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1927年红军创立后，一直非常重视政治干部。其实在早前与国民革命军合作时期，这种做法便取得了效果，队伍思想性和凝聚力得到提高，给国军高层和将领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后，无论营连等基层部队，还是军、师、兵团、大军区，都设有不同级别的政治主官。而一支部队的军事主官与政治主官，是工作搭档的关系，名义上平起平坐，但关键时刻总要有人“做主”，实际上谁的权力更大些呢？
再融洽的搭档，面对不同的战争局面时，或多或少都会产生意见分歧。根据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政委拥有“下最后决心”的权力，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军事决策权。从这个角度看，似乎政治干部要比平级军事干部的地位略高。但这种情况极少出现，真正产生了争议，往往要请上级首长定夺。比如1948年辽沈战役时，东北野战军“林罗”二帅就是否先打锦州的问题，有不同看法，期间多次电报请示西柏坡。所以在决策过程中，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影响力更大：罗帅始终主张南下打锦州，但事实上他难以直接否决林总的战术打法。
司令员和军区政委，实际工作中不一定谁的地位更高、职权更大。但是情况并不难判断，我军有一条不会写入干部标准、但却发挥关键作用的依据：司令员和政委，谁是所在机构的党委（党组）书记，谁就是事实上的“一把手”，决策权更突出一些。所以不能直接回答军事主官和政治主官，哪个权力更大，而要结合这一单位的实际干部设置情况。“刘邓大军”中，邓政委是中原局书记，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期间，他名义上是五人组的最高领导，出任总前委书记。不过在实际工作中，刘帅负责中野（二野）的军事决策和指挥，小平同志与刘伯承司令员配合默契，不会拿党内职务压人。
全面抗战时期的新四军首任军长是名将叶挺，副军长为项英，项英又出任政治委员。这两人在工作中是搭档，并且叶挺的名气更大、军事指挥经验更丰富。但熟悉历史的朋友都清楚，项英才是真正掌控新四军的首长，他不光是军政委、还是军委会书记。这一条很关键，新四军的重要决策，大多是由项英决定的，而非军长叶挺。
归根结底还是一条：党指挥枪原则。政委的党内地位往往比较高，在部队内起到方向指导和政策监督的作用，但至于谁是“党委书记”，司令员和政委都有可能，要看这支队伍的实际情况，不一定是政委。萧劲光大将担任新中国首任海军司令员，同时也是海军党委书记，毫无疑问他是海军权威；而七十年代苏振华同志出任海军第一政委，萧劲光仍然是海军司令员，但苏振华成为了海军党委书记，所以此时海军的首要负责人就是苏振华，决策权力要大于萧劲光。
还有一种情况。有些部队，虽然制度上没有规定，但事实上是实行“一长制”的，即司令员和政委由同一名干部担任。比如抗战时山东军区的罗荣桓、解放战争中华东野战军的陈毅，以及抗美援朝时的志愿军统帅彭老总，权力集中以便高效决策。前提是这一类将领政治素质出色，都具有非常综合的能力以及过人的军队威望，能够自如且正确地掌控局面。由此可见，军政搭配的制度科学而不死板，讲究因地制宜结合部队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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