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德国人怎么上历史课

港大的国际招生愈做愈好，来自欧美的学生愈来愈多，不止短期的交换生，而是正式的学籍，将来就是港大的毕业生。

有一天，和一群德国学生聊天，刚好是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民进党政府试图在教科书里进行所谓“去中国化”，反对者则抗议纷纷。我问这些德国学生，“你们高中的历史课是怎么上的？”

每个人来自不同的省，而德国的教育权下放在各省自治，因此有些差异，但是在七嘴八舌的争相发言里，我发现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在他们的历史教学方式里，教科书不重要。一是，历史教学是开放式的。

如果这一个课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那么老师在上课前要求学生读的会是很多第一手资料，譬如俾士麦首相的演讲原文，要学生从演讲稿中探讨当时普鲁士的外交策略，从而分析普法战争的真正原因。

除了了解德国观点，学生必须知道法国观点，老师可能用计算机图片放映当时法文报纸上的时事讽刺漫画、评论、或者画家笔下的巴黎街头图像。

在分析战争本身，老师可能出示一张他带来的1870年普鲁士的经济发展指针图，用来解释当时的“新科技”——譬如铁路的广泛使用和新制大炮的威力——如何使普鲁士在战场上占了上风。

法国本身贫富之不均、工人阶级之不满、社会压抑已久的不安定，老师可能用当时法国的生产指数和土地分配的图表来说明。

也就是说，在整个讲课的过程里，教科书非但不是唯一的教材，而且不是核心的教材，甚至可能根本没用到。

第二个特征是开放式的教学。教学的主轴不是让学生去背诵任何已经写进某本书里的叙述或评价，而是要学生尽量从第一手资料里看出端倪，形成自己的判断。如果这一堂课的主题是纳粹，学生可能必须去读当时的报纸、希特勒的演讲、工会的会议记录、专栏作家的评论、当时的纪录片等等，然后在课堂里辩论——

纳粹的兴起，究竟是日耳曼的民族性所致，还是凡尔赛合约结下的恶果，还是经济不景气的必然？各种因素都被提出来讨论，至于结论，学生透过资料的分析和课堂的论辩，自己要下。

满头卷发的路卡士说，“我们那时就读了托马斯曼的弟弟，亨瑞琪曼的书，‘臣服’，因为他就认为德国人的民族性有惯性的服从性格。我们在课堂上就此辩论了很久。”

如果主题是1848年的欧洲革命，学生必须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同层面分析革命的起因，然后又要试图去评价这场革命的后果：这究竟是一个失败的革命，如法国的Alesis de Tocqueville 所说，“社会顿时撕裂成两半：羡妒的无产阶级和恐惧的有产阶级”；或是一个成功的革命，因为二十年后，德国和意大利都统一了，而法国扩大了选举权，俄罗斯废除了农奴制。

事情的是与非，人物的忠与奸，往往没有定论，学生必须自己从各种资料的阅读里学习耙梳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还常常要做报告”，刚刚来到香港的汉娜说，“一个人讲四十五分钟，等于教一堂课。”

“你记得讲过什么题目？”

“当然记得，”她说，“因为要做很多的准备。我讲过英国的殖民主义。”

在这样的历史教学方式里，教科书的地位，只不过是一个基本的参考资料而已。在众多一手和二手的资料里，包括演讲、漫画、照片、统计图表、新闻报导和学者评论、人物日记、法庭记录等等，教科书只是一个指引，不具任何一锤定音的权威。

开放式的历史教学，着重在训练学生运用材料的能力，尤其在培养学生面对纷杂的史实做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教科书充其量只是路边一个小小指路牌，不是烫了金的圣经。

“那考试怎么考呢？”

考试，他们解释，也不会以教科书为本，而是开放式的题目，都是要你写文章答复的，譬如“试分析俾士麦的外交政策”或者“试分析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原因”；测验的是一种融会贯通的见解，教科书根本没有答案，也不可依赖。

如果教科书根本不被看作一锤定音的权威，如果课堂中的历史老师有独立见解，又有旁征博引的学问，如果我们的考试制度不强迫老师和学生把教科书当圣经，我们需要那么担心教科书的问题吗？历史教学的真正问题所在，恐怕不在教科书，而在教育的心态、制度和方法本身吧。

“可是美国的历史教育比较跟着教科书走，”来自奥地利的约翰在美国读过一年高中，他插进来，“而且他们的历史课教得很细，不像我们在欧洲，着重在大事件、大历史。”

克力斯说，“那没办法，他们只有两百五十年历史可以谈，所以连什么‘三十年代流行时尚’都可以在历史课里讨论一整节。”克力斯也去美国交换过一年。

话题转到美国去了。克力斯接着，“我发现美国人跟欧洲人真的很不一样，譬如说，有一次老师出题，要大家挑选二十世纪本国某一重要人物来做报告，结果，你知道吗？有五个人，选的是蝙蝠侠！不可思议，是高三呢。”

大家轰一下笑开了。我忍住笑，说，“美国嘛，大众文化特别重要。如果是你们德国班上做这个题目，大家可能选什么样的人物呢？”

克力斯回答，“阿登瑙尔、希特勒、布莱希特、托马斯曼……或者舒马克、贝克包尔什么的，都可能。可绝对不会是米老鼠、蝙蝠侠或超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