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专栏：悼伦敦大剧院

多年前的一天早上，我坐在伦敦大剧院顶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女王的表哥要跟我聊聊公众真正想要什么。哈伍德七世伯爵——如果你跟他熟的话就会叫他“乔治”——是英国国家歌剧院（ENO）1972-1985年的运营总监。
无论是乔治本人或其他人，当时都没觉得“人民的歌剧院”由一位王孙、一位坐拥约克郡巨额财产的伯爵来管理有任何不妥。如今这家伦敦排行第二的歌剧院的资助被取消，导致这结果的是其运作的各种反常和外行，其中王孙掌舵肯定不是最奇怪的一条。很快，英国国家歌剧院将作为反面案例进入大学课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莉莉安·贝利斯（Lilian Baylis）在老维克剧院创立了这家歌剧公司。她笃信基督教，终身未婚，并相信伦敦的工人阶级在欣赏平价的世界级话剧、芭蕾舞和歌剧演出后，地位也会得到提升。1931年她将歌剧公司搬去位于伊斯灵顿的莎德勒·威尔斯这家更好的剧院，约翰·吉尔古德、劳伦斯·奥利弗、玛戈·芳汀和弗雷德里克·阿什顿都在这里成名。
歌剧本就是艺术界里的灰姑娘，而贝利斯为了服务普罗大众，坚持用英语演歌剧。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的大明星唱的是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他们看不起本地人才。
1945年6月，莎德勒·威尔斯歌剧院凭借本杰明·布里顿的《彼得·格莱姆斯》终于登上了新闻头条，可谓是二百五十年来首部以英语写成的杰作，但喜悦是短暂的，因为科文特花园占据了国家资金的绝大份额，而莎德勒的井水却濒临枯竭。他们在1968年搬迁到西区是复兴的信号，弗兰克·马奇姆设计的宏伟的伦敦大剧院不仅拥有最大的舞台，而且提供了近三千个座位，使其有望自给自足。哈伍德伯爵将歌剧公司更名为英国国家歌剧院。雷金纳德·古道尔凭借安德鲁·波特新译的台本制作了一套精彩的瓦格纳《指环》全剧。他们还在利兹设立了附属的北方歌剧院（Opera North），离哈伍德的庄园不远。

当地时间2021年3月2日，位于伦敦西区的伦敦大剧院外景

在伯爵从首席执行官升为董事会主席后（永远是错误），英国国家歌剧院尽管面对着剧场里半空的观众席，却总能带来电光石火般的演出。由指挥家马克·埃尔德、导演大卫·庞特尼和首席执行官彼得·乔纳斯组成的强力团队领导下的十年，与大胆的演出和出血不止的亏损相伴。庞特尼对《糖果屋历险记》进行了弗洛伊德式的分析，继母和女巫由同一个女中音演唱。乔纳森·米勒以纽约黑手党为背景，重导了威尔第的《弄臣》。大卫·奥尔登微调了《彼得·格莱姆斯》，剧中的罪人是村民而不是渔民。他的双胞兄弟克里斯托弗·奥尔登将《仲夏夜之梦》背景置于一所恋童癖横行的公立学校里。哈里森·伯特威斯尔的重要作品《奥菲斯的面具》进行了世界首演。
对我们这些通过看歌剧来挑战自我的人而言，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而对于《卡门》爱好者来说，就不是这样了。乔纳斯每晚都在大幕前亮相，乞求我们捐款来修理漏水的屋顶。他在1993年搬去慕尼黑，把那儿的国家歌剧院推上了欧洲之巅。他那时给我介绍在他隔壁办公的同事，此君的工作是让他不要亏钱。英国国家歌剧院从来没有这种纪律。
接手伦敦大剧院的是BBC的制片人丹尼斯·马克斯（Dennis Marks），此人制作的电视歌剧拥有史上最低的收视率。配上没经验的指挥家西恩·爱德华兹和一帮菜鸟舞台导演，丹尼斯从来没遇上什么良机，更何况大剧院还需要整修。我在《每日电讯报》的专栏中写过：“它是英国的吗？是国家的吗？是歌剧院吗？”似乎没人能给出答案。
新的董事会从科文特花园招募了学识渊博的尼古拉斯·佩恩（Nicholas Payne），却因舞台设计过于现代派而分道扬镳。肖恩·多兰（Sean Doran）这个从未经营过歌剧院的爱尔兰人取代了佩恩。他们在想什么？
后来，约翰·贝里（John Berry）由剧院内部提拔为艺术总监，在接下来几年内搞得风风火火。他请来了几位电影导演——安东尼·明格拉、彭妮·伍尔科克、迈克·李——制作了一些实质上可以被看作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版预演的演出，特别是常演不衰的《蝴蝶夫人》。贝里偏爱美国作曲家——约翰·亚当斯、菲利普·格拉斯、尼科·穆利——同时保持了英国戏剧的精华。由埃德·加德纳（Ed Gardner）执导的管弦乐团从未表现得如此出色。
然而，某位粗暴的董事会主席声称贝里花钱太多了。英格兰艺术委员会暂时将英国国家歌剧院从其资助对象中除名。接下来的首席执行官先后是一位管理顾问和一位青少年电视节目主管。本月，当这家歌剧院的资助生命线被最终拔管时，几乎没发生任何骚动。英国国家歌剧院就像是一位备受喜爱的一直没出嫁的阿姨，走向一场温柔的葬礼。
它必须死吗？在验尸官的报告中，其死因是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现实问题。以用英语演唱歌剧为例，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出于信仰的行为。在宏大的大剧院里很难听清唱词，所以字幕被投射到舞台上方。我们会看到某位立陶宛男高音用异国语言把威尔第撕扯得七零八落，同时一段时髦的译文在我们的视线上方闪过，这简直是《格列佛游记》里巨人国的夸张场景。
整件事也就相当于一出方圆不出董事会议室的喜歌剧，缺乏反讽，也可悲地全无英国风格。英国国家歌剧院的衰亡是所有艺术从业者的一个教训，你不能把问题一路踢皮球踢下去。英国国家歌剧院之死不是因为缺钱或缺爱，而是定义不明。
值得铭记的是，英国国家歌剧院在巅峰时具有世界性的力量。库特·威尔的《街景》以布鲁克林区的门廊台阶为背景，无比有力。庞特尼与贝里联手制作的魏因伯格歌剧《乘客》唤醒了人们对大屠杀难题的思考。约翰·亚当斯的《原子医生》将核战威胁演绎得毛骨悚然。再之前还有珍妮特·贝克扮演的恺撒大帝，乔·巴斯托扮演的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那是一个具有精神和勇气、性格与色彩的歌剧院。存活至今的歌剧院中，有几家敢于声称拥有这些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