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在古代，接生婆为妇女接生，一看生下的是女婴，便会问主人家一句:存否？一旦主家说不留，这个刚刚出世的女婴，就会被头朝下，残忍地放进水盆里，片刻之后，便一命呜呼！可怕的是，整个溺婴的过程，孩子的母亲、接生婆以及孩子的家人，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
古代生活条件艰苦，到清朝，因为人口的急剧增长，加上社会分配不公，使得广大劳动人民贫困不堪，在浙江这种地方，农民终年劳作，八口之家都养不起；湖南耕民“终岁勤动有不得养其父母者”；福建的贫民终年啃红薯充饥者“十室有九”。 这种条件下，养一两个孩子就已经很艰难。然而古人又缺乏避孕的意识和条件，在生下孩子，尤其是女儿后，只好溺弃。 譬如乾隆朝时，长沙府同知有说：“凡生女之家，或因家计贫乏，即行溺死。”
同是乾隆朝的江西按察使曾说：“江左恶俗成风，贫者以衣食为艰，往往生女方离母胎，即行溺毙。” 总的来说，就是因为家庭实在无法再多承担一人的生活，只能放弃后面生的孩子，当然，如果是男孩还可以考虑养育。真知新坐标 北宋学者陈渊对溺婴现象的调查则更加全面，他指出溺婴现象很普遍，但在南方是最多的，一般儿子不超过三个，女儿不超过两个，再生下孩子就溺死，一般做法是用器物储水，将婴儿放进去溺死，这叫做洗儿。 之所以要用器物储水溺婴，而不是送到外面的池塘里，既是为了方便考虑，也是具有一定私密性的，毕竟这是明目张胆地杀人，虽然朝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做得太过火也是不行的。
那么，北宋的溺婴现象为何这么严重，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最直接的原因，家里太贫穷了，实在是养不起那么多孩子，如果强行将孩子留下来，那只会是个悲剧，所以与其让孩子遭罪，不如趁刚生下就溺死。 第二，风俗使然，就像福建百姓一样，不管贫穷富裕与否，就是不喜欢太多孩子，多生的孩子就都溺死，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第三，北宋的赋税太重了，尤其是人头税，孩子多了可能会破产。 这可不是危险耸听，因为北宋不但继承了以往各朝的苛捐杂税，而且为了敛财，还增加了很多税目，其中最要命的一种税叫丁税，俗称人头税。
北宋的人头税条目繁多，而且沉重不堪，百姓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家中人口越多，缴税也就越多，日子当然也就越不好过了。 在这种情况下，溺婴风气就流行起来了，其目的是将人口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家庭破产，不然都得饿死。 民生子必纳添丁钱，岁额百万，民贫无以输官，故生子皆溺死 （其实早在《八德篇之女德篇》就有“劝勿溺女，救妹添弟，梦祖告语”的记载。） 《光绪朝东华录》记载，御史王昕上奏，他巡视山西地界，发现该省溺女相沿成习，曾指示地方作出禁止，但灾年过后，此风再盛。
《清高宗实录》记载，御史刘天成上奏乾隆，将溺女再敕定规条，再入律例，被乾隆驳回，理由是，溺女本已被律所禁，如地方官民遵守，其风自息，如果互相隐瞒助长，再严律法也无效。 由于溺婴表现得过于残忍，有些父母不忍心见到亲生骨肉在水里挣扎啼哭，从清中后期起，一些地方的民众开始在乡间的田野修建小塔，将想要溺杀的女婴放在里面，任其自生自灭，希望借此求得心灵的慰藉。 后来人们纷纷效仿，“婴儿塔”的修建数量慢慢增加。因为夭折太早的孩子，其灵魂还没有完全发育，所以当时的人们认为没有必要浪费棺材来埋葬他们。
再后来，这些“弃婴”以每个40文钱的价格交给专门的苦力送到婴儿塔，负责守卫婴儿塔的人，每隔三天就会焚烧一次婴儿塔的尸体。 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贵男贱女”的封建观念，造成了多溺女而少溺男，先溺女而后溺男的现象。不管是现代，还是几百年前的大清朝，甚至是几千年前的古代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如今，已经过去百年有余！虽然旧社会的制度早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溺婴弃婴这样的社会陋习，并没有随着旧制度的埋葬，而彻底根除！正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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