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我的自述·选举纪事》记录了1989年他狂热过头的往事

1991年6月，60岁的叶利钦成为俄罗斯乃至独联体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我的自述·选举纪事》记录了1989年他狂热过头的往事。

叶利钦原任前苏联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后任苏联部长会议部长。以下为叶利钦的回忆：

这就是全部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月的马拉松式竞选活动总算结束了。我也说不清自己哪一种感觉最明显，是疲倦呢，还是轻松？……

后来有人将精确统计的选举结果告诉我。有89.6%的选举人投了我的票。当然，这不是一种完全正常的数字。有文明的，也就是说在人道的选举中，数字应该更小些。但在我们这里已将人们引导到这种境地，要他们竭力去责难、诽谤我，不让我在这种选举中能够得到更多的选票。

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流行的提法：不是投票赞成叶利钦，而是投票反对党政机关。这样提出问题看来是要使我下不了台，但我觉得这样非常好。这就是说，我终于没有白白地展开这场力不从心的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的斗争。如果将对机关的异议同叶利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就意味着，这种异议也就是我在党中央10月全会和19次党代表会议上发言中所阐述的思想。

我很想停下来，喘口气，作一些回顾。过分的奔波劳碌已使我心烦意乱，精疲力竭，但毫无收获。而新的烦恼和困又压到了我的身上。

我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递交了辞呈，要求解除现在担任的部长职务。根据选举法规定，人民代表不能同兼任部长。结果，从今日起，我成了一名没有正式公职的人。

在家里，每天电话铃声不断——几十次、几百次的电话全都是道贺、祝愿和表示亲热的……，不得已，我同纳娜商定暂离开莫斯科两周，好躲开这一切应酬。

我仍然是很疲倦，很想好好休息一下……有时我觉得，我已经历了3段不同的生活。第一阶段，当然也很紧张、复杂，但毕竟与其他人的生活差不多——学校、工作、建立家庭、担任经济工作和党务工作的领导。这个阶段到召开中央10月全会时结束。当周围处于一片真空、死水一潭的时候，我走上了一条政治流亡者的道路。这就是第二阶段的生活。这时我同别人断绝了联系，作为一个人为自己的生存而展开了一场斗争。胜利的这一天，是我第三阶段的生活。

跨地区代表小组工作结束后有一短期休假，9月中旬我应邀出访美国。这是一次时间较短的旅行，总共才9天，却惹出许多风波。

在美国我受到几个社会团体、大学和许多政治活动家的

盛情邀请，大概有15次。本来打算将这次旅行延长到两周，但党中央决定，只准给一个星期。这个消息对组织者来说是一次不幸的灾祸，他们要求我不要中断日程，争取将多数已安排好的会见、讲演等安排在一周内。我曾在中学，尔后在大学学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剥削人的理论论点，现在我亲身体验了这个论点。我每天只能睡2一3个小时，从一州飞到另一个州，一天要进行5-7次会见和讲演。整个一周，没有任何间歇。我只有坐到了回莫斯科的飞机上，才从这种百米竞赛中清醒过来。现在我又产生了再次访问美国的想法。（评：美国式洗脑）

当然不能再那样急匆匆如过电影一般，而是从从容容、不慌不忙地参观，要看那些这次未来得及看的东西。

关于我的此次美国之行，美国国内和我们国内都有过不少报道。因此，大概不必长篇大论地介绍这次访问的基本情况了。访问期间举行了许多有意义的会见，从拜见总统布什开始到会见城市大街上的普通美国人结束。或许我显得少见多怪，但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美国人最使我惊讶。美国人具有惊人的乐观主义，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使人震惊的东西，如超级市场……当我见到货架上摆满了成千上万的罐头、食品和其他各种各样的货物时，我第一次从内心深处为我们，为我们的国家难过、痛心。将这样一个富饶的国家搞到如此极端贫困的地步……真可怕。（美国式洗脑的结果）

根据同这次访问的组织者商定的条件，在各大学作报

告，要付给我酬金。访问快结束的那一天发现，扣除了我们

4人组成的代表团在美逗留期间所有开支外，我能支配的总金额为10万美元。我决定为“预防艾滋病运动”购买一次性的注射器。一星期后第一批10万支已运到莫斯科某一儿童医院。我总共订购了100万支，全部花光，还剩下一分钱。

我谈这件事仅仅是因为，恰恰在我决定用挣来的钱购买注射器并在订购合同上签字的时候，莫斯科“苏联报刊发行

总局”的各小书亭收到了首批刚出版的《真理报》上午版。

该报转载了意大利报纸上刊登的一篇有关我这次访问的文

章。文章说我在美国期间狂饮不辍，并且还列出了这些天我

喝酒的数量，这位意大利人还不大善于编造，他所说的那个喝酒数量也许只能吓住不太会喝酒的外国人。（豪饮与醉鬼）

这篇文章还说，有人正眼巴巴地等用注射器，而我却将所有的钱用来购置视频磁带录相机和盒式录相带，还买礼品、如西服、白衬衫、鞋和其他小商品。

总之，《真理报》很快就予以转载的这篇文章里，我像一个嗜酒如命、未受过教育的俄国熊，无意中出现在一个文明的社会，

当然我知道，我这次旅行在最高领导层里引起了强烈的

消极反响。我料到，他们将要损坏我的名声，诋毁我的美国

之行，但对我不怀好意的人竟落到如此明目张胆的、如此

愚蠢、撒谎的地步，老实说，我没料到。

莫斯科的人和全国各地许许多多的人对此事的反应都是

一样的。我接到几千封支持我的电报。这次，挑拨离间者没

有得逞，但在这件事上我的那些潜在的反对者并没有偃旗息鼓。

过了一段时间，中央电视台在“时事”节目中发出预告说，将播放半小时我在美国访问的录相（这样做是极为罕见的）。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我在霍普金斯学院会见该校师生，不知这些情况是怎么拍下来的。我已讲过，在美国访问时我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张。再加上地区时差，我的疲劳、睡眠不足已经到了极限，以至有一次夜间，为了能睡好，我吃了两片安眠药，很快就倒下睡着了一一但早晨6点钟必须叫醒我，因为7点有一个正式会见，8点要在霍普金斯大学讲演。可我感到完全散了架，起不来。我要求取消会见，但他们对我说，不可能，这会丢脸的，而且主人也不会接受这一点。我说,我今天实在承受不住了。真的,连一点精力也没有了。

我竭尽了全力,进行了第一次会见,然后第二次,以后就轻松些了，精神也来了，安眠药的作用也过去了。这就是当时的情况。我们的电视台向苏联观众传播的正是上面提到的那个片断，但其他好几十个能转播的片断都没有入选，而且也弄不清这部技术性录相带是从哪儿搞来的。不过，可以猜到它是从哪儿弄来的。

另外，还请专门的技师对录相带作了特殊的剪辑，哪些

地方应拖延几秒钟，哪些地方应使语句拉长，字体加大。关

于这方面的情况奥斯坦基诺的电视工程师们都向我透露过。

他们甚至还写过一封信，此信后来又转给了负责调查报刊登

载有关对我这次旅行的歪曲报道情况的委员会，但修改录相

带这件令人发指的事却没任何人出来调查一下。再说，他们

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了。那些张惶失措的人（这部份人不太多)说：或许他真的喝醉了呢？不管怎样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训。这个制度敌视我，辩白是不适宜的。

紧盯着我走过的每一步，捕捉着我的每一个正确的或者不恰当的活动。因此，对这个制度不能有一分一秒的麻痹大意。若是我早知道在这儿，在这个异国大地上，也有人乘我熟睡时盯着我的话，那么我可能会……什么叫“我可能会？”可能会不吃安眠药？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不睡好休息好，我就无法坚持下来。取消会见？这也不行。恐怕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次旅行根本不应该安排得那样紧张、匆匆忙忙。以后务必要注意这一点。

我记得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尖

锐而生动地评价刚选出来的最高苏维埃，将它称之为斯大材

——勃列日涅夫式的最高苏维埃。尽管我对这个比喻的作者

十分尊敬，但仍不能同意他的评价。我们的最高苏维埃不是

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式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评价不是过高

就是过低。实际上这是戈尔巴乔夫式的最高苏维埃，它完全

反映了我们的这位主席处事优柔寡断、不连贯，好采用折表

的方法解决问题。最高苏维埃采取的所有行动都比应该采取

的时间要晚得多。它同我们的主席一样，总是落后在即将消

逝的事件的后面。

正因为如此，所以最高苏维埃实际上没有解决它所面临

的任何一个问题，甚至连一些经草拟、加工修改并经过专门

委员会审定的法律，如出版法或我们对日内瓦议定书承担政

治义务要求通过的法律，我这里讲的是出入境法，也照样没

有通过。

在秋季会议闭幕时，似乎是为了教训我们，有3个社会

主义国家的极权式社会主义垮台了。这3个都是战后斯大林

强行建立起来的国家，他们是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保

加利亚。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即彻

底摆脱过去而跳入正常的文明的人类社会，以至现在很难预

料，我们能否在将来某个时候赶上他们。这几乎是对我们4

年多来慢吞吞费劲的改革的一种嘲笑。拆毁柏林墙、新出人

境法、出版和社会团体法、宪法中有共产党领导作用条款的

修改、中央委员会的辞职、非常党代表大会的召开、对当年

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谴责——所有这些早该于4年前就在我

们国家出现了。可这几年，我们原地踏步不前，胆战心惊地

向前迈一步，又赶紧向后退两步。

我很高兴在我们社会主义的邻国已经发生了变革。我为他们高兴。但我觉得，这些变革也在迫使我们重新评价我们如此自豪地称之为改革的这件事。我们很快将会明白，实际上我们已是地球上唯一想带着19世纪陈腐思想进入新的21世纪的国家。正像一位智者所说，我们将很快成为被战胜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一批居民。

再谈谈新近发生的几件事。在莫斯科正流传着一些传

闻，警如说在最近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有人企图搞政变，

要把戈尔巴乔夫从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子上拉下来，只保留

他的人民代表领导职务。我不相信这些传闻。但如果真的出

现此事，我将在全会上为戈尔巴乔夫搏斗，为他，为自己这

个永久的反对者、这个爱走半步、搞折衷的人搏斗。他的这

种策略最终将毁了他自己，如果他对自己这一主要错误仍执

迷不悟的话。但现在，至少在即将召开的苏共28大（这次

代表大会可能会产生新的领导人)以前，只有他唯一能保持

党不致于走向最后分裂。

遗憾的是，右派不理解这一点。他们以为进行简单的机

器表决和举手表决就能使历史倒转。

当然，这些传闻的流传是有其目的的。我们的庞大的国

家正在剃刀刃上保持平衡，因而谁也无法预料，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叶利钦最后写道：本书的读者要比我轻松一些，因为这些读者已经知道明天所要发生的事情，知道我在何处和我的情况。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国家将如何变化，我们所有的人又将是怎样……。（叶利钦被美西方洗脑，成为苏联解体的最大内部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