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四川行都司的裁革之争，体现在哪些方面？

明代四川行都司所在的建昌地区，在元代属于云南行中书省，为罗罗斯宣慰司属地。洪武十五年正月，明太祖遣傅友德、蓝玉、沐英等平定云南。

随即罢罗罗斯宣慰司，置建昌府、建昌卫，分属云南布政司、云南都指挥使司。同年十月，又将府卫分别改属四川布政司和四川都指挥使司。

一、四川行都司的设置

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防御建昌地区西部青藏高原上的番部势力，早在洪武四年平定四川明夏政权之时，四川便成为明防御西边番部的重要基地。

将大凉山地区从云南划归到四川，从川西北的松潘往南至川西南地区形成一条完整的防线，且隶属于同一高层政区，事权相对统一。

卫所的设立改变了建昌地区的地方权力格局，也对当地原有的社会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元代此地为土司治理的羁縻之地

明军进入之后，虽然将归顺的土著首领封为知府、卫指挥使，但国家的军政势力也随之介入，卫所屯军开始在周边地区强占屯地。

沿着土壤较为肥沃的安宁河谷一带展开，对当地土著族群造成很大的影响。正如王毓铨所言，明初云贵湖广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卫所屯地主要来源于所谓的“夷田”或“夷地”。

此外，当地土著首领也因为利益不均等问题逐渐与明廷产生间隙，最终导致洪武二十五年以建昌卫指挥使月鲁帖木儿为首的部分土著族群“叛乱”。

明太祖立即命凉国公蓝玉率兵前往讨伐，很快便击溃建昌“叛军”。

对于地方善后事宜，蓝玉奏称，“四川之境，地旷山险，控扼西番。连岁蛮夷梗化，盖由军卫少而备御寡也，宜增置屯卫”。

希望通过增置卫所来管控当地局势，得到明太祖同意。其实，在“叛乱”初起之时，明廷就已经意识到当地土府、土卫所带来的隐患。

洪武二十五年六月，将建昌卫、苏州卫改为军民指挥使司，又将会川守御千户所改为会川军民千户所，“调京卫及陕西兵万五千往戍之”。

此后，明太祖又谕令当地僰人、百夷、啰啰、摩些、西番等未跟随月鲁帖木儿叛乱的部落。

“散还乡里，宜阅实户数，户以一丁编伍为军，令旧军领之，与民杂居，惟有警则赴调，无事则听其耕牧”，欲以军卫控番夷。

七月，又在邛部州置越嶲军民指挥使司，“命指挥佥事李质领谪戍军士守之”。十一月，改会川军民千户所为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十二月，又置会川卫迷易守御千户所。

洪武二十六年，在彻底平定月鲁帖木儿“叛乱”后，明廷继续在当地设置军卫。当年六月，置盐井卫指挥使司。洪武二十七年二月，置建昌卫前千所，守御打冲河等地。

同年六月，又置建昌前卫。至此，基本奠定了建昌六卫的格局。

同年九月，在建昌府地设置四川行都指挥使司，并以建昌军民指挥使司及建昌前卫、宁番、越嶲、会川、盐井等六卫隶属之。四川行都司也成为与四川都司并列的都司卫所辖区。

行都司的设置，首先是因为建昌地区距离四川都司核心区域较为遥远，中间山脉阻隔，行都司统辖建昌六卫，可以方便处理当地突发的军事状况。

其次，建昌地区大量的卫所驻军也是设立行都司的重要因素。当时建昌六卫共有驻守卫所军士4.6万余名，而四川都司所辖其他卫所额军一共才6.8万余名。

从卫所军士的数量来讲，建昌地区已经可以单独设立一个都司辖区。

随着建昌六卫及四川行都司的设立，此前设置的建昌府等府州县体系也随之废除，明廷在建昌地区的统治模式也由洪武前期的“卫所—府县”相结合的体系转化为都司卫所体系。

学界较关注明中后期以来地方行政制度从卫所体制到州县体制转化的研究，而关于明早期从州县到卫所转化的研究并不多见。

杜洪涛曾考察明初辽东管理体制从行省到都司的转化过程，发现明廷在辽东推行卫所体制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建构北方边防体系。

在徐达、李文忠率领明军主力远征北元失利之后，明廷转而采取更为稳健的军事战略。

卫所体制的好处在于可以维系一支强大的镇戍军，能够解决屯田和军粮问题，将人口和土地都纳入卫所，最终在洪武二十八年辽东地区完全废除州县设置，成为都司辖区。

建昌地区在洪武年间也经历了从州县体制到卫所体制的转化，并与辽东地区差不多同时完成废除州县、设置都司管控地方的过程。

此外，明初设置的另外两个内陆边地行都司———山西行都司和陕西行都司也于洪武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先后建立完备的行都司管理体制。

可见，四川行都司的设置也与洪武后期明廷边防策略有关。明太祖意欲建立一条从东北到西南完整的沿边卫所防御体系，四川行都司正是其中关键一环。

二、“废司建府”运动的兴起

四川行都司的设置，暂时稳定了建昌地区的局面，使当地“汉夷相安”，百年“无复南警”。

加之明前期当地并无州县设置，故有学者认为四川行都司应为兼管军政和民政的地方行政区划，甚至可以理解为省一级的政区。

这样的论断显然不能反映明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化过程。明中期卫所逃军增多，卫所体系难以维系，四川行都司对于边疆管控的能力也开始下降。

景泰元年始设四川巡抚，巡抚的设立有统合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之意，最初只是因事而设，后来逐渐成为定制，成为地方最高军事行政官员。

明中期以降，兵备道的设立则成为巡抚治理地方最重要的助手之一。四川原设四个分巡道，其中上川南道，兼巡建昌、叙州府、马湖府等地。

可见，在当时四川巡抚的治理架构之中，行都司已与府级政区相差无几。成化二年，四川巡抚汪浩奏称，上川南分巡道，巡历之地有二千余里，难免顾此失彼，请专设建昌兵备道。

利用建昌兵备道节制行都司卫所武官，也与成化年间大量外地逃户在卫所武官纵容下，闯入四川行都司境内的深山之中采矿，从而引发的夷汉之争有关。

嘉靖四年，建昌兵备道副使胡东皋以宁番、越嶲二卫地处四川行都司，与四川巡抚驻地成都的往来要道，仅一线交通，位置十分重要。

故请设守备都指挥一员，专管宁番卫、越嶲卫及其所属的冕山桥、镇西等地。

宁越守备官的设置不仅有助于稳定行都司辖区北部的局势，也标志着明中期以来营兵体系开始进入建昌地区。

嘉靖十七年，以川南“壤地绵亘，广轮千里，艰于控制。乃以眉、雅、邛三州八县并建昌六卫，天全，黎、雅二司增为上南道。文经武纬，绣错牙入建昌，开府于邛。”

建昌兵备道又兼上川南分巡道，并移驻邛州。嘉靖二十五年，四川巡抚张时彻奏请“添设守备官一员，以都指挥体统行事，就专于会、盐二卫往来驻扎，控制二卫军民，管束汉土夷民”。

与此前设置的宁越守备官一样，会盐守备官也直接受建昌兵备道副使节制。因此，就川西南边地的防务而言，建昌兵备道副使一职显得尤为关键。

故嘉靖末年任四川巡抚的谭纶曾言：照得四川行都司所辖建昌等六卫地方，西接土番，南连滇徼，距省会千五百，为巴蜀极边要地。

加以蛮众跳梁，土官桀骜，纨绔不知奉法，武备渐以废弛，纲纪陵夷，冠裳倒置，可谓大坏极敝，非一朝夕之故矣。迩自整饬建昌兵备副使叶应乾莅任以来，锐意振作，百废具举。

隆庆初，又派成都府通判一员到建昌监理粮饷事务，被称为“监理通判”，与建昌兵备道同城驻扎。

虽然“寄衔”于成都府，但并不意味着四川行都司由成都府管辖，只是派文官前去监管当地军卫粮饷而已。

隆庆三年，四川巡按严清等奏请将“建昌兵备道改为兵粮道，叙泸兵备道改为下川南兵备道，俱兼管分巡。上川南分巡道当移驻雅州，分守道当移驻嘉定州”。

建昌兵备道兼管上川南分巡道，主要是为了监理周边府县往四川行都司运送粮饷。上川南分巡道管嘉、眉、邛、雅四州，雅、大二卫所，以及天全等土司，原驻邛州，后改为雅州。

雅州位于成都平原边缘，相比邛州，距离建昌更近。按照敕书规定，建昌兵粮道虽然驻扎雅州，但仍定期前往建昌巡历。

不过担任兵备道副使的官员大多都借着兼管上川南分巡道之机而常驻雅州，不愿去往边徼之地的建昌。

防务交由宁越、会盐二守备官办理，监理粮饷之事则由驻扎建昌卫的监理通判管理。但守备官和监理通判的品级太低，难以弹压当地卫所武官和土司。

万历十四年，平定越嶲附近邛部番夷土官叛乱后，四川巡抚徐元太又题请增设抚夷通判一员，仍寄衔于成都府，专驻越嶲卫。

隆庆初年，虽设监理通判一员驻扎建昌，但监理官主要管理粮饷事务，对于地方词讼、清查军伍等事则无权过问。

因此，增设抚夷通判，可以令其专管当地夷汉词讼、清查军伍事务，与监理通判分职而治。明中期以来，卫所体系逐渐败坏。

大量军士逃亡削弱了卫所的军事镇戍作用，而卫所内部世袭武官阶层的腐化败坏也常为人所诟病。

对于四川行都司这样一个辖境之内无府县设置的“实土都司”来说，这一问题表现得尤为明显。“议者谓五卫延袤将数千里，夷汉军民皆制命于纨绔，尤以肉投馁虎，何向不残。”

从成化二年开始，便开始利用文官系统来节制卫所官军，先是设建昌兵备道，后来又增设监理通判与抚夷通判。

虽然能够“少抑其纵”，但通判官毕竟“秩卑权轻，无所弹压，往往一传，众咻数不敌也”。

而建昌兵备道副使自兼管分巡上川南道事之后，往往“足不履其地，以虚名制之”，甚至有“不肖者据为金穴，又鵌鼠与同之”，遂有改设建昌府之议。

万历三十三年，四川总督王象乾称：“行都司地方虽设监、抚二通判，奈地远法疏，卫官盘据，克饷剥军，挑夷引衅，钱谷刑名俱寄武弁，亟议改设郡邑。”

正式开启了“废司建府”运动。当时舆情关于建昌设府一事也是众说纷纭，反对改府者认为“蜀中多事之时，增置一府，费辄不资”，主要是从节约行政成本的角度进行考量。

而赞成改议者则称“草创利用裁省二判之俸可当一知府、一推官，军兵除营堡外，在卫者可以充兵快，其余宁、越、会、盐四卫止各以旧州隶之裁员省役取之”。

后因四川行都司五卫世袭武官反对改府，“纷纭阻议，挠于道傍”而作罢。对于建昌裁司改府一事，许多熟悉四川边务的官员也持反对意见。

认为虽然行都司卫所武弁贪纵，但军卫不应废弃，且改设新府为劳民伤财之举，只要令建昌兵备道专驻建昌便可有效弹压行都司卫所武官。

既能稳定边务，又可节省财力，不必大动干戈。这种观点也代表了明廷内部的主流意见，故建昌改府一事并未得到立即批准。

接任王象乾出任四川巡抚的乔璧星也选择相对稳妥的方案，万历三十八年他题请建昌兵备道常驻建昌，以整饬弹压地方军民番夷。

三、财政困境下的现实考量

万历末年，建昌地区局势不稳也波及到附近的东川军民府。万历三十八年，东川府境内的夷酋越境到云南寻甸、武定等府行劫边民。

事后云南巡抚邓渼提议由云南巡抚兼制四川所属的东川府，理由是东川距离四川二千余里，鞭长不及，“向来隶蜀，仅同羁縻”。

而且，“蜀中虽设通判一员管理府事，实未尝亲履其地，土官专制自如”。

兵部复议：“今新抚受事，计安地方，重以弹压之事权，必有驾驭之长策，合将东川土司并听云南巡抚节制，明载敕书，一如四川抚臣行事。”

圣旨允行，四川巡抚乔璧星也不得不同意云南巡抚兼制东川。东川府改由滇抚兼制的区划调整。

不仅让建昌当地士民再掀建府之议，也使四川巡抚乔璧星开始重视对川西南建昌地区的治理，随即派员前往建昌“查勘夷情，咨访舆论”。

包括当地生员朱应龙、徐采等144名，乡耆周仁、张伸等225名地方士绅再次恳请设府，并详述行都司之弊：所设行司，非纨绔之俦，则债婪之辈。

军伍日益逃亡，武备日益废弛，夷倮日益狂逞，地方已极坏乱。倘仍如汉及我国初列为郡县，岂其败坏祸乱一至此极耶。何者，流官虽未必尽贤，亦不至如若等全不知有朝廷法度。

即或不才，上司可论劾而去之。而卫所官则世守此土者也，自以为铁纱帽，无如彼何。虽设有专道，往时远驻雅州，岂能遥制。即有两通判，其如群豺虎何哉。

故郡县之改，乃近日救时第一急务，不可视为缓图。还没等到巡抚会同布、按二司商议，乔璧星便因迁转而离任，建昌设府一事又被搁置下来。

万历四十一年，建昌番倮再次纠众叛乱，焚劫村屯。新任四川巡抚吴用先令四川总兵官征调汉土军兵，前往建昌雕剿。在平叛过程中，当地士民再次提议建昌设府一事。

吴用先也认为设府“不能缓一日，此议一定，即为荡平良谋，善后奇策，如必待事平而后议，似晚矣”。不过，必须要有更为详细的方案。

于是，他令熟悉边务的谭天相前去采访舆情，与当地士绅商议。听闻明廷将要改卫设府，一时间，儒学士庶踊跃如狂，纷纷呈词建言，“无不幸冀旦暮改流”。

谭天相“俯顺舆情”，提议将建昌五卫改为二府二州一县。其中，将四川行都司北部越嶲、宁番二卫改为一府，南部建昌、会川、盐井三卫改为一府。

新设府县的城池、衙宇一项，建昌、越嶲、会川、盐井都有卫城可做治所，只需“稍为调停修葺，无烦创置”。

这样一来，新设府县的经费基本取之原来的行都司及五卫，可以回应关于新设府县劳民伤财的声音。

按照谭天相的提议，四川行都司及建昌、越嶲、宁番、会川四卫均要裁去，只留盐井卫防卫边地。这一调整方案显然会极大改变建昌当地格局，自然招致卫所武官的强烈反对。

在他们看来，既然外界“有说大渡河以南即为建昌界，自成一国，外内不通，故官民放肆，法网靡及”。解决问题最佳的方式，应是将建昌兵备道和上川南分巡道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