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最惊艳的，是IMAX上的脸

作者：Matt Zoller Seitz

译者：Issac

校对：易二三

来源：rogerebert.com

（2023年7月19日）

很多人在《奥本海默》点映前都在猜测，实景大师克里斯托弗·诺兰会如何通过真实场面重现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 但实际上，影片最令人惊艳的不是这个，而是人物的脸庞。

这部长达三个半小时，以J·罗伯特·奥本海默（基里安·墨菲饰)为主角的传记电影，实质上是一部聚焦于人物面部表情的影片。

电影中的人物经常对话，通过面部表情，他们可以表达倾听，以及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反应。

作为核武器研发团队主管的奥本海默，无论在科学成就还是对内心情感的描述上，他的表现都超越其他人。

诺兰和摄影师利用IMAX宽银幕技术，不仅拍摄到新墨西哥州壮美的景色,也成功描绘出奥本海默内心和外表性格的对比——他个性睿智内敛，但私生活错综复杂，最终开发出的武器可能给整个文明带来毁灭性影响。

整部电影中，以基里安·墨菲面部表情细致入微的近景镜头反复出现，记录下奥本海默在面对困难时思绪恍惚或陷入回忆的场面。《奥本海默》通过人物面部表情，重新诠释了每个人对自身、对自己在他人眼中的样子以及对自己、对别人所做之事的理解。

有时，人们面部的特写镜头会被还未发生或已经发生之事的快速剪辑的镜头所打断。电影中还会反复出现火焰、碎片和接连不断的小型连锁反应爆炸的画面，以及没有火焰、却会引发其他可怕的个人灾难的画面。

在这部电影中，逐渐展开的闪回场景很多，你会先看到少许，然后再看到更多的片段，最后才看到整个事情的全貌。

然而，这些场景不仅与奥本海默的团队希望在沙漠中引爆的大型炸弹有关，也与不断在其生活中引爆的小型炸弹有关，有时是因为他在愤怒、自豪或产生欲望的一刹那亲自按下了大红按钮，有时是因为他犯了一个幼稚或轻率的错误，惹恼了某个人，而受害者以一颗延时炸弹的形式进行了报复。

借用物理学的词汇来说的话，这种「裂变式」的切换，也是对个人决策所引起的多米诺效应的隐喻，以及由此而导致其他事情发生的连锁反应。这个原理也通过重复出现的水面涟漪的画面，得到了视觉化呈现，从开场的雨滴在水面上形成扩散的圆圈这样的特写镜头开始，预示着奥本海默作为政府顾问和公众人物的职业生涯的终结，以及洛斯阿拉莫斯第一颗核弹的爆炸（观众会先看到，然后听到，最后感受到它可怕的冲击）。

这部电影在表达内涵和重点思想上，主要依靠的不是只有奥本海默一个人的表情，还包括其他重要人物，比如作为洛斯阿拉莫斯军方主管的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奥本海默心细内敛的妻子凯蒂，如果奥本海默能听取她的忠告,或许能避免很多灾祸。

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路易斯·施特劳斯也是如此。 他深恶奥本海默的理由包括奥本海默决定抛弃自己的犹太身份。 施特劳斯随后数年致力打压奥本海默的事业，构成了一个关于琐碎、平庸和嫉妒的独立故事。

如果奥本海默是天才莫扎特，那施特劳斯就是萨列里，经常以可悲的态度提醒别人，他从前也研究过物理。 他是一个好人，不同于奥本海默这个通敌的同时又同情共产主义的人。 电影还提到，施特劳斯曾将有关奥本海默的FBI档案泄露给第三方，从而导致后者将档案送交当时FBI局长J·埃德加·胡佛手中。

这部电影经常提到量子物理学的一个原则，即通过探测器或仪器观察量子现象可以改变实验结果。剪辑通过不断重新构建事件的感知，改变其意义来阐述这一点，而剧本则通过添加新信息来削弱、迷惑或扩展我们对角色行为动机的感知，这些角色甚至都不一定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相信，这才是《奥本海默》真正关注的，远远超过了原子弹本身，甚至超过了其对战争和日本平民的影响，虽然影片提及了这些话题，但从未将之展示出来。电影展示了原子弹对人身肉体的影响，但并非是对日本实际袭击的再现：痛苦的奥本海默想象着美国人经历了这一切。

这种电影制作决策很可能激怒那些希望更直接面对广岛和长崎之灾难的观众，以及那些已经接受了斯特劳斯等人提出的原子弹必须投下的论点的人。

电影并未表明它是否认为这种解释是正确的，也未表明是否更倾向于奥本海默和其他坚称日本在二战末期已经陷入困境，最终会在未经核袭击的情况下放弃的观点。

不，这部电影赋予自身小说家、诗人和歌剧作曲家的自由和放纵。它做到了我们期望的事情：以审美大胆的方式展现奥本海默及其周围其他历史重要人物的生活，同时也让所有角色和事件在隐喻和象征上发挥作用，使它们成为一个更大尺寸的画布上的点彩元素，探讨人性的奥秘以及个人和社会决策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影响。

这是《奥本海默》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尽管墨菲那张悲惨的脸和令人难以捉摸的眼神主导着整部电影，但它并不完全只关乎奥本海默本人。它还关乎奥本海默的个性和决策对其他人的影响，包括他的原子弹研发团队中其他意志坚定的成员（包括本·萨弗迪饰演的爱德温·泰勒，他想跳过原子弹直接研发更强大的氢弹，并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还有备受困扰的凯蒂；奥本海默的情人琼·塔特洛克（由弗洛伦丝·皮尤饰演，她具有一些格洛丽亚·格雷姆那种自我燃烧的气质）；喜欢奥本海默但不会站在他那边对抗美国政府的格罗夫斯将军；甚至还有哈里·杜鲁门这位下令将原子弹投向广岛和长崎的美国总统，他嘲笑奥本海默是一个幼稚自恋的「婴儿」，将历史主要看作是他自己的感受。

詹妮弗·莱姆的剪辑风格一直是华丽多变的，常常带有一丝泰伦斯·马力克的风格，几秒钟内在三个或更多时间段之间切换。它与由路德维希·格兰松创作的几乎一直持续的音乐相结合，这种音乐与同样不休的对话和独白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奇特而独特的科学说明咏叹调，这很可能就是在阅读《美国的普罗米修斯》时，同时听着菲利普·格拉斯的电影配乐播放列表时的感受。

与线性电影相比，这种非线性电影更能捕捉到人类意识的跳跃运动，它们还能捕捉到阅读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的书籍（或者是允许自由想象其主题上可能的思想或感受的传记）的感受。

它还矛盾地捕捉到了阅读文本并对其进行情感、直观和理性回应的思维过程。思维仍然固守于文本之中，但它也跳出了文本，将文本与其他文本、外部知识以及个人的经历和想象联系起来。

这篇评论并没有深入探讨电影的情节或其所受启发的真实历史，不是因为这些不重要（当然重要），而是因为——正如通常在诺兰的作品中一样——真正吸引人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导演如何讲述故事。

诺兰常被嘲笑为半个唐吉诃德、半个数学家，制作出夸张、过于复杂、但最终混乱而简单化的大片，它们更像是谜题而不是故事。但无论这种描述是否完全准确（我越来越相信导演从未如此），当你看到这种风格如何被用于一部真实人物传记时，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无关紧要了。

《奥本海默》可能会成为诺兰电影作品的一个转折点，他将之前二十年来在理性化的通俗大片中所磨练的风格和技术手法转向内心深处的探索，用它们来探索思维和内心的最深层次，而不仅仅是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多维度叙事棋盘上移动人类角色。

这部电影是一部学术迷幻传记，类似于上世纪90年代那些被剪辑得几乎无法再剪辑的奥利弗·斯通的电影（有时候感觉就像《刺杀肯尼迪》中的公园长凳场景被扩展成了三个小时）。

还有一种黑色幽默的风格，类似于斯坦利·库布里克，比如高级政府官员们会面讨论一份可能被轰炸的日本城市名单时，总统说他刚刚作出了一个决策，将京都从名单中删除，因为他和妻子在那里度蜜月。（该片与库布里克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因为《全金属外壳》的演员马修·莫迪恩在该片中饰演美国工程师和发明家范尼弗·布什。）

作为一部顶尖的、由电影公司制作的流行艺术作品，《奥本海默》自信地借鉴了迈克尔·曼的《惊曝内幕》、后期的泰伦斯·马力克、非线性剪辑的艺术电影经典，如《广岛之恋》《典当商》《爵士春秋》和《悬崖上的野餐》；当然还有《公民凯恩》（片中围绕着奥本海默和他的英雄爱因斯坦[由汤姆·孔蒂饰演]在普林斯顿池塘边的谈话内容，甚至还有一个类似「玫瑰花蕾」的谜团）。

大部分表演都带有一种「老电影」的感觉，演员们说台词时快速干练，而没有现代电影中那般频繁的脸部动作，由此产生一种喜剧般的活力。

这在罗伯特和凯蒂关于他的性行为不端和拒绝听取她大部分出色建议的争吵中最为明显；此外，罗伯特和格罗夫斯将军之间关于权力和责任的抽象辩论；以及斯特劳斯和一位参议院助手之间的场景（前者接受着调查委员会的质询，希望获得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内阁职位批准）中都能充分体现这种特点。

然而，作为一种身体体验，《奥本海默》完全不同寻常——很难准确地说清楚到底是哪里不同寻常，而这正是它如此迷人之处。我已经听到有人抱怨这部电影「太长了」，认为它可以在第一颗炸弹引爆后就结束，可以省去关于奥本海默的性生活和斯特劳斯的敌意，而且把大部分时间，包括第三个小时，用于展现政府听证会上的两个主要场面似乎是一种自我破坏的行为：一个是奥本海默试图获得安全许可，另一个是斯特劳斯试图获得艾森豪威尔内阁的批准。

然而，电影中狂热的无序趋势与对个体和集体人格的理论讨论相得益彰。所有角色都以不同程度出现在一个法庭前，被追究他们的矛盾、虚伪和罪孽。法庭就在黑暗中。我们已经得到了信息，但没有被告知应该如何判断，而影片这么做正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