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起兵讨伐张作霖，除了革命思想影响，还有派系斗争因素

1917年护法运动失败后，在孙中山身边担任警卫营长的郭松龄在南方无法立足，只得返回东北家乡，在东北讲武堂担任战术教官谋生。1919年3月，郭松龄与来此学习的奉系少帅张学良相遇，遂结成莫逆之交，从此开始了“茂宸（郭松龄，字茂宸）即我（指张学良）；我即茂宸”的相互提携之路。

张学良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后，任奉天巡阅署上校卫队队旅长后，推荐郭松龄任该旅参谋长兼第2团团长；同年6月，张学良任东北陆军第3混成旅旅长，郭松龄则任第8混成旅旅长。两旅合署办公，统归1个司令部指挥。因此，老张家对郭松龄，不仅有危难时收容之恩，还有提拔之遇。但1925年11月，郭松龄却发表反奉宣言，在滦州起兵7万讨伐老张家。这是为什么呢？

厌倦内战，坚决反对向日本出卖利益

第二次直奉交战后，奉军击败控制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并打算出关南下，抢占长江中下游地盘。郭松龄当时极力反对，向老帅张作霖力陈：“我们在东北有这么大的地方，经济富庶，人口三千余万，尽够我们干的。这次进兵关内，打败了曹、吴，己足雪当年之耻，如再驱兵南下，胜则成为众矢之的，败则损老将威名，不如雄踞关外，静观其变，养精蓄锐，再谋一统。”而张作霖末听其言，任由战火殃及长江下游，引起全国公愤。

郭松龄一怒之下，借参观秋操之机，暂时隐居日本。没多久，抢占了江苏、安徽等地的奉军不仅引起全国进步力量反对，也遭到了其他北洋军阀势力的围攻。占据闽、浙两省的孙传芳四方联络，组织五省联军将奉军势力赶回了黄河流域。郭松龄被积极从日本召回，要他率军南下反击孙传芳。但郭松龄在回国之前，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参加内战。一回国，他就对张学良说：“东北一片沃野，宝藏很多，可以经营开发，不应在关内争夺地盘，惹起战争。望能转达上将军多加考虑。”

在高层的派系斗争屡受排挤打压

当时奉军内部分为三派，一派为行伍派，又称绿林派。以张作霖、张作相、吴俊升、汤玉麟等土匪出身的东三省督军和各地驻军主官为首，这些人不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就是张的把兄弟，因此长期掌握东北实权。另一派是以奉军总参谋长杨宇霆、东三省训练总监姜登选等人为首的士官派，由于其成员基本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因此长期受到日本支持，把持着铁路、兵工厂等肥缺。

第三派是以张学良、郭松龄为首的陆大派，其首领张学良虽有太子之尊，又和郭松龄一起掌握着奉军中最精锐的数万部队，但由于崛起最晚，因此基本没有占据多少地盘，也没有分到多少实权。不过，一旦需要打仗送死，往往就被推到了最前面。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全线溃败，只有张、郭领导的东路部队死命阻击，才打破了吴佩孚突破山海关，实现直捣关东的计划。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有功无赏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学良与郭松龄负责指挥第3军团，作为担任正面进攻的主力，在击溃直军的过程中出力最大、牺牲也最大。但张作霖论功行赏时，分别将第2军李景林、第4军张宗昌及第1军姜登选及坐镇后方摇羽毛扇的杨宇霆，任命为直隶（今河北省）、山东、安徽、江苏军务督办，而张学良和郭松龄却被排除在外。张学良身为儿子，不能对老子提意见，但郭松龄却心中十分不满。

恰在此时，冯玉祥、李景林派人与郭松龄联络，密谋公共反对张作霖。冯玉祥派参谋长熊斌到天津与郭松龄秘密会谈，签订了一个郭、冯和李的“三角同盟”，达成如下协议：“郭松龄回师讨张，必要时冯玉祥可以出兵相助；冯玉样和李景林之间维持现状；李景林可以军饷、弹药供应郭松龄。张作霖下台后郭松龄和李景林开发东北，各理庶政，不事内争，改组合法政府，不与外人缔结密约”。

张作霖电召回奉，引得郭松龄疑心而起兵

11月20日，张作霖突然电召郭松龄回奉。在接到张作霖电报前，郭松龄已接到密电，告知张作霖在杨宇霆的怂恿下欲杀他，嘱其勿回奉天。郭松龄认为他的活动已被张作霖识破，遂下定了行动的决心。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车站召开军事会议，宜班师回奉、倡导和平，当场将不肯签名附和的4位师长解职软禁，并正式把所辖部队改名为东北国民军。

12月，郭松龄率所部7万精锐大军攻占山海关，夺取绥中、兴城，占领锦州。奉军全部退却到辽河东岸据守。但郭军在攻打新民县巨流河时，遭到日本关东军袭击，后方被从黑龙江来支援的奉系吴俊升切断，设在白旗堡的弹药库被烧，日本飞机对郭军阵地进行轰炸。郭军不敌，一败涂地，郭松龄离开部队后被捕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