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独特奏折制：大量琐碎无聊的奏折，如何成皇帝驾驭天下的手段

奏折是清代大臣呈给皇帝的一种上行文，奏折制度作为清朝独有的一种文书制度，在满清两百多年的统治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作为皇帝与大臣之间进行政治沟通的工具，奏折的内容本应是严肃的，和国计民生、政治制度相关的，但是清代的奏折中，却有很多不说实事的“垃圾奏折”。

这些“垃圾奏折”中，有些是连续几次向皇帝推荐水果，有些是不厌其烦地向皇帝问好，其内容琐碎无聊的程度，即使今天读来也会让人发狂，然而当时的皇帝在面对这些“垃圾奏折”时，却仍然不厌其烦地一一回复。

不是他们耐心好，而是这些“垃圾奏折”的背后，是皇帝驾驭天下的体现。

清代的奏折制度

清朝初建时，沿用的还是明朝的“题奏本章”制度：即将官员呈给皇帝的公文分为“题本”和“奏本”，并规定公事用题本，要在上面钤印，私事用奏本则不用钤印。

官员上呈的题本和奏本都会先交付通政司，由通政司递交给内阁，再由内阁“票拟”，给出建议之后，一起交由皇帝“朱批”做最终裁决。

康熙亲政之后，觉得这种制度中间的流程过多，导致臣工向皇帝上奏“非壅则泄，下情不能上达”，于是让大臣在写录章题达之外，另行准备一折上奏。

官员另行上奏的折子不用再经过通政司和内阁，而是直达御前，既机密又简便。

最初被皇帝赋予特权，可以机密上书的大臣只包括皇帝亲自委派到地方的亲信、家奴，如康熙的奶兄弟曹寅等人。

其余朝内外的官员，只能通过奏帖和请安折子的方式，向皇帝报告治下的吏治问题和民情。

康熙草创的这一制度，在雍正时期得到了推广和完善。

他一方面扩大了可以向皇帝具折的官员范围，不但将地方督抚、总兵按察使和学政官员都纳入了进去，还给一些如同知、副将等品级卑微的官员也赋予了密折上奏的权利。

乾隆继承了皇位之后，继续将这种制度继承完善，并最终形成了清朝独有的一种文书制度。

朝廷除了规定奏折必须由奏事大臣亲自书写之外，还对京内外官员的奏折进行了分类。

凡在京各衙门官员的奏折，会被直接送往位于紫禁城景运门的奏事处，在那里值班的奏事太监会接收这些奏折，将之送到皇帝案前。

各省督抚和其他官员的奏折，则会经由驿站送往兵部的捷报处，由兵部专送奏事处。

这些奏折进呈给皇帝之后，皇帝会用红色的笔进行批复，这就是“御笔朱批”。

奏折的书写也有一系列的规范，内容中必须要有首称、正文、末称、押署这几部分。

“首称”需要官员写明自己的身份，再加上谨奏或者跪奏的字样，“正文”就是奏折的主要陈述的内容。

“末称”一般都是恭敬地请皇帝“御览”，“押署”就是年月日，这些再加上皇帝的朱批，才是一份完整的奏折。

根据具体内容的不同，奏折又可以分为奏事、奏安、谢恩和贺祈四种类型。

“奏事”奏折就是大臣就某件事向皇帝请示或者汇报的，“奏安”就是请安奏折，“谢恩”和“贺祈”更不用说，一个是感谢皇帝的提拔、赏赐，一个是向皇帝道贺、祈愿的。

目前所存的清代奏折，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有满汉文朱批奏折65万余件，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收藏了34万余件，这些还不是全部。

这些奏折中，“奏安”和“谢恩”累的奏折，就是“垃圾奏折”集中地。

为什么会有“垃圾奏折”

所谓“垃圾奏折”，就是奏折内容中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只是单纯地请安，或者说一些琐碎无聊事情的奏折。

从康熙朝开始，垃圾奏折就已经有很多了，清代历朝的皇帝为了回复这些垃圾奏折，“知道了”三个字练习的也是炉火纯青。

比如康熙朝直隶总督赵弘燮上奏的折子中，把顺天府保定府6月下雨的事情，从6月初报告到6月底。

康熙帝接连批复了几句“已有旨了”之后也逐渐暴躁，批复也变成了“朕早已知道，不比续报了”和“此报雨折子太多了”。

与频繁报告一件事情的赵弘燮相比，雍正朝杭州织造孙文成就特别喜欢向雍正皇帝请安，仅在雍正四年这一年的时间里，他的请安折子就有十几份。

他上呈的奏折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奏恭请皇上万安！

雍正每次也不厌其烦地回复他：朕安。

日次反复几次后，连雍正都被搞晕了，等他呈上奏事的折子，向皇帝报告当地的天气和粮食价格时，雍正照例回复了他一个“朕安”。

为了陕西一个叫刘子奋的兵拾金不昧，西安布政使和陕西总督接连向雍正上奏报告此时，雍正不得不一一回复。

谁知云南巡抚接着又上奏，称云南这里不仅有拾金不昧的兵，还有拾金不昧的小贩。

雍正回复云南巡抚：此事鄂尔泰已经报过了。

然后云南巡抚也上报：我这里有妇人拾金不昧。

雍正无奈回复：知道了！

其实我们从中也可以发现，“垃圾奏折”虽然无聊，让皇帝读起来也很无奈，但他不但没有下旨申斥这些呈上“垃圾奏折”的大臣，反而耐着性子一一回复。

不是因为皇帝的耐心好，而是官员这种事无巨细上报朝廷的做法，就是皇帝要求的。

清代地方官员不像在京的官员可以上朝或者直接拜见皇帝，他们与皇帝的交流，只能通过“奏折”来完成。

所以在清代也有这样的惯例：地方官员在呈上“奏事”折子的同时，还会附上一道请安的折子。

即使请安折子中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也必须单独具上一折，这也是皇帝的要求。

康熙朝苏州制造李煦就因为想省事，在请安折子中加上了江南提督去世的消息，就被康熙说是“甚属不敬”，因为遭到了康熙的申斥。

就这样，李煦还因为是康熙近臣，再加上康熙对大臣比较宽容，李煦才幸免遇难。这要是落到雍正手里，李煦恐怕就乌纱不保了。

那些没有实质内容的“奏安”折，和事无巨细的上报地方情况的的折子，也是“奏折制度”的一部分。

垃圾奏折的作用

地方官员上奏的“奏安”折子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是却是皇帝了解官员状况、拉进君臣之间距离的一个工具。

在年羹尧的奏折中，雍正就批复过“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和“朕亦想你”的感情色彩较重的话语，这些都是他拉拢年羹尧的手段。

康熙朝的官员之所以会频繁报告管辖地下雨的情况，也是因为康熙重视农业，关心地方晴雨对农业和粮食价格的影响，所以经常向地方官员询问这些事情的缘故。

从乾隆朝开始，汇报当地晴雨状况和粮食价格就成了地方官员每月必做的固定制度。

那些琐碎无聊的事情背后，也暗藏着皇帝的对朝臣和天下的控制欲。

康熙就特地要求他的近臣江南三织造：“地方细小之事，必具密折来奏”，“南方许多闲言，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

精力过人且生性多疑的雍正，更是希望他的臣子能事无巨细地向他多多汇报，让他借此掌握更多的地方信息。

比如苏州织造李秉忠奏报苏州一地粮食长势良好，雍正就勉励他“深慰朕怀”，还叮嘱他“来往官员或遇有关系之事，亦应留心体访明白，密奏以文”。

通过地方官员这些事无巨细的上奏，皇帝不但能了解地方上的气候、生产状况，也能掌握官员的能力和品性，这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决策效率。

雍正皇帝就曾经说过，通过朱批谕旨，既能“通上下之情以便施政”，又可以“启示臣工，利其从政”。

清代的奏折虽然从康熙时期的“密折”，逐渐演变成乾隆时期的“明折”，但是奏折制度中“皇帝亲自阅看”和“朱批”、“缴回奏折”的程序，提高了奏折的严密性。

除了雍正说的两点，在确保了奏折内容保密的前提下，又能加强对官员和官僚机构的监管和控制。

有了这个保证，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朝廷六部官员，他们不管职务高低，都可以在向皇帝上奏告发他人时不被暴露，也都得提防别人告发自己。

因此他们在上奏时，就得更加客观谨慎，考虑问题也需要更加的周密完善，对官员的监管，也可以从奏折的书写到批复的过程中完成。

至于皇帝的案头到底有没有自己的“黑料”，有多少“黑料”，只有总揽大局的皇帝才会知晓，这也是对皇权至高无上的一种体现。

所以不管是从康熙时期的近臣“密折”，到发展完善后的“明折”，清朝的奏折制度，都是为清代的统治阶级服务的。

皇帝作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不但要享有四海，还要控制人心，奏折制度在为皇帝支撑起了一个庞大的信息传递体系之外，也给了他们从思想上控制臣工的途径。

所以“垃圾奏折”虽然琐碎无聊，却是维持和加强皇权统治的一个重要的工具，虽然内容“垃圾”，作用却不“垃圾”。

结语

作为封建统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古代的公文体系发展到清代的“奏折制度”，其实体现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对皇权的不断加固的过程。

封建制度建立之初，皇帝虽然也以各种方法强调皇权的至高无上，但是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还是要参考文武官员的意见。

明代的内阁制更是给了内阁大臣与皇帝叫板的权利，然而清代却通过废除内阁制、设立军机处等手段，将皇帝一人当政的中央集权制进行了空前的强化。

这虽然保证了皇帝在决策过程中的至高无上，但是在国家的政治制度上却是一种倒退。

奏折制度虽然是建立在皇帝想要控制官员言论、了解地方状况的基础上，但是让官员广开言路、表达个人政见的方法，对于政治决策来说又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资料：

1.孙千惠.清朝奏折制度运作的话语视角分析[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1,40(11):56-60.

2.韩中慧.从清康熙朝汉文密折初期形态试看君臣心理[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8,39(06):63-67.

3.周维美.从国家治理的视角看奏折制度[J].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22(07):67-72.

4.安安.清代真的有那么多“垃圾奏折”吗？[J].领导文萃,2020,(第10期).

5.清代奏折很垃圾?[J].传奇故事（百家讲坛蓝版）,2018,(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