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英国人的百年 “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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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郑渝川hiecy

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历史与法律教授，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戴维·弗罗姆金所著的《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与现代中东的形成》，非常好的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南线（中东战场）打响的同时，英国和法国如何通过策动奥斯曼帝国所属的阿拉伯地区爆发民族起义，最终让奥斯曼帝国后院起火，被加速拖垮——但这一结局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

一站结束后，奥斯曼帝国荡然无存，其土耳其本土新生了土耳其共和国，阿拉伯地区则诞生了叙利亚、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王国。但阿拉伯人并没有因此感谢英国和法国，因为这两个国家又私下将中东的巴勒斯坦许给了犹太人。因为沙皇俄国被推翻，包括俄国在内，许多国家的犹太人朝着巴勒斯坦聚集，在二战后诞生了一个犹太国家以色列。也就是说，本意是促成和平，旨在奥斯曼帝国解体的各种临时性的、随意性的举措，却阴差阳错般的汇聚在了一起，让中东地区变成了一个持久发生冲突的“火药桶”。

中东地区在20世纪初一度沉寂，但这里注定会出现问题。因为其地理区位实在是太重要了。英国控制的埃及（名义上还归属于奥斯曼帝国）开辟的苏伊士运河，大大缩短了欧洲去往亚洲的海上商路里程；沙皇俄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对整个中亚、中东都虎视眈眈；法国、德国也希望在该地区分得一杯羹。

奥斯曼帝国孱弱，其政治腐败、混乱一度让欧洲国家高度轻视前者每一方面的国家能力，这也是英军一战中败于奥斯曼军队的重要原因。奥斯曼帝国对于其统辖的地区，也是很薄弱的，但其韧性在与英法俄三强的对决中展露无疑。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阿拉伯人掀起的起义，英国等欧洲列强设想的“肢解”奥斯曼帝国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

1. 反目成仇： 英国从“保护国”变成了颠覆者

在整个19世纪，甚至更早以前，英国都是奥斯曼帝国的“保护国”，更是不惜与俄国开战来避免后者侵吞奥斯曼帝国的过多领土。《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与现代中东的形成》书中也提到，自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尽管英国经常有赖于俄国的行动来维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平衡，但英国对于俄国却一直抱以深深的不信任（不完全是因为俄国是保守的君主政体）。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俄国围绕中东展开的博弈，是在中东发现丰富石油资源之前，而是避免俄国因侵吞中东和中亚，威胁到印度（英国殖民地），以及英国对亚洲的领导地位。

一个重要的转折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因为奥斯曼帝国镇压异教徒，从而开始采取疏远态度。奥斯曼帝国只好投向新近崛起的德国，寻求对方的保护。等到英国的政客放弃意识形态立场，重回现实主义政治路线，却发现很难恢复过去的主导地位。德国打算修建铁路，从柏林一直延伸到波斯湾——在英国人看来，谁知道德国的铁路未来会通向哪里，英国主导的伊朗、阿富汗和印度都会受到威胁。

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混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似乎画上了一个小小的句号。这个帝国已经丢掉了北非、匈牙利以及东南欧的大部分地区，就剩下土耳其本土和阿拉伯属地。强烈的危机意识推动改革者（被称为“青年土耳其人”）登上了政治舞台。奥斯曼帝国的新领导者们渴求实现强国，希望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来找到机会。

《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与现代中东的形成》书中提到，尽管这样，奥斯曼帝国及其中东事务在英国政府的政治考量中只能排在很靠后的位置，根本不清楚“青年土耳其人”与之前的奥斯曼官员的分别，也不重视对于奥斯曼帝国内部事务相对了解的官员、专家的看法，用接近于闭门造车的方式来规划在颠覆奥斯曼帝国之后的中东政治版图。30年后，英国官员还会采用类似的方式来处理即将迎来自治独立的印度。

英国政府时任海军大臣丘吉尔（二战期间的战时首相）在当时做出了备受诟病的一个决定，那就是征收英国船厂中尚未交付、奥斯曼帝国订购的两艘战舰。此举在后来英奥两国开战后，被批评者视为将奥斯曼帝国推向同盟国阵营的昏招。《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与现代中东的形成》书中查阅了战时各方的文献资料指出，即使英国人当时不那么做，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的合作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丘吉尔的决策确实在当时以及之后，都加深了土耳其民众对于英国的恶感。

2.为了和平，葬送了更长久的和平

英国陆军元帅基钦纳出任战时陆军大臣后，在1914-1916年期间主导了英国的中东政策，而其得力助手主要是英国在埃及和苏丹的殖民地政府官员。虽然埃及、苏丹距离中东显然要比英国本土到中东更近，但当时的殖民地英国官员对于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属地的了解程度似乎更差，满心以为阿拉伯人会积极踊跃的响应协约国的号召，挣脱奥斯曼帝国的奴役而走向独立。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后来分别成为独立的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开国领袖的几个人，也就是当时的阿拉伯组织领导人，有意利用了英国对时局的有限了解，并进一步误导英国人沿着错误的政策路上越走越远。英国人还误认为，阿拉伯地区建立起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后，会产生类似于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精神领袖与世俗领袖（国王）之间的对立，而这会有利于英国操控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这种想法建立在对于阿拉伯地区民众宗教信仰一知半解的基础上。

不仅如此，挑动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属地掀起叛乱，这对于印度殖民地来说意味着巨大的管制风险。因为印度国内也有相当数量的民众与奥斯曼帝国的主流宗教一致，且接纳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为宗教领袖。英国颠覆最后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伊斯兰国家，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行动。

1915年打响的达达尼尔战役，如前述，建立在协约国阵营高度轻视奥斯曼帝国战力的基础上。这场战争却没能取得协约国认定可以获得的胜利，英国因而加速将注意力转向中东政策，推动阿拉伯地区的独立运动。

英国在与法国以及俄国分别缔结战后瓜分中东的协议后，又“慷慨”的与阿拉伯地区的各组织展开磋商，表示要做后者们的坚实后盾。就在此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也找上门来——为了打败奥斯曼帝国，英国的外交官员第N次的把中东的领土许给了不同的对象。

《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与现代中东的形成》书中谈到，到了1922年，英国重建了所谓的埃及王国，建立起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叙利亚、黎巴嫩以及外约旦等国家实体，巴勒斯坦地区则允许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但英国并没有最终扶持库尔德人自治或独立。法国在中东对叙利亚实施托管统治。一切看上去都建立了秩序，和平实现了。但这个格局却是注定不能让所有人满意的结局——上述国家的设立，大多缺乏足够的理据，其边界的合理性更是不足，换言之，这就埋下了日后爆发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等国家爆发战争的引子，还注定让库尔德人继续扮演秩序的挑战者。

正如《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与现代中东的形成》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英国以及法国规划的中东政治版图，自始至终也没有征询过中东各地人民的意愿。中东建立起的那些国家确实也缺乏其他大洲、地区国家的那种政治传统，形成政治认同并使之超越于教派、民族、家族认同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