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玉河：从读书人到知识人

学术研究是一种探索知识的活动，学者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体。传统读书人与近代知识人之显著区别，是知识结构与学术理念的差异。读书人追求的并非纯粹知识，而是闻道、传道与卫道，是“修德明道”，而近代知识人之基本使命，则是“为知识而知识”。

一、明道与入仕

从事学术研究者，即学术研究之主体，一般称“学者”。“学者”乃较宽泛的概念，中国古代俗称“读书人”，相当于传统社会之“士”阶层，近代以来则泛称“知识分子”。古代“士”之概念与近代“知识分子”概念，有相当大的差别，故用“知识分子”概念难以准确地涵盖古代中国学术研究主体之特性。将包括“士”在内的掌握文化知识者统称为“读书人”，或许更贴切些；而将近代学术研究的主体不称为歧义较大之“知识分子”，而称为“知识人”，或许更能说明中西学术研究者在知识结构、学术理念及理想追求上之差别，也更能体现中国学术研究主体从传统向近代演化之特性。

传统读书人与近代知识人之显著区别，是学术理念的差异。读书人追求的并非纯粹知识，而是闻道、传道与卫道，即孔子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古代之“士”是卫道、行道型之“读书人”，而近代“知识人”之基本使命，是“为知识而知识”。传统读书人缺乏近代知识人这种“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之精神。士之使命在“志于道”，故其为学目的在“明道”。《荀子·劝学》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术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其终极目标为：“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求得“道德之极”，乃为学之目的。故士之最高理想，是由士而仕，充当帝师王佐。读书人之理想，不是求知，而在明道，专在人之德性上下功夫。“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语道破玄机；上迄天子，下自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即修道，身禀天地阴阳以生，是乃天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而修道之谓教，故修身之道即为儒学之“道统”，此乃“内圣”之道。虽然强调“修”之功夫，但“修”并非目的，内圣还要走向“外王”。“内圣外王之道”，乃传统士人追求之理想境界。

在关注读书人“明德求道”之理念时，同样不能忽略了孔子所强调的“学而优则仕”传统。读书人既是学者，也是后备之官吏，或本身即是官吏。求学成士，进而入仕为官，乃传统读书人之最佳选择。故古代学者虽出自士，然士多为官。传统学者之职业，亦以为官者居多。读书人并不将做学问作为一种谋生职业。他们是知识与社会价值的拥有者、传承者与独占者，由于其对“内圣外王”理想的追求，故容易走向政治，并将“入仕”视为展现人格与社会价值之正途。

传统读书人有着强烈的“修德明道”理念，但同时也具有浓重的“学而优则仕”观念。“明道”与“入仕”本质上是冲突的。如何协调两者间之张力？在许多读书人看来，入仕往往以“志道”为目的，“志道”要落到实处，必须“入仕”，以入仕为志道之手段和途径。入仕实乃为“志道”，遂将读书人“明道修身”理念，与通过科举获取功名以入仕，很好地结合起来了。

二、为知识而知识

近代中国之知识人，是从传统读书人转变而来的。读书人转变为知识人，是由于晚清政治社会结构之变化使然。知识人与读书人之最大区别，在于学术理念之差异。而从读书人“修德明道”理念向知识人之“求知”理念转变，实始于其知识结构之改变。从洋务运动开始，经过戊戌维新，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近代学人完成了知识结构、学术理念之蜕变历程，逐渐从传统读书人演化为近代知识人。

近代知识人赖于两种渠道产生：一是从传统读书人接受近代西学新知后蜕变转化而来；二是从新式学堂学生接受西学新知培养而出。晚清西学的输入，导致了士人知识结构的变化；士人知识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传统读书人职业选择之变动。知识人主要从事知识之创造、传播与传承，其社会身份多为科研、人文、工程技术、教育、医疗卫生、新闻出版、咨询服务等职位上之专业人员；大学、书局、学会等新式学术机构，是新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中心，又是近代知识人容身之主要场所。

近代知识人之所以称为“知识人”而不称为“读书人”，除了知识结构上的差异外，更重要的是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学术理念。换言之，近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重要区别，在于学术理念上的差异，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学术平等、学术独立、求真、求知理念的确立。求道与求真，乃为传统读书人与近代知识人之分野。

“为知识而知识”的基本内涵，是以“求知”为目的，旨在强调尊重和维护学术的独立品格。故矫正晚清以来经世学风造成的过分强调“致用”倾向，便是非常必要的事情。而矫正过分的“致用”倾向，就必须抱定作纯粹的“无用”的研究的理念。近代知识人的出现，首先在于与政治脱离干系，放弃“学而优则仕”观念。正因有西方近代学术作为参照，清末民初许多学者痛感中国缺乏如近代西方那样独立的“学术社会”，故提出了仿效西方创建近代意义的、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学界”主张。这样的“学界”，既然是独立于“政治界”之外，那么知识人必然要严守纯粹的学术立场，信奉“为知识而知识”理念，划清政治与学术、官吏政客与纯正学者的界限，并力谋学术界的独立。

三、学术研究职业化

所谓学术职业化，是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谋生的社会职业，学术研究者成为职业学者。在古代中国，读书人从事学术研究，或多或少都是以一种官吏等职业身份进行的，并非纯粹地将学术研究作为谋生的职业，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难以保障其作为一种职业的生存。为官、为师，乃古代读书人生存之职业特征。

随着清末民初现代学术教育体制的建立、科学家群体的形成、专门科研机构的创建、科研成就的取得与科学交流系统的建成，近代学者的社会职业角色开始形成，学术研究逐渐呈现一种职业化趋向，不仅出现了以知识生产和传授为谋生手段的社会职业，而且这种学术研究职业为一定的制度所保障。学术职业化是现代学术体制的重要特征。

学术研究职业化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大学、研究所、图书馆、杂志社、出版社、报馆等近代新学术设施的建立，为知识人从事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这些近代新学术体制下的学术设施，不仅使近代知识人有了容身之地和生存空间，而且使学术研究成为一种社会职业。知识人以教授、编辑、研究员、图书馆员等职业身份，成为近代学术研究的承担者。传统读书人除了作教师外，多数人走着科举———做官的道路。知识的多样性造成了职业的多样化。知识人的职业化，意味着知识的专业化。新知识开始远离政治，致力于本专业的知识生产（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教书育人），并在日益强化的经济贫困和地位贬值中，清贫自守。这样的社会职业，使其保持了与政治必要的独立，同时，也迫使他们为生存而谋划。故知识人将大学教授、专家及编辑等作为“稻粱谋”之职业，在追求学术独立之同时，亦追求经济上的利益。

学术研究职业化后，知识人追求的是“知识”，是以其专业知识来换取生活资料的。故近代学术不可避免地带有实用、功利、浮躁、浅薄的特性。这样一来，便与标榜“修德求道”的传统读书人有着很大差异。近代注重知识传递之大学教授，与传统的传道之师便迥然不同。蔡元培云：“自科举废,学校兴,师弟之间之感情，遂一落千丈。其故由于两方：教者除上堂演讲外,不复注意被教者之进步受益与否；被教者遂亦不发生感情与教者接洽。至使学术之授受，同于商铺之买卖，实为不良之现象。”学术之授受，同于商铺之买卖，乃近代知识人与传统读书人之重大差别。因为他们各自的功能已经不同：非传道卫道之师，而是求知、传知之师。

如果说读书人对学术的追求是“志业”而非“职业”的话，那么知识人对学术之追求，则逐渐变成一种社会“职业”，而非“志业”。传统“师”之责在于传道授业解惑，而作为近代社会职业的大学教授，则将知识的追求和传播视为第一位。其职责首先不是传道，而是求知，不是授业，而是研究。近代学术职业化后，知识人被纳入特定的知识生产和传授体制中，成为现代知识体制和学术体制中之知识人。

与学术职业化相伴随，近代学术呈现出越来越严格之体制化趋向。职业化学者被纳入近代分科化、专门化之学术体制中。现代学术体制以有形之场地和无形之规范，直接限定着学者之学术活动，并间接影响着学者之学术思想。职业化之知识人若不能与学术体制形成良好的对话关系，不仅会使学术体制越来越僵化，而且知识人也容易被体制所“化”。随着知识体制的日趋完善，知识人逐渐生存于知识体制内部，这是近代以来发展的趋向。职业化之知识人多遵从现代学术体制从事知识生产，甚至将知识作为稻粱谋，而不再执著于思想之道。这是职业化体制下学术研究的特点及知识人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