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继权 | 乡村政治学开拓与发展——以张厚安教授的研究历程为线索

乡村政治学开拓与发展

——以张厚安教授的研究历程为线索

项继权

作者简介

项继权（1962-2023），湖北麻城人，中共党员。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1998、1999年爱尔兰利默瑞克大学、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湖北省普通高校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同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第二批“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领军人才。曾兼任全国政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学术顾问，民政部“全国农村社区建设专家顾问组”顾问。主要从事中国农村问题及地方和基层治理研究，先后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等各类项目15项；发表学术论文118篇，其中23篇被《新华文摘》等全文转载，出版著作20部，多项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

【摘要】张厚安教授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也是中国乡村政治学和农村治理问题研究的奠基者和开拓人。回顾张教授的治学历程，他引导了政治学研究从高层走向基层，创立了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构建了具有明确研究对象、重点、内容、方法、目标以及基本学术判断、理论概括和政策主张等的乡村政治学的学科体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张教授的学术精神和治学理念得到不断弘扬与发展，乡村政治学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基层实践经验总结、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为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注入了新动能。

【关键词】张厚安；乡村政治学；中国农村研究；村民自治；基层治理

阅读引导

一、乡村政治学的奠基与开拓

二、乡村政治学的学科化与科学化

三、乡村政治学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发扬

2023年10月，是华中师范大学120周年华诞，也是中国农村研究院的创建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科的开拓者张厚安老师的96岁寿辰。在校庆这个特殊日子，不能忘记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对于一流学科建设的贡献，其中凝结了老一辈学人的付出与努力。回顾张厚安老师的学术生涯，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乡村政治学的发展过程十分重要。同时，张老师做学术研究的崇高品格和学术品质，对调研、对学问、对真理的敬畏精神，不仅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知识分子的典范，也是我们今天创新发展及弘扬中国乡村政治学研究的宝贵财富。张厚安老师在改革开放后最早推动了我国政治学的恢复和重建，不仅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我国政治学和乡村政治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一、乡村政治学的奠基与开拓

张老师讲过：“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30年来(也就是我的后半生)，在学术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参与了全国政治学学科的重建，并于1982年在华中师范大学率先开设了政治学课程；二是从80年代初就重点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并创建了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这两点很好概括了张老师的学术工作，也体现了他的学术思想。笔者认为张老师的学术思想及其创新和贡献最为集中的是对乡村政治学的奠基和开拓。他参与政治学的恢复重建并将政治学研究拓展到农村政治学领域，通过创建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动农村政治学发展。

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倡议下，中国的政治学得到恢复重建。80年代初，与其他高校的政治学学科类似，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人吸收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高原、张厚安等一批老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训练，这为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但由于当时正处于历史转折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一些经典著作和基础理论还存在明显的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片面强调阶级观点，掩盖了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和立体性。这一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着广大政治学人的反思，他们极力主张树立政治学科的主体意识。

在这一背景下，张厚安老师与资深学者们一起联合倡议，要求恢复政治学和行政学专业。他们把研究的目光瞄准基层，深入农村做调查研究，同时倡议理论工作者也要务农，要面向农村，服务于农村的改革。因为，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带动了全面改革，农村改革中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去研究。当时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政治学研究室的同志们敏锐地认识到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发生变革的同时，中国农村基层政治体制也即将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政治组织即将发生重大变革。由此开启了张老师的农村研究之旅，也有了田野政治学的起源。为了支持乡村政治学的发展，便利学者们的调查研究，当时的政权司负责人白益华司长给他写介绍信，“全国各省、市民政厅、局……兹有……有效期一年……”，正是在全国各地民政部门的支持和协助下，到农村搞学术调查研究才有了很大便利。在张老师的领衔下，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室先后申报并承担了国家“七五”、“八五”两个五年规划的科研项目，撰写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开拓了对农村问题特别是农村基层政权和村民自治问题的研究。

同样是在20世纪80年代，张厚安老师一直在参与或主编政治学的相关著作，他强调对农村问题的研究要立足政治学理论的视野，把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1982年，张厚安老师邀请时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刁田丁教授等协助他开设了政治学课程。从承担《简明政治学》中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部分的写作，到参与《政治学辞典》的主编，再到担任《通俗政治学》的主编，直至独立主持《政治学》专著的编撰，他主编和撰写的著作为探索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张老师依据时代发展和现实要求对政治现实进行关怀和探索，尤其是在农村政治研究方面，他撰写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中国乡镇政权建设》《中国县以下层次区划模式》《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乡政村治”的模式》《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和《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等研究成果为华中师范大学乡村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990年，在张老师的提议下，华中师范大学成立了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后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中国农村研究院)。这一平台，不仅汇聚了力量，也推动了农村问题研究从分散研究到团队攻关的模式转变。1991年1月，张老师在接受《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的访谈时指出，“农村改革发展、农村问题，不仅仅是一些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而且首先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和政策问题。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忽视农村问题的政治方面，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理顺农村各种政治关系，那么最终必然会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认为加强对现阶段农村政治问题的研究乃当务之急。我还希望在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能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乡村政治学。”2001年，张老师又指出，“尽管经过10多年的深入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也出了不少成果，但是对这些材料的系统整理，使之上升为关于农村政治的理论仍显不够，当然，这种不足也是任何实证研究都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最近我们正思考写一本《乡村政治学》，系统地总结十余年来的研究成果。”张老师长期以来一直专注于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基层政治组织和村民自治的研究，并在这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在国内外也有很大影响，被学界誉为“走向乡土大地的学者”。

乡村政治学的创建，是华中师大政治学研究团队自始至终就非常明确的学术研究重点和努力方向。张老师几十年的工作也正是坚持从政治和政治学的角度研究农村问题，将政治学研究拓展到农村，主张以研促教、教研相长的科研模式，开辟了乡村政治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正是在张老师的引导下，华中师范大学从事农村研究的老师愈来愈多，形成了一个有共同研究旨趣的学术共同体，推动着乡村政治学的迅速崛起。

张厚安：《乡土大地上的思考》

二、乡村政治学的学科化与科学化

任何一门科学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学术重点、学术目标和研究方法。从张老师的研究及其成果来看，尽管他后来并没有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进行系统的学理概括，但是，从他几十年对乡村问题的政治分析和研究来看，可以说已经明确了乡村政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重点、方法以及基本的学术判断、学术概念、学术观点及学术逻辑，为乡村政治学的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

其一，乡村政治学是社会主义政治学新兴分支学科。乡村政治学是张老师在参与恢复政治学重建之后努力将政治学研究拓展到农村问题研究的产物。改革之初他就意识到并强调，农村改革发展、农村问题不仅仅是一些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且首先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和政策问题，现阶段农村政治问题的研究乃当务之急。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研究农村问题的学术机构已不在少数，但多数是研究农村的经济问题。因此，他强调必须从政治和政治学的角度对农村改革发展及其问题进行深入的系统研究，指出要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乡村政治学。可以说，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是第一家明确提出研究农村政治的科研机构。

显然，乡村政治学是应用政治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农村政治，是政治学理论在农村研究的应用和拓展。为此，张老师特别强调：“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正是以政治学学者的身份，用我们掌握的政治学知识来实践‘理论务农’的誓言的。我们研究院的成员必须明白，我们这一生所从事的专业是政治学，而研究的方向则是农村问题(特别是农村政治)。在这两个方面决不能放弃、不能转向，而且要不断线地发展下去。”正是在这一准则的指引下，我国政治学实现了从高层研究到基层研究、从国家政治到农村政治的拓展，农村政治与治理研究由此产生了累累硕果。正如张老师所说：“政治学学科建设之所以能走在前列，凭的则是我们在农村政治研究上展示出的公认的成绩。从政治学的视角去观察、研究农村问题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

其二，乡村政治学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重点。政治学是一门以研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相关领域为主的社会科学学科。狭义的政治学研究国家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广义的政治学研究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政治学一直将政治利益、政治权力、政治关系、政治结构及其政治活动等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从张老师对乡村政治的研究来看，他一直高度关注和研究农村社会政治利益、政治权力及政治关系与政治结构。张老师强调，“基层政权是实现人民群众直接民主的重要环节，是党和国家联系群众的基本纽带，是国家各项工作的一个落脚点”。为此他强调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必须理顺农民及各个主体的利益和权力关系。在今天看来，张老师对于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和对策仍然具有前瞻性。

张老师强调农民问题的实质其实是土地问题。谁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就能得到农民的拥戴。新中国成立70余年以来，土地制度改革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经历了从合作社、人民公社再到土地承包到户的三次大的变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如果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是把土地的使用权(经济权利)还给了农民，那么，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则是要把人民公社时期被剥夺的人身自由和民主权利还给农民。”他一直强调农村及整个国家改革发展必须从政治上理顺各种权利关系，包括国家与农民、政府与社会、集体与农民、以及党政关系、乡村关系、条块关系等重大关系问题。“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理顺农村各种政治关系，那么最终必然会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显然，他将尊重和保障农民的利益和权利、理顺各种政治关系作为农村改革以及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其三，乡村政治学立足田野实证调查推进乡村政治学的理论和政策创新。1997—1998年，张老师率师生在湖北黄梅水月庵村进行村治实验，这是继1930年代晏阳初、梁漱溟等主持乡村实验后，我国学者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首次开展的乡村实验。水月庵村治实验的目的是在农村基层民主实践中检验制度的成效与不足。当时，张老师等入村调查后发现，尽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实施多年，但是村两委功能弱化和村民自治有名无实的问题十分突出。为此，课题组把规范民主选举制度作为切入点，对村民民主选举的程序、规范、技术等进行指导，但不直接干预选举过程。新的村委领导班子成立后，课题组指导村干部和村民编写出一套《水月庵村村民自治章程》。然而，该章程一经实施就遭遇挫折，原因在于组织建设、能力建设等相关民主要素的培育不足。为此，张老师指出在强调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完善农村基层的管理体制。村民自治的实施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要重视并培训村干部的素质，使其成为村级治理与发展的得力助手；也要建立起村党支部的核心地位，发挥村党支部的核心作用，“书记、教授与农民”的结合模式对于深化农村改革有助益作用。

张老师是改革开放以来将宏观政治学研究拓展到地方基层微观政治学分析，将田野调查实证研究引入政治学研究的先驱，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重心下移。他曾敏锐地指出：“我本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半个多世纪，但是在改革开放前的25年，尽管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可是从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看，总跳不出一个‘怪圈’，那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基本上是一种注释式、经院式、教条式的研究。”为此，他明确提出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反思性转换。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乡村与城市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科学必须随着社会的变革而转换其研究内容和方法，我们再也不能只唯书、唯报、唯上，而不唯实了！”他多次强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必须“走出校门，走向社会，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在深入的社会调查基础上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由此，将田野调查、实证分析引入政治学及农村政治研究，成为乡村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张老师自己一直率先垂范，经常深入到农村基层调研。在“下海”经商成为潮流的时候，他却坚持“上山下乡”，足迹遍及全国各省市区。在立足田野实证调查的同时，张老师也强调多学科参与，不能轻视理论。他强调，“从研究方法上看，我们以前主要是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研究农村问题，现在看来还不够，今后应该同时注意到从多学科的角度，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角度来共同关注农村各个方面的问题。只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与碰撞，才会产生更多的思想火花。”“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但是在今天，我还要强调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当我们重视深入实际，重视实证研究的时候，一定要防止‘忽视理论’的倾向。不要满足于发表几篇实证调查报告、论文或出版了一些著作，还要重视读书，把深入实际研究的成果进行理论升华，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形成系统的观点，创立学派。”

其四，乡村政治学的学术目标是“理论务农”、教研相长。在乡村政治学研究上，张老师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研究农村问题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农民，农村改革的历史使命是为了实现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富裕、农村的兴旺和农村生活环境的改善。”从事农村问题研究要反映农民的心声，维护农民的权利。要立足于农村发展实际，依据农民的现实需要，寻找农村发展的客观规律。在1982年湖北省政治学年会上，张厚安第一次提出了“理论务农”的口号，明确了理论和实践的同等重要性，表明社会科学的研究既应重视实践，也要重视理论，以理论研究促进社会发展。张老师强调，知识分子的价值不在于写了几本书，发表了多少文章，而是用自己的理论为改革实践服务。为此，他直接参与和指导了一系列重大农村改革，比如1987年山东莱芜的“简政放权”改革，尝试解决乡镇“条块分割”问题，向乡镇政府下放事业站所的管理权，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中央之后提出“凡属可以下放的机构和职权，要下放给乡”。1989年山东莱西的“村级组织三配套”改革，分阶段开展了以村级组织配套建设、民主政治配套建设和社会化服务配套建设为内容的“三配套”建设，在农村生产方式急剧变革的背景下为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为此中央组织部等五部门于1990年8月在莱西召开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确立了以党支部为领导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工作格局。1990年山东章丘的“农村基层管理工作规范化”改革，结合农村实际制定各种类型的“规范”，再经村民讨论、村民大会通过、乡镇政府审批核准后印刷成册，使村干部、村民的日常行为有了一定遵循，推动了村级社会经济秩序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

针对理论对解决农村现实的关系，张老师撰写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一文，并发表在当时国家教委一个刊物的首页。在文中，他阐述了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理论务农”其实质就是理论工作者要研究、探索农村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将取得的理论成果用来为农村的深化改革服务。张老师倡导的“三个面向，理论务农”在后来便成为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乡村政治学研究的研究取向。张老师多次强调，乡村政治学研究必须“与农村的改革实践相结合、与政府的决策相结合、与我们培养研究生的任务相结合”，“为农村改革服务、为政府决策服务、为培养合格人才服务”。由此确立了华中师大政治学和乡村政治研究的基本方针，促进了华中师大政治学和乡村政治理论与实践、科研和教学相互促进、共同成长和迅速发展，并推动整个政治学研究的进步。

其五，乡村政治学提出了一系列学术判断、理论总结和政策主张。在几十年深入的乡村调查中，张老师对改革以来我国乡村政治关系、政治结构、政治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判断和政策主张。第一，他否定了将我国农村改革及整个国家改革仅仅看作经济改革的判断，强调“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继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也拉开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从农村开始的。村民自治与恢复乡政府、实行政社分开即是这一重大变革的主要标志。”第二，如上所述，他强调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土地问题，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基础，随着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农村基层治理体制也发生深刻的变革，由此指出了农村政治的核心、基础及其变革的根源。第三，针对农村改革以后农村基层政治组织的变化，他首次提出了“乡政村治”的理论概括。他强调“乡政村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政治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乡镇政府是自上而下的行政脉络终端，村则成了村民的自治单位，“乡政”指导“村治”，“村治”是“乡政”的基石，乡镇政权和村民委员会的结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的新的政治模式。第四，他高度肯定村民自治建设，强调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乡镇政权的基石，只有奠定好这块基石，才能将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农村基层。但是，把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农村基层绝非一朝一夕，要使这种民主在基层真正扎根、巩固，除了始初阶段要有来自上面有力的推动外，还要逐步把村民民主自治落到实处。只有把乡镇一级政权建设好，把村民自治搞好，才能使矛盾化解在基层，农村的稳定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才有了组织保证，才能把农村的事情办好，我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第五，他对政府与农民、集体与农民、干部与群众以及条块关系、党政关系、政企关系等多种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提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理顺各种利益和权力关系，并对理顺乡村治理与基层民主建设、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及各种政治关系提供了明确的建设路径和可操作的对策。他参与改革后一系列农村政治建设的经验调查和理论总结，莱芜“简政放权”的经验，莱西“村级组织三配套”的经验，章丘“农村基层管理工作规范化”的经验，邹城乡镇“依法行政”的经验和河南辉县关于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经验，等等，均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高度肯定并在全国范围推广。

张厚安、徐勇主笔：《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

三、乡村政治学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发扬

不难看出，尽管张老师没来得及对乡村政治学进行系统的理论概括，形成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但很显然，他已有的研究和成果已经对乡村政治学的对象、重点、内容、方法和目标有着清晰的表述，对乡村政治的基础、政治关系、政治结构、政治发展及政策主张进行了大量的深入调查和理论政策研究，做出了明确的学术理论指引，为我国政治学提供了新的理论知识和学术贡献的同时，也为党和各级政府对农村改革发展、村民自治、基层治理改革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持。2000年，张老师卸任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一职，但是，华中师范大学乡村政治学研究团队继续坚持他所倡导的“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学术理念、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的方法论。此后的20余年，张老师的学术精神和治学理念得到不断传承、创新和发扬，乡村政治学逐渐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学科体系，建构了更加契合中国场景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在更大范围上促进了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

其一，乡村政治学在与现有经验和知识的对话基础上去发现和研究问题，不断提升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体性、学理性和原创性的水平。从历史演变的过程来看，早期的乡村政治学者虽然强调了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但还未形成一定的理论自觉。张老师提出“乡政村治”这一原创性概念，其重要贡献在于回答了人民公社解体之后的基层政权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为推动形成乡村政治学的理论自觉奠定了基础。张老师卸任之后，华中师范大学乡村政治学团队继续用脚步丈量乡村，围绕国家与乡村关系、乡村村民自治、乡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基层治理等经典议题继续展开研究。在学术概念的创新与发展上，以徐勇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研究院团队对大量的政治社会现象做出了学理化的概括，提出了诸如“家户制”、 “国家化”、“农民性”等原创性概念，这体现出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的话语理论体系的尝试。当然，尽管乡村政治学者们基于中国的实际经验初步形成了话语建构的自觉，但是这些概念、命题和理论能否经受住检验依然有待观察，这也意味着乡村政治学的话语体系的构建任重而道远。

其二，乡村政治学秉承着从殿堂到田野的方法自觉，将田野调查方法与知识体系建构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研究取向。张老师强调要形成乡村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自觉与自信，掌握一定的研究方法。一是田野调查法，张老师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便不断从事田野调查，将认识世界、获得真理、生产理论建构在充分的实地研究之上，比如他在对湖北黄陂木兰乡的调查基础之上得出了结论：村民自治背景下乡行政主控型的乡村关系是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主张要肯定并善于利用乡政府在引导乡村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随着田野调查法的广泛运用，乡村政治学者不再满足于以个案调查为特征的方法，形成了更加长效性、系统化的田野调查体系，比如中国农村研究院于2006年组织开展的“百村观察”计划，在全国选取300余个村庄的5000多农户进行长期追踪，有助于长期观察我国农村的基本情况及其走向。二是田野实验法，张老师于1996年在湖北省黄梅县小池镇水月庵村做了“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实现农村基层管理工作规范化”的村治实验，得出发展农村经济必须重视加强和完善农村基层的管理体制、必须明确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的主要组织形式的结论。继“水月庵实验”之后，乡村政治学者围绕基层治理的制度供给又开展了以增强农民能力为目标的“南农实验”、以培育农民组织为目标的“岳东实验”、以培育新型村级治理机制为目标的“蕉岭实践”以及以推行村民小组自治为目标的“清远试点”，等等。正是采用实验的方法从事研究，乡村政治学者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乡村治理的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存在的巨大差异，进而在试验的过程中深化乡村政治学的理论反思。

其三，乡村政治学坚持为农民发声、为农民维权的基本立场，帮助干部和群众解决了一批现实问题。张老师幼年饱经战乱之苦，他对农村、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情感自小便建立了起来，正是这种天然、朴素的情感，激发着他不断为乡土大地做些好事和实事。张老师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公共问题的治理背后反映出深刻的政治问题，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农村公路建设与评估等问题提出治理思路与解决方案，是践行“理论务农”的必然途径。长期以来，一大批华中师范大学乡村政治学人本着“理论务农、背靠政府”的理念，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下，承接服务国家战略、聚焦国计民生的项目，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撰写多份咨询报告，部分获得各级党委领导批示以及被中央或地方主管部门采用，为服务精准脱贫、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农村基层建制调整等国家重大战略做出了贡献。比如，于2005年评估了“咸安政改”，主张大力推进乡镇政权的民主化及事业单位的市场化、社会化和民营化，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乡村治理体系和乡村公共服务体系。于2013年挖掘了“秭归幸福村落”，与湖北省秭归县合作改革探索，总结了自治单元下沉、治理重心下移的乡村治理新模式，客观分析了“幸福村落”运作机制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于2016年总结了宅基地改革的“余江样本”，与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合作，梳理余江在整合土地入市、产权抵押、乡村治理、普惠金融等方面的经验，为改革的全面推行提供了借鉴。

其四，乡村政治学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底线，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学风和一种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张老师力主学者之所求，乃在于真事实和真思考，对于只做表面文章、生产学术泡沫的现象痛心疾首。他反复强调，“马列主义”不是简单地挂在嘴上，而是需要渗透在细微的脚踏实地的分析中，必须彻底抛弃“唯书、唯上、不唯实”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学风，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多年来，华中师范大学的乡村政治学研究向来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立足田野调查和国别比较，突出理论构建与实证调研，始终注重学术品德的塑造，善于将深刻的道理用朴实的语言和缜密的逻辑展现出来。与此同时，既注重理论教学，又把课堂搬进乡村大地，鞭策学子与青年教师在与校园和乡土、教师和农民的接触中，掌握了解实情、掌握真知并写下真言。

总之，乡村政治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立足时代而不断探索和创新。以张厚安老师为代表的华中师范大学乡村政治学团队，在推进乡村政治学研究及理论和政策创新的同时，也推动了我国政治学以及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式的转型。张老师长期扎根乡村政治研究和一线教育教学，培养了大批从事农村政治学研究的理论人才以及地方和基层改革实践的干部精英，促进了农村改革发展，也正因如此，他被誉为“走向乡土大地的政治学者”和“理论务农的典范”。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继续继承和弘扬他的治学理念和学术风格，坚持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将“理论务农”的接力棒一代代传承下去，不断推动农村改革与发展、农村研究和人才培养。

(本文为项继权教授遗作，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外政治制度专业博士生刘桓宁、王春艳协助整理。)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