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信史，然后有良史！

《论语》中多处记载孔子强调务必尊重客观事实、力戒主观臆测的言论，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子路章》) 孔子又一再告诫人们，对于文献、历史知识，绝对不能凭主观臆断，而应该“多闻”“多见”“多识”，虚心、广泛地学习，经过慎重选择，再加以肯定，对于不明白的东西，则先予以保留，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述而章》) 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为政章》)

此后诸多名家、名作均高度重视体会孔子这种尊重客观史实、摒弃主观臆测的历史思想，并一再加以阐释。如解释《春秋经》的《榖梁传》作者一再强调: “《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春秋》著以传著，疑以传疑。”司马迁通过殚精竭虑撰著其杰作《史记》和深入研究孔子的言论，对孔子修成《春秋》、编次《尚书》中贯穿的历史观点和治史原则体会尤为深刻，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予以高度推崇:“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于是，在中国史学史上凡是有修养、有责任感的史家都把“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作为共尊的圭臬。

“信史”概念的明确提出，是《春秋公羊传》的贡献。《公羊传》昭公十二年载:“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 公子阳生也。子曰: 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 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 如尔所不知何? 《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尔。(何休注: 丘，孔子名。其贬绝讥刺文辞有所失者，是丘之罪。圣人德盛尚谦，故自名尔。) ”《公羊传》作者特别强调两项。

一是，孔子修《春秋》，此年所据鲁史原文记云: “纳北燕伯于阳”。孔子当年已23岁，对这一事件是亲自历见者，故明知这段文字记载有误，依史实本是北燕公子阳生。因为孔子要贯彻“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原则，因而他对鲁史原文不作迳改，宁可保留其可疑的原句，但他在解释中则一定要明确指出史文的失误，讲出确切的史实。

孔子借回答“在侧者”所提出“何以不革”的疑问，将不能随意改动的道理讲得很明白: 假如遇到你并不明白的地方，那你又该怎么办? 其寓意即是: 如果依照主观臆测加以杜撰，史书还能取信于人吗? 《春秋公羊解诂》作者何休对孔子的观点有精深的理解，故解释说: “如犹奈也。犹说: 乃女所不知何? 宁可强妄億(同臆) 措?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二是，孔子还认为，信史的标准，不仅必须做到史实准确，文词恰当，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具备高明的史识。

《公羊传》所讲“信史”，依据的是孔子讲解《春秋》时的原话，概念提炼得很明确，不但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权威的意义，而且又因其内涵丰富，展示出中华文化独特光彩，因此无疑又是对世界文化智慧宝库的出色贡献! 从此，“信史”的原则就为历代有识史家确立了准绳，著史首先要求达到史实准确可靠，力戒主观偏见，符合这一根本要求之后，讲求体裁、体例、文字表述等项，才更有意义。

历代优秀史家都以“信史”作为自觉追求的目标，形成一种优良传统，这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关系至大! 直至 20 世纪初年，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大力倡导对旧史的改造，他一方面严肃地批评旧史专为帝王将相服务的种种积弊，其中也包括对所谓“《春秋》笔法”予以主观定夺的弊病进行分析针砭，另一方面，他又热情地表彰古代史家自觉追求著成信史的优良传统，并且明确提出“有信史然后有良史”的论断:

“吾侪有志于史学者，均不可不以此自勉，务将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故吾以为今日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

作者：陈其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