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红军为什么行（2）沙俄军官的阵营选择与数据争论

关于内战中旧俄军军官与谁在一起的问题，不仅涉及统计计算和找出对立军队中沙俄军官团的比例，还涉及分析冲突开始时军官团所代表的情况，以及军官对内战所有阵营形成的真正贡献，即评估不同军队中军官群体的素质及其在某些事件中的作用。

内战开始时，俄国军官团由两部分组成：职业军官（Кадровый офицер）和战时军官（Офицеры военного времени）。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职业军官是一个封闭的特权阶层。他们是完全献身于军事服务的人，是军事专业人员，是军事传统、知识和纪律的传承者，往往来自军官世家，家族中一代又一代的代表选择军事服务作为自己的职业。一些职业军官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包括全面教育和专门教育（炮兵、工程等）。职业军官具有强烈的同袍意识。他们许多人来自贵族。然而，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俄罗斯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军队都出现了军官团体社会基础扩大的过程，其他阶层的代表也越来越多地渗入其中。例如，步兵上将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Алексеев）就是一名升任军官的士兵的儿子。步兵上将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Корнилов 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是曾担任士官（Унтер-офицер）的哥萨克人的儿子。邓尼金中将（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Деникин）是农奴的儿子，父亲被征召入伍，后晋升为军官。苏俄红军总司令、前沙俄上校约阿基姆·瓦采季斯（Иоаким Иоакимович Вацетис）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

传统上，职业军官与政治生活格格不入，不知道也不理解党派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他们是在追随皇帝的理想中长大的。与此同时，20 世纪初，军官环境中开始出现政治活跃分子，包括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的支持者。然而，1917 年的事件和内战表明，军官们没有统一的整体政治观点。内战反革命阵营的主要人物（如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米勒（Евгений Карлович Миллер）中将、步兵上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尤登尼奇（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Юденич）、海军上将高尔查克和苏俄红军的许多著名军官（前沙俄少将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奇-布鲁耶维奇（БОНЧ-БРУЕВИЧ 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ич）、前沙俄上校瓦采季斯、前沙俄上校谢尔盖·加米涅夫（серг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каменев）、前沙俄上校鲍里斯·沙波什尼科夫（ШАПОШНИКОВ Бор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前中尉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都是职业军官。

战时军官的大规模加速培养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所处的环境完全不同。这类人员进入军官队伍的来源极其多样化。战时军官可以是从未闻过火药味的大学毕业生，也可以是参加过多次战役、担任过士官、后来因军事表现出色而晋升为军官的未受过教育的普通哥萨克人。战时军官的社会构成非常广泛和民主。这些人的资历和训练水平差别很大。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把自己的生活与服兵役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这类军官代表了整个俄罗斯社会的横截面，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的不是军官的世界观，而是这些军官所来自的那些阶层的世界观。与职业军官相比，他们在管理部队方面的准备要差得多，更难将他们归类为军事专业人员。但很自然的是，在战时军官中有许多民粹主义观点的支持者、左翼政治思潮的追随者（例如，苏俄红军第一任总司令尼古拉·克雷连科（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рыленко），以及谢尔盖·格奥尔基耶维奇·拉佐（Сергей Лазо）、特尔-哈鲁图尼扬茨·姆克尔蒂奇·卡拉佩托维奇（Тер-Арутюнянц Мкртич Карапетович）、伊万·费多罗维奇·费德科（Иван Фёдорович Федько）、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肖尔斯（Щорс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等）。当然，这些军官也接受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并积极支持布尔什维克。

时人对这些军官群体的看法很有特点。约瑟夫·谢尔盖耶维奇·伊林（Иосиф Сергеевич Ильин）上尉在 1918 年 6 月 21 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认为炮兵和容克（军校生）是人群中最有意识的部分，他们是这样看的：职业军官--这是一回事，而所有那些来自教师和普通学校的准尉军官一文不值，甚至好像为这些军官的出现感到羞耻--不伦不类。贵族已经堕落了"1

内战导致了俄罗斯社会前所未有的分裂。对旧俄军军官来说，这是人生最艰难的考验之一。在双方互不相让、武装冲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斗争的结果、俄罗斯未来的发展道路以及在俄罗斯帝国废墟上出现的新的独立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选择。与前俄罗斯帝国的全体人民一样，军官们也发现自己分裂为红军、白军和民族国家的支持者。军官家庭分裂的具体例子清楚地表明了内战自相残杀的性质。军官的分裂有其社会原因，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加剧了这种分裂。与此同时，相当多的军官不愿卷入自相残杀，而是采取中立立场，还有一些军官参加了绿军（Зелёное движение），与所有其他派别作斗争。即使在革命事件发生一个世纪后，关于俄国军官当时选择与谁站在一起的激烈争论，有时甚至是猜测，仍未平息。

根据不同的估计，到 1917 年 10 月，俄军共有25万到32万名军官，其中约有19-26万名战时军官，许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第一次参战拿起武器的2。由于损失惨重，到 1917 年 11 月，现役部队步兵联队中的职业军官只剩下4%3。相比之下，海军军官中的职业军官留下60%4。哥萨克部队也保留了更多职业军官。

红军中最终总共约有2500名前沙俄将军和中级军官（Штаб-офицер）（即上校和中校）。此外，还有1500多名受过高等普通军事教育的军事专家（Военный специалист，缩写военспец）--尼古拉帝国军事学院（Императорская Николаевская военная академия，即总参学院）的毕业生。

由于 1918 年上半年按照志愿兵原则进行人员配备。红军补充的沙俄旧军官人数很少。只有在过渡到强制动员后，招募人数才有所增加。到1918年9月，动员仅招募4237名军事专家。其他数据显示，根据7月29日、8月2日、29日和9月3日的法令征兵，到1918年10月7日，红军共有9901名旧军官、15695名前士官、303名医生、2446名药剂师和辅助医务人员、481名前公务员（Чиновник）5。

某些类别的旧军官在红军中几乎没有代表性人物。尤其是哥萨克军官，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保留了自己的骨干力量，后来几乎全部转到了反布尔什维克力量一边。更重要的是，哥萨克地区位于边疆地区，那里的苏维埃势力比中部更弱，整个俄国都是从那里开始积极抵抗布尔什维克的。

到1918年底，军事专家的人数才大幅增加，因为直到 1918 年 11 月 23 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才发布了第 275 号命令，要求从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5 日征召所有50岁以下的前初级军官（Обер-офицер）、55 岁以下的中级军官（Штаб-офицер）和 60 岁以下的将军，这样新军就有了5万多名军事专家，以及 9000 名行政和经济人员6。

关于红军中旧军官和文职军官（Военный чиновник）人数的数据有很大出入。根据全俄总参谋部的官方报告（1918-1919 年和 1920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15 日红军指挥人员和行政经济部门人员情况），1918 年红军招募的军官和文职军官人数为 2.39 万人，1919 年招募8 万人，1920 年招募1.84 万人7。共计 12.23 万人。

根据战后苏联国家安*全机构对前白军军官的记录计算，文职军官占登记总人数的三分之一8。然而，内战期间军官和文职军官的比例有所不同。因此，根据 1918 年底俄罗斯西北部反布尔什维克组织的组成数据，军官人数是文职人员人数的 7-8 倍。因此，在 12.23 万名军官和官员中，可能有约 10.8 万名旧军官。但这些统计数字中也可能包括士官（Унтер-офицер）。

其他数据显示，从1918年3月到1920年6月15日，共有154923人担任指挥人员，其中包括22869名红色指挥官（красных командиров，缩写为краскомов）9。其余的132 054人是旧军官、文职军官和士官（多达 22 000 人）。扣除士官，旧军官和文职还剩下约 11 万人。因此，仅前沙俄军官就有约 9.8 万人。到内战结束时，有1.4万多名前白军军官在红军中服役，有关他们的信息显然已包括在上述数字中。

在 1921 年大规模内战结束时，有8415名前白军军官被红军解雇，约 4000 人被调到人民劳动委员会，随后以调到文职部门为由而被遣散，2710 名被认为价值不大的前战时军官被解雇，另有271名旧军官因其他原因被开除。总计至少有15396名旧军官被解职10。其他解职情况也有发生，但目前还没有关于其中有多少人是旧军官的信息。根据阿宾亚金的估计，战后仍在红军服役的前沙俄军官多达32544人11。

显然，有相当数量的沙俄军官站在了红军一边。有些是通过法令征召的，有些则是临时动员的。研究人员收集的关于军官团中几个小团体的个人资料证明了军事专家的人数之多。

现已查明，至少有 2837 名尼古拉帝国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和在校生（包括 1916-1919 年的速成班）以各种方式参加了内战。

至少1579 名该校学生加入红军队伍，1082 名加入了南俄白军，641 名加入了东俄白军，426 名进入了乌克兰军队12。那么，按百分比计算，这座总参谋部学院的阵营是如何划分的呢？由于很多总参谋学校学生都曾在几个对立阵营中服役过，因此准确的计算很复杂。为了克服这一困难，作者按照学生的服役职位数进行了计算。在这一计算中，红军占总参学生任职总数的 39.8%，南部白军占 27.2%，东部白军占 16.1%，乌克兰军队占 10.7%，西北白军占 0.8%，北方白军占 0.7%，其他白军、白军地下组织和在反布尔什维克战线以外与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的组织占1.6 %，其他（乌克兰除外）民族军队占3.1 %。

白军方面占总参谋学院学生任职岗位的 46.4%，超过了红军方面军的 39.7%。因此，白军的“学院人"数略多于红军。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白军拥有一批”老学院“学生，他们在1919年实施了加快培训计划，尽管其中一部分学员后来加入了红军。这种优势并没有给白军带来胜利，尤其是因为白军规模较小。与此同时，红军在总参学院学生任职数量明显优于任何一支单一的反布尔什维克部队。即使是白军的南方军，其队伍中的学院毕业生也比红军少三分之一。反布尔什维克阵线之间缺乏适当的协调和矛盾，使新政权的反对者失去了利用总参谋学生优势（白军和民族军的数据相加占 60.2%）的机会，成为导致布尔什维克反对者失败的因素之一。

民族军占 "学院人 "战争岗位数的 13.8%。这一高比例是算入帕维尔·斯科罗帕茨基（Павло Петрович Скоропадський）的盖特曼军队，该军队仅在形式上被视为乌克兰民族军队，接受了数百名学院毕业生加入其行列。扣除这些数据后，学院毕业生在民族部队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微乎其微。

除总参学生外，我们还研究到 219 名幸存至内战初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圣乔治骑士军功章飞行员的个人数据： 其中 89 人加入白军服役（包括 14 人后来向红军投降并在红军中服役，1 人留在俄罗斯，但以别人的名字藏匿），65 人加入红军（包括 7 人从红军中加入白军，2 人加入民族军，1 人加入 "绿军"），3 人加入民族军，10 人逃避内战。52 名飞行员的行方不明13。考虑到叛逃者，79 人（36.1%）在红军中服役，96 人（43.8%）在白军中服役，5 人（2.3%）在国民军中服役，1 人（0.5%）在 "绿军 "中服役。按服役职位数计算，红军占 43.6%，白军占 53%，民族军占 2.8%。应该考虑到，客观上飞行员比其他军事专业的人员更容易转投敌方。

还有 61 名二级和三级圣乔治勋章获得者的服役数据，他们大多是高级指挥人员。他们中只有 7 人（占职位的 14.6%）加入红军，32 人（占职位的 66.7%，其中 1 人转入民族军队）加入白军，加入民族军队有9 人（占职位的 18.75%，其中 4 人再转入白军），16 人逃避参战，另有 2 人的选择不详14。可以推断出一定的规律性：军官的官职和学历越高，他们中就有越多的人可能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

关于舰队军官的数据也相对准确，但由于其特殊性，这些数据明显偏离了军官站队的总体趋势。截至 1921 年 3 月，在1918年1月1日统计的俄罗斯海军的8060名军官中，有 6559 名前沙俄军官在红色舰队服役，占82.2%15。

俄国军官站在哪一边？历史学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军官人数众多，缺乏足够的档案依据进行计算，二是存在意识形态偏见。

卡夫塔拉德的统计迄今为止被认为是最可靠的，根据他的计算，考虑到被俘的白军军官，内战结束时红军军事专家总数估计为7.5-7.8万人，约占 1917 年秋季军官队伍的30%，其中包括 6.5 万多名战时军官16。沃尔科夫认为，这应包括文职军官17。沃尔科夫的统计低估了红军军事专家的人数，高估了在白军中的军官的数据，他的推断过于激进，因为他认为在红军中服役的旧军官不超过 6.8 万，或者甚至只有 5 万左右（7.5 万的数据中包括2.4 万医生和文职军官），或者说红军中只有5.5-5.8 万旧军官18。

卡夫塔拉德认为，40%的前沙俄军官可能在反布尔什维克军队中服役，剩下的 30%则逃避参战或死亡19。根据挑战卡夫塔拉德研究的沃尔科夫的估计，内战期间有8.5-9万名军官死亡，2.8-3 万名，即 10%的军官逃避参加内战（根据沃尔科夫的说法，其中三分之二被镇压），多达 1.5 万人，即 5-6%（实际上要多得多）加入民族军队，参加白军运动的约有 17 万人（对沃尔科夫给出的资料进行核算，约有 16 万人），即 62%的旧军官。他认为红军只有 5.5-5.8 万（最低估计为 5 万）名军官，占 19-20%，其中多达 1 万人阵亡。他认为，约有 7 万名军官移居国外，8.5-9 万名军官牺牲，11 万名军官留在苏维埃俄国20。

这些计算结果引起了合理的怀疑和质疑。首先，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文献证据表明16万旧军官曾在白军中服役。控制着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的白军拥有的军官人数是控制着人口稠密的中部地区的红军的三倍，这一点难以解释。显然，红军的动员组织工作要比白军好得多，这对双方军队的人数有直接影响。同样不清楚的是，根据沃尔科夫的说法，为什么红军动员的军官人数比白军少得多。沃尔科夫的计算没有考虑到军官从一支军队转入另一支军队的情况。此外，他的统计显然还包括了已经在白军中成长为军官的人（红军的类似情况--1917 年后受训的红军指挥官--不应包括在苏俄红军的旧军官统计中）。

整个旧军官团是如何划分阵营的？要回答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些战线和军队相对准确的数据会有所帮助。因此，截至1918年10月1日，西伯利亚白军共有 10754名军官21。到 1919 年 3 月至 4 月，高尔察克突击军、西线白军和西伯利亚白军只有5949名军官22。根据官方数据，到 1919年7月1日，在白军东部战线服役的军官约3万人23，在白军西北战线服役的军官至少有 1200 人24。有数据显示，到1920年8月，爱沙尼亚约有6000名俄罗斯军官25。截至1920年2月，俄罗斯北部只有1500 名白军军官26。在整个内战期间，约有2400名军官在北方加入白军，其中包括那些被白军晋升为军官（包括战争结束后）的人27。

在 1919-1922 年间，乌克兰各支军队中共有多达 3888 名军官，而在此之前的 1918 年，在帕维尔·斯科罗帕茨基的领导下，约有 7000 名军官服役28。总共可能有多达12 000名前沙俄军官加入乌克兰军队。截至 1920 年 3 月，波兰军队中有 6204 名前沙俄军官29。截至 1919 年，芬兰军官约有 880 人30，其中约有 250 名前沙俄军官。截至 1920 年 7 月 1 日，立陶宛军队的军官人数为 957 人，前沙俄军官至少有 440 人31。截至 1920 年，拉脱维亚军官的总人数超过了 1800 人32。截至 1918 年 11 月，爱沙尼亚军队约有 2000 名军官。遗憾的是，没有关于外高加索民族国家军队军官团的精确数据。据估计，约有 1500 名军官在亚美尼亚军队服役33，多达 1000 名军官在阿塞拜疆军队服役，数千名军官在格鲁吉亚军队服役。因此，各民族国家军队中至少有 2.6 万名军官。

最大的困难在于确定白军南方战线的军官人数。有数据显示，到 1918 年年中，军官占白军志愿军（Добровольческая армия）的 68.7%34。假设 1918 年 6 月（第二次库班战役前）志愿军兵力约为 9000 人，那么军官人数肯定少于 6200 人。

根据官方数据，截至1919年7月5日（18 日），邓尼金将军的南俄罗斯武装部队（Вооружённые силы Юга России，缩写ВСЮР ）的 244890 名官兵（包括非战斗人员）中有16765 名军官35。据卢科姆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Лукомскии）将军称，到 1920 年 9 月，这支部队共有5万名军官享受津贴36。如今，这是白军军官人数的最高记录（尽管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将军的回忆录证词）。南部白军总部提供的关于作战人员构成的信息给出的数字要小得多。截至 1920 年 7 月 1 日（14 日），南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战斗编制仅包括 8114 名军官，而截至 1920 年 9 月 1 日（14 日），部队的战斗编制包括 6699 名军官37。

这些数据与流亡军官的统计数据大致吻合。截至 1922 年 2 月，弗兰格尔军队共有 11 802 名军官38。截至 1922 年 3 月 1 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以及保加利亚共有 7,595 名流亡军官39。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统计，到 1922 年夏天，保加利亚有多达15000 名流亡军官，其中 75% （11250 人）来自克里米亚，24% （3600 人）来自其他白军地区40。全俄军人联盟（Русский Обще-Воинский Союз，简写РОВС）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课在成立之初（包括军事作战单位、团体、军官协会和联盟）有多达 25 293 名军官，其中包括流亡欧洲的所有白军战线军人41。

据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称，到 1923 年底，苏联有 3.5-5 万名前白军军官42。到 1924年9 月1日，政*治保卫总局对50,900 名前白军军官和文职军官进行了特别登记43。关于白军军官的损失（包括在战斗中的损失和被俘后遭到报复的损失），以及直接在白军中培养成军官的人数，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考虑到损失、俘虏、人员轮换以及军官从一个阵营到另一个阵营的多次转换，可能有大约10万名军官加入红军，上述档案数据证实了这一点。至少有 2.6 万名军官加入民族军队。加入白军（包括白军中提拔的军官）的军官可能有 11 万至 13 万（其中 7-9 万加入俄罗斯南部的白军，约 3 万加入东部反布尔什维克战线，不超过 1 万加入其他战线）。

相当一部分军官作为俘虏和叛逃者从一个阵营流向另一个阵营，因此上述数字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重叠。逃避参加内战的军官人数也不少（仅在俄国南部就有数万名这样的军官）。因此，到底有多少军官是红军，有多少是白军，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仍有待今后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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