制，不可隐藏自己的身份。如此一来，所有的告发都将是认真且谨慎的。

　　在审判方面，一般刑事、民事案件由各级法司进行独立审判，如果遇到重大疑难案件，则采取合议的形式进行审判。唐代主要的合议审判有九卿议刑、三司会审、都堂集议。“九卿议刑”始于贞观元年，唐太宗提出，特别重大的案件需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合议，以避免冤滥。“三司会审”指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共同派员组成合议机构，共同审理重大疑难案件。“都堂集议”是皇帝亲自组织的最高级别的会审，负责商议重大死刑案件，主要针对具有特权的官僚贵族。按照唐律，对这些人可以考虑亲、故、贤、能、功、贵、勤、宾等八种情况减轻刑罚，因此为慎重起见，皇帝会组织有关人员合议，并提出参考意见。

　　在定罪量刑方面有两大原则：一个是“罪从供定”，一个是“援法断罪”。要想取得公正的司法审判结果，离不开证据的采集，证据由口供、证人证言、物证、书证、勘验笔录等多种形式组成，在充分查明证据和事实后才可以裁断。法官定罪量刑的依据是律、令、格、式等法律条文。唐律规定司法官判决须“具引律、令、格、式”，如果不依法判决，后果很严重：法官本人可能因为“出入人罪”而受罚。“出入人罪”，在唐律中也称“官司出入人罪”，具体指故意或者过失将有罪判无罪、无罪判有罪，或者重罪轻判、轻罪重判。司法官如果滥施刑罚或者放纵犯罪，不能秉公执法，就是对正义的违背和对法制的破坏。因此，“出入人罪”是唐代法律严惩的行为，对于保护无辜、防范错案、罪刑相当、执法公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审判之后就是执行了。唐代的刑罚分为五等，从高到低依次为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中央司法官、地方州县官对其所判决的笞、杖刑案件可以直接执行；但是对徒刑以上的判决就比较慎重了，要当面将审判结果告知被告，允许其上诉，上诉机关要接受并重新审理。死刑案件更是要审慎对待，唐律规定：凡各地方的死刑判决作出后，必须三次奏报皇帝批准，待批准下达三日后方可执行。对京师判决的死刑案件要求更加严格，须经过“五复奏”。为保证执法官员切实执行死刑复奏制度，《唐律疏议·断狱》还规定“诸死罪囚，不待覆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如不等朝廷的最终核准就处决人犯，执法官员流放两千里。即使皇帝批准了死刑判决，也要等到诏书到达三天后才能执行。如敢提前行刑，则判处徒刑一年。死刑复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得皇帝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是否必须判处死刑，且在此期间案情如有变化还可以及时纠正。这是避免冤假错案、避免冤杀无辜的一种很好的制度安排。

　　“奉法者强则国强”，唐代是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鼎盛时期，唐朝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国家，其相对健全的法律和相对高效公平的司法制度是一个重要原因，唐代的司法刑律制度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