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廖汉生回忆退出军区领导岗位

退出军区领导岗位

1982年5月，副总参谋长张震受中央军委的托付来到沈阳军区，考察、研究军区领导班子的配备。事先，李德生司令员、我、刘振华副政治委员及干部部方祖岐部长交换了对军区领导班子配备的意见，然后由德生和我向张震同志谈了军区党委的意见。我请张震这位老同学、老搭档回到北京后向军委转达我要求退下来的愿望。

6月下旬至7月上旬，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有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参加的座谈会。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同志主持并宣布会议的两个议题:大军区领导班子的配备和精简整编。

第二天，军委常委杨尚昆、韦国清、杨得志、王平以及总政治部主管干部工作的朱云谦副主任，找李德生和我谈沈阳军区领导班子的配备。

我们向军委汇报了军区党委的一致意见:我退下来，比我小5岁的李德生同志仍任司令员，比我小10岁的刘振华同志接任政治委员，另外有3个副司令员，两个副政治委员以及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主官也都建议换为新人。

我要求退出领导岗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两年前，当决定我到沈阳军区任职时，我就提出过干脆退下来算了。在沈阳军区工作期间，我曾利用到北京出席会议的机会，先后多次向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胡耀邦、邓小平、叶剑英、杨尚昆、宋任穷等当面要求退下来，并积极推举了更年轻的同志来接任军区领导职务。军委同意将我调离沈阳军区领导岗位，却考虑要我担任军事学院院长或到总政治部任职。

我回答说:“我在20多年前就已经当过军事学院院长了，现在再去当，未必就比那时强;我干不了总政治部的工作，我的性格也不习惯做机关工作。如果再退回去三、五年，我还是有点雄心壮志的，现在已经71岁了，体力、精力都不足了。”

这时，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渭汉、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秦基伟等同志来劝说我，要我继续在军队工作。秦基伟同志还跑到杨尚昆那里说过一次，希望尚昆同志出面能说服我。尚昆同志对秦基伟说:“你去和他本人说吧。”

我非常感谢同志们的好意，但是我仍旧坚持自己的想法:“年岁大啦，干不了啦。”我打算好了，退下来以后回到南京去，在老伴白林住的小院再修上3间房子，休息养老。

中央和军委同意我退下来，却要我到北京去，说是对我另有任用。

军委座谈会后，沈阳军区党委接连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全委会议，李德生第一书记主持，我传达了军委座谈会精神，随后讨论制定了军区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上报军委。

8月6日，李德生同志和我又到北京出席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七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的党章，通过了向主动要求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老同志刘伯承、蔡畅的致敬信。

8月9日至11日，党中央召集政治局、书记处、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各大单位主要领导同志130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十二大人事安排座谈会”，讨论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新设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与会同志发言积极、热烈，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出现的大量新面孔谈到中青年干部走上第一线领导岗位的重要意义，从众多老同志退居二线、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谈到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终身制的深远影响。

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这次代表大会在政治上确定了党在新时期的方针、任务，在组织上实现了新老合作和新老交替，全面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党的十二大上，我以1542票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

10月25日上午，军区党委常委会议正在讨论军、师干部的调整问题，接到中央军委于22日下达的指示。该指示对除兰州军区之外的10个大军区领导班子进行了重新调整和配备。其中，免去了我的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职务，另行安排。同时免去职务的还有另外9个军区的3位司令员和8位政治委员，由比我们年轻许多的同志接任。

接到免职指示的第三天，我就搬出军区办公楼，给新任职的同志让出办公室。

这时，已经筹备了一段时间的中共沈阳军区第六次代表大会马上召开。原定由我代表第五届党委向大会作工作报告，我提出改由新任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刘振华同志作报告。

11月8日，我来到党代会准备会议的会场，向全体代表告辞。我对在沈阳军区工作的基本情况做了回忆:

“我于1980年1月30日到沈阳军区工作，到这次公布指示为止，差3个月3年。我作为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二书记，对部队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保证部队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始终作为根本问题来抓，出过一些主意，想了一些办法;对改进领导作风、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对战备、作战、训练提出过一些意见。总之，我在军区工作期间，心情是舒坦的、愉快的，与同志们在思想上、工作上是和谐的。同时，我在思想上、工作上也存在着不足，突出的老毛病是急躁。我的出发点是想把工作做得好一点，快一点，但由于急躁，讲起话来就不注意措辞，不管场合，不分轻重，结果事与愿违。听说有的同志怕我，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军区领导班子经过这次调整，实现了新老交替，新老合作。我相信，新的领导班子一定会给军区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带来新的气象，各项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次日，我乘飞机离开沈阳。

来到北京，我向杨尚昆同志汇报了沈阳军区干部调整配备情况，然后谈到今后在北京的住房问题。

当时，北京军区准备拿出位于市内的一块地皮，沈阳军区准备拿出100万元，两个单位合作建一栋房子让我住。100万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想:我已经71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还能活上三五年、七八年?何必这么大兴土木，随便找个地方住几年算啦。

军委办公厅行管处的同志拟在西山给我安排住房，并且带我去看了一次。这里的房子高大宽广，适于招待和临时休息用，对于家庭居住来讲则显得有些大而不当，而且尚需花钱维修，于是我决定暂住在京西宾馆。

我从沈阳军区政治委员的职位退下来了，仍是沈阳军区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11月26日至12月10日，我出席了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会后，我回到南京休息，然后到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及经济特区走了一趟。

1983年1月6日17时，我在厦门听到副总参谋长杨勇同志于当日凌晨2时05分因病去世的消息。杨勇和我曾在北京军区共事7年，同遭林彪、江青的陷害被关押数年，可以说是患难与共。这次离开北京前，我俩同在301医院看病，休息时互相看望，谈笑风生。时隔50天，他竟去世，令我非常难过。

不料，仅隔1个小时，我又听到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同志于当日凌晨3时30分病逝的消息。徐立清和我曾在中央党校同一个支部里学习，一同参加延安整风，解放战争中又同在西北野战军并肩战争，可以说是生死与共，关系也很好。

一天之内，痛失两位老战友，让我十分哀痛，同时也使我感到:这证明红军时代的干部确实已经老了，迅速选拔和培养接班人是我们老一代人刻不容缓的任务，再拖下去，于党于国于军都是最大的不利，必须尽快做好新老交替与合作工作，我们大批老同志从军队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是正确的。

在福建期间，我受到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傅奎清和副司令员朱绍清、副政治委员廖海光等同志的热情接待。朱绍清和廖海光陪同我访问闽西革命老区，登武夷山。

他俩和我都是红军时代的老战友了。朱绍清曾任红2军团第4师的团长，我代理第4师政治委员，一起参加反“围剿”的战争。廖海光曾任第6师第17团政治委员，我任第6师政治委员，一起走过雪山草地的困难路程。

而今，我刚刚退下来，他俩比我小几岁，还在军区领导岗位上，估量很快也会退下来的。我写了一首“打油诗”，送给两位老战友，互相勉励:

共同奋斗数十秋，

枪林弹雨不知愁;

几多同志早归去，

吾等还能武夷游;

推倒三山幸存者，

尤当尽力分国忧;

首要责任传帮带，

年虽耄耋志不休。

临近春节，我回到南京的家中过年。南京军区的同志向我介绍说:第1军第3师制造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新奇经验。我听了很感兴趣，沈阳军区党委为了解决“当兵吃亏”的思想，也曾勉励战士学好军事技术的同时，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学习一点农业、工业、文化等方面的知识。于是，我请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同志带我到第3师参观，顺便看一看第1军这个老部队。

在第3师，我参观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成果展览，了解到他们的育才之路。

第3师第9团3连一个养猪的战士，自己买了一套钟表修理工具，一边养猪，一边悄悄学习修理钟表。他当兵3年，不但猪养得好，还义务为干部战士和驻地群众修理钟表300多块。这个战士的情况引起团党委的注意，他们不但没有批判他“不务正业”，而且请这个战士介绍了自学成才的经验。随后，师、团党委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使我们的干部战士，经过训练以后，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根据新时期青年战士迫切要求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现代军用和民用技术的愿望，积极组织连队干部战士成立了无线电、钟表修理、木工、泥瓦匠、文学、书画等专业学习小组。

到1982年底，第3师已建立各种专业学习小组700多个，90%以上的基层人员参加了学习，1300多人掌握了一到两门民用技术。为此，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通报，推广第3师经验，提出:“把干部战士培养成军地两用人才，是新时期部队建设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件大事，是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到第3师各团都看了看，参观了他们学习军民两用技术后自己建设起来的园林式营区，观看了“两用人才”的现场表演:修理钟表、收音机，雕刻笔筒，做门窗，刷油漆，腌小菜，烹饪菜肴等等。我还和那个养猪的战士一起照了相。

战士们学习的这些技术都是相当简单的、初级的，然而，可贵的是他们由此开拓了一条新思路:在开展军政训练的同时，同意并积极组织基层人员学习一些科学文化知识和民用技术，使他们服役能安心，退役有技能，成为军队和地方都欢迎的两用人才。

我从参观中看到，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是把军队建设和战士退役后的前途结合起来的一个好办法，它利国、利民、利军、利兵，大大提高了战士们安心服役的积极性，推动了各项工作，使连队建设出现了新的气象。

我对第3师的做法表示支持，同时我也提醒他们:在组织学习民用技术的时候，要注意掌握以“军”为主。

我在军队虽然没有职务了，但我毕竟还是一个从军几十年的老兵，对军队感情很深，对军队建设也很关怀。

回到北京以后，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等同志到京西宾馆看我，我向他们讲述了在第3师的所见所闻。

几天后，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的记者专门来采访我，邀我谈了第3师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情况和我的看法。

我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地去见军事学院战争系的老同学、总参谋长杨得志时，也向他谈了第3师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情况，并且反映了需要总部研究解决的问题。

5月间，余秋里主任来到第3师驻地，主持召开了“全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经验交流会”。会议决定，在全军范畴内一般开展“军地两用人才”的培养工作。

回到北京后不久，我的住房也解决了。余秋里同志和总政副主任颜金生商量，把颜金生住的房子腾给我，金生同志搬进总政宿舍大院。在几位老战友的关怀和帮助下，我把家安排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