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李仁堂：与妻子恩爱一生，病逝20年后，遗孀的选择让人泪目

不高产，却为人所熟知。

李仁堂出生于富裕的家庭，却因为出演贫苦的、受压迫的农民红透半边天。

不信你看《青松岭》里的“万山叔”，《泪痕》里的“朱克实”，《被告山杠爷》里的“山杠爷”。

哪一个不是让人记忆深刻的角色？

“我从小没吃过什么苦，但群众就喜欢看我演老汉，你说奇怪不奇怪。我演过一次资本家，那被嫌弃的呀……可能我这人有老实人的气质，长得对老百姓的口味吧，哈哈哈……”

站上百花奖、金鸡奖、华表奖的领奖台，摘得“大满贯影帝”称号。

但在生活中极其低调谦逊。

不信的话您请往下看，李仁堂在电影背后的故事，您是否知道一两件？

年少自有爱国志 一个表演何足惧

1930年，李仁堂出生在吉林白山市抚松，一个靠着种人参积累下不少家私的家庭中。

别人吃不饱饭的时候他从没饿过肚子。

周围孩子许多上不了学的时候他已经在学堂里立下志愿——

将来要考医学院，做个救死扶伤的好医生。

17岁告别亲人到北京上学。

没想到被这里的进步思想一熏陶，小伙子的报国意识被熊熊点燃。

正逢学校里有同学怂恿他参加文艺团体，为爱国话剧和宣传献力。

1949年出校门，“脑子一热我就走了，爱国去呀。那时候参不了军了，最能体现爱国思想的就是那些文艺演出。”

完全将“当个医生”的心愿抛诸脑后。

李仁堂跑到了关外四省之一的热河。

并在当地省委文工团里扎下根，一边做着行政工作，一边做着“打杂一颗钉”。

“我没想当演员，就觉得自己根本不是做表演的料，但怎么办呢，盛情难却啊……”

这一年，文工团早早定下下乡连续出演歌剧《刘胡兰》的计划。

可只演了两场，其中一个演“领导”的男演员就因为私事撂了挑子。

团里的负责人着急上火，只想尽快找出一个代替者，将演出继续下去。

“他们看我的时候都眼冒绿光，什么你形象太好了，你嗓子也不错，夸完还让我唱两句。我别扭得很，又没练过，怎么敢直接登台啊。负责人才不管这些，都要把我捧成天上有地下无的天才，我再不上不就不识抬举了吗……”

学着上学时候学校校长的样子摆“领导样”。

连夜背了角色的词，保证站上台不打磕巴。

也跟着其他演员排练了几遍，李仁堂就像被硬赶上架的鸭子。

却在一面对观众时立马腿不颤，声儿不抖，完美完成演出任务。

撑完全场之后就是越演越得心应手。

接下来走地方的戏里，只要哪里出现变故，李仁堂就是“最佳顶替者”。

从行政岗位上不由分说地被调出来，19岁的小伙子成了团里新晋的“演出之星”。

被动地转换了身份，他就秉着随遇而安也力争上游的心思，好好琢磨表演这档子事儿。

多听多看多学，舞台上的每个人都是李仁堂的老师。

走将目光转向后台，他还缠着老艺人将快板、大鼓、单弦琴等学了个样样精通。

听别人说当演员就一定要会念词，懂念词。

他又转头将台词练习放在第一位。

尝试着变化声线发出不同的声音，让别人指导，让声音传递不同的情绪。

这样的钻研再加上自身具备的良好天赋和领悟力。

1953年省委文工团改为承德话剧团，李仁堂脱颖而出，成为台柱子之一。

在《战斗里成长》《胆剑篇》《风暴》《红岩》等话剧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当地的群众中慢慢积累下不小的名声。

从25岁到35岁的这10年里，李仁堂在舞台上打磨自己，也促成了之后的一鸣惊人。

长鞭甩过青松岭 红火犹记李仁堂

1962年，承德话剧团的编剧张仲朋在“青灰岭”考察，创作出了话剧剧本《青松岭》。

也带出“秀梅”“张万有”“钱广”等经典人物形象，和他们的故事。

回到团里挑选演员开始排演。

模范饲养员“万有大叔”李仁堂，车把式“钱广”李树楠，青年社员“秀梅”刘晓媚，“方纪云”阎本安……

每个角色都有精彩的戏，每段戏里都倾注了演员的心血。

特别是“钱广”和“张万有”一反一正的角色。

李树楠化身“钱广”，甩着鞭子赶着车，嘴里念叨着“谁发财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的话。

迎头遇上李仁堂扮演的大公无私，注重集体的“张万有”。

“万有大叔”拿着烟杆子那么一哼，揪住“资本主义尾巴”遏制投机倒把的行为。

如今再讲这故事，想必老一辈的人还是记忆犹新。

说起来李仁堂从小到大都没正儿八经在地里刨过食儿。

这怎么体现出一个“万有”这个老农民的形象呢？

30多岁走进地头，他仔细观察村里老人做农活时的状态和表情。

学他们闲时唠嗑的语气，走路的姿态，磕烟杆的方式……

觉得这位老人披着外套牵着驴挺得意，他就跟在后面模仿。

看见那位老人生气骂人时脸色很凶，他就在一旁默记。

每个农民都是他的老师，每个老汉都是一个“张万有”。

李仁堂看到了农民身上的“精气神”，将这些运用到自己的表演中，他就演活了角色。

“我要演谁，就想想我见没见过这类的人。见过，我就直接拿出来用；没见过，我就赶紧去生活中见。不说别的，张万有的衣服要怎么穿，烟袋子要怎么拿，骂钱广时要怎么骂，我心里都有原型，只是这原型不是同一个人……”

把生活带到表演中，在表演中体现生活。

话剧版的《青松岭》演出超过50场，场场爆满，场场呼声高昂。

李仁堂的“张万有”在当地出了大名。

1964年，长影厂的领导到承德话剧团，希望将《青松岭》拍成剧情电影。

答应话剧团电影由话剧全班人马出演后。

一众演员开拔来到长影厂，第一次在镜头前演绎这段故事。

只可惜1965年电影上映的时候遇上“文化浩劫”。

当时看过这版影片的群众不少，但也没有特别多。

而后电影艺术遇到寒冬，《青松岭》被撤档。

直到1973年，长影厂觉得好的作品不应该被埋没，于是再三申请重新拍摄。

上级给出指示要更改剧本。

突出“阶级斗争”的内容，将“秀梅”接过“谢广”的鞭子进行着重突出。

将正面人物“张万有”改名为“张万山”，也增加其戏份，让他变为主角。

影片内容改动好了，导演刘国权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发现承德话剧团的原班人马，几乎都在那场“文化浩劫”中被打倒。

其中“钱广”的饰演者李树楠和“张万山”的饰演者李仁堂更是被清理出了演员队伍。

这可急坏了上影厂的一干人，于是找关系的找关系，写申请的写申请。

再加上承德话剧团在当地暗中使力，这些演员这才陆续归队，电影得以正常拍摄。

这次电影上映后没有大肆宣传也没有专门推广。

无数群众自发聚在一起观看，唱起了“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吔，叭叭地响哎，哎咳依呀……”

也记住了一身正气，脾气执拗的好人“万山叔”。

批评褒奖是浮云 守住本心过日子

因为一部《青松岭》，李仁堂火了。

从话剧舞台直接被拽到了电影行业。

之后两年他又用《创业》中的“华程”，《锁龙湖》中的“杨凯”赢得一片叫好声。

要问70年代最火的男演员是谁，走过那个时代的人会说李仁堂。

毕竟在1979年，他和谢芳等人主演的电影《泪痕》，化身“朱克实”。

凭对这个角色朴实又深入人心的演绎。

力压送上《吉鸿昌》的达奇和《李四光》的孙道临。

成为了时隔17年重新举办的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观众票选出来的“影帝”。

被调入北影厂以专业影视演员的身份发光。

与赵娜、祝延平、李丁、张宪一起走进《元帅之死》，奉上感人涕零的一部故事。

只是没想到80年代初，因为一部《子夜》。

素以演技出名的李仁堂会遭到极大的质疑。

1981年，导演桑弧将由茅盾的小说改编的同名剧本《子夜》递到李仁堂面前。

于是化身重利轻义，为得利益不惜伤害底层工人的资本家“吴荪甫”。

有汽车和美人相伴，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住进洋房抽起雪茄。

尽管李仁堂的表演可圈可点，即使他将“吴荪甫”的心机手腕进行了展示。

可观众只觉得别扭，不能接受。

“我在那之前演的大多是含蓄的，有人情味的农民，无产阶级，跟群众贴近，忽然变了观众就看不了。当然，也有我在《子夜》里的表演没让他们满意这部分原因。后来我也认了，可能我就像个从田里走出来的老农……”

将这份质疑和不接受记在心里，之后李仁堂对待影片开始有甄别地出演。

不适合自己的，不能拿捏的角色一概委婉拒绝。

“演员也忌讳自大，有些角色真演不了，硬演说好听的是挑战自己，说难听了就是捣乱，瞎浪费观众的钱。别做这事儿，踏踏实实的，看清楚自己的位置才好。”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

李仁堂不声不吭出演了《如意》《花园街五号》《幸运的人》《田野又是青纱帐》《超速》《焦裕禄》《归心似箭》《第九号悬案》《被告山杠爷》《九九艳阳天》等轰动一时的影片。

其中在1995年主演的《被告山杠爷》更是让他在65岁的年纪，一次性将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影帝”，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拿了个遍。

90年代，有商家看中李仁堂的名气，就托人许出高额报酬，请他代言保健品。

而李仁堂着急忙慌摆着手拒绝，说自己不挣这个钱。

做中间人的小伙子眼带不屑，觉得这老头儿脑子不好使了。

轻轻松松就能拿到的钱不挣，非要那么大年纪累死累活去拍戏，到最后报酬还不高。

李仁堂可不这么认为。

他的好友葛存壮曾做客某访谈节目时说到过：
“我跟于洋的好友李仁堂，他教会我别轻易代言。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很多产品分不出好坏，不能随便地去引导消费者，不然万一出了事，你说你良心能安吗？不能的……”

病魔无情乱人心 影视长存有人记

成为被一个时期的观众记在心里的电影艺术家。

默默演了一辈子戏，低调做了一辈子人的李仁堂在生活中并不像在影视中那么亮眼。

“我喜欢瞎溜达，朋友不多，工作上不爱应酬那一套，只喜欢待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钓钓鱼、练练字、写写诗。我爱人以前说我清高，后来说我懒。其实我就是喜欢最平凡的生活，谁都别来打扰，就我自己一家人过日子，好得很……”

对着外人好像一直兴致缺缺，不愿多与陌生人交流。

李仁堂在家里可算得上“活跃”。

年轻时娶了自己青梅竹马的邻家女孩祝瑞玉。

过之后无论是寂寂无名还是大红大紫。

有过困难时期挨批受打击，也有过被领导接见的光荣。

李仁堂都没有放开过祝瑞玉的手。

不登台不拍电影的时候，他最爱写些妻子口中的“酸诗”，逗对方脸红又开心。

平时还动不动就和妻子开玩笑，从外地回来最爱和妻子“撒娇”。

后来陆续有了三个孩子，李仁堂忙于拍摄时常不在家。

而每次出门前他都会将孩子叫至面前好好嘱托。

不是要听话、要好好吃饭、好好学习。

而是要心疼母亲，要帮着母亲打理家务，不能让母亲太过劳累。

再后来，李仁堂的三个孩子长大成人，能在社会上立足，也成立了自己的家庭。

已经变成小老头的他最爱催孩子生孩子。

时常念叨的话就是：“你们不能陪我乐呵了，那总要生几个孩子陪我乐呵吧。”

在祝瑞玉的记忆里，每年的节假日就是丈夫李仁堂的“欢庆日”。

孙子孙女排成排，他会挨个发几张十元大钞，之后要孩子们轮流陪自己打麻将。

“邻居都知道，一听我家孩子喊‘让不让我胡牌’，那就是我家老头又要发钱‘作弊’了……”

只是这样喜欢关起门过自己温馨日子的李仁堂最终还是撒开了妻子的手。

千禧年初，北影厂刚给李家分了套大房子。

老两口督促着孩子好好装修，之后也只在里面住了一年多。

2002年6月24日，因为工作期间突发心脏病，73岁的李仁堂猝死于异地。

徒留下相依相伴57年的祝瑞玉深陷回忆与痛苦的深渊。

好在李家的孩子十分孝顺，争着抚养母亲，慢慢带母亲走出悲痛，给了她一个无忧的晚年。

而那之后的许多年，曾经风靡一时的演员李仁堂被时间洪流丢在过去。

只有老妻祝瑞玉始终惦念，每年的清明节送一壶酒，在亡夫的碑前叙叙旧。

出身较好但演了一辈子农民，李仁堂人走了，但有他出演的影片却长存。

回忆他的一生和作品，那些记得他的观众，你们想起了他演的哪个角色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