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回故乡永寿《二》

【永寿监军镇封侯村祖居老窑洞照片一张】

往事如烟情不舍

几代祖居乱世迁

轻风细雨泪成行

回首望去天地宽

追忆我祖长精神，严哲的外孙女: 刘颖

【永寿县监军镇封侯村村公墓前的绿地照片一张】

拜将封侯未有期

空有凌云志难酬

但幸风雨八十载

青山绿水与君同

严哲的外孙: 陶天琦

写于永寿拜祭祖父、祖母

目录

回故乡严可一

严哲回忆录严哲

感悟人生严可为

回忆母亲（一）严秀云

我心中的父母亲严秀兰

父母的孝子我的弟弟严可学严秀兰

爸妈陪我们渡过的美好时光严秀兰

外孙陶天奇、外孙女刘颖的诗

我的好邻居严可一

编合语（一）（二）严秀兰

序言

追忆我的爷爷、奶奶严格文

回故乡

严可一；简历；1937年出生于陕西省永寿县监军镇封侯村；1953年在兰州西北师范学院附中初中毕业；即年西安高中毕业考入西安交通大学，1961年交大毕业在太原第一热电厂任技术员，1970年调入陕西咸阳西北国棉一厂工作，1980年调入陕西省计量测试研究所任高级工程师。

前言

故乡重游思绪万千，往事历历在眼前，真情难忘魂绕梦牵，怀念父母泪潸潸。

岁月蹉跎，光阴似箭，转眼间我已是一个80岁的老人了，留下的时光不多了，尽管人世间有那麽多的苦难和折磨，生活的辛劳，亲友的生死离别，病痛遭罪，种种·······-----但谁也不愿离世而去。一辈子没留下什么痕迹，这本书也算是给亲人们一个念想吧。

首先把这本书献给我的父亲严哲，母亲王风仙，妻子王绒珍，献给女儿严格文、严格红，弟弟严可为、严可学，妹妹严秀云、严秀兰，妹夫刘荆洲、陶亦明，外孙于橙、李明渊，表弟贾启农、贾幼农、李义民、李富民、李海民。我的学友黄卫祖、陈月彬、马多兰、任增寿、陈加xi、王昌庆、王淑兰、崔莉妮、应澎耀、张晶明、刘君华、王鸿喜、严永发、李文杰、，也献给好友赵继文、张磊、任学民、李创才、白竹芳、蒋风仙等。

第二篇

我的父亲

父亲严哲小名长娃，1916年出生在陕西省永寿县封侯村。他有两个弟弟，二弟长明幼年时因玩耍掉下窑院，不幸夭折。三弟长义，成年时不愿在农村务农，后来到西安工作。父亲幼年时十分聪明乖巧，深的老祖母的喜爱。老祖母虽然是个农家妇女，但是她确是个有远见有胆识的女人，尽管当时家境贫寒，她确一心一意要孙子上学，希望他长大成人，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能在省城得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所以父亲从小就被灌输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当时不知为什么在封侯村这个贫穷落后的地方，姓严的家族求学风气浓厚，后来相继有严志高、严志壮、严丕作、严丕兴等人进入省城西安读书。在永寿县城则有任正、吴鸿禄、贾世英、王荷花等人也加入读书求学的行列。三叔长义也受其影响坚决不愿在农村，跑到西安求生。

父亲在村里读私塾时，“论语”孔子曰：吾十有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段话对他的人生影响很深，从此他就是再苦再累再穷要奋斗求学上进，做个对国对家有用并负责任的人。

1923年父亲在封侯村上私塾，九岁考入监军镇小学读书，1932年考入西安第一师范学校初中部。在1931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引起各地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父亲一面上学一面也积极参加了抗日救国学生运动。

1935年九月他考入西安高中，并参加了杨虎城部下组织的年训活动。

1936年“西安事变”陕西省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更加高涨，此时父亲利用寒假回到永寿县组建“永寿县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担任该会主席，组建话剧团先后在监军镇、长宁、渡马为群众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白毛女”等短剧，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社会开始恢复平静，西安各学校先后开学，于是父亲召集永寿县的学生集体乘车返西安准备复课，不料在回西安的途中在乾县东侧名叫“鸡架”的地方发生了翻车事故，致使乘车的同学任正、董德福、吴鸿禄、贾世英、王荷花等十余人遭车祸受伤，索性父亲本人安然无恙，于是他组织人力将受伤的学生送往乾县医院救治，直到他们伤势好转后又一同回到西安各自学校读书。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抗日战争全面开始，这是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在学校的学生也无心读书，加上学费困难，家里根本无钱接济，于时在1939年2月时年23岁的父亲决定报考军委会战工作干部训练第一团湖北武昌右旗军营，毕业后由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签令派往洛阳第一战区司令政治部。该战区司令员为程濳，副司令员朱德，当时国共合作实行统一战线。该政治部又派他去山西晋东南沁州、沁源、屯留县等地陆军98军任中尉指导员。后随在晋南中条山一带进行抗日游击战。

1940年因奶奶有病请假回陕随即脱离部队。回西安不久父亲又报考西安政治学院经济系，一年后该学院有停办，他又面临失学失业。在1941年他又进入省商业专科学校会计班上学，开学后因为费用太大，于1942年4月又考入经济部统计部农本局会计人员训练班前往重庆学习，并业余兼任该局福生白庄会计。

1943年9月在重庆他又考入战时迁来重庆的国立复旦大学，时年父亲已27岁。1944年他利用暑假期在重庆歌乐山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任协助会计工作。在复旦大学学习的四年期间他基本上是半工半读，生活上克勤克俭，学习上努力上进。1945年10月日本投降后，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

1947年7月父亲终于完成学业，在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时年他31岁已成了大龄青年，他这种顽强拼搏学习的精神是我们后人的榜样。

1947年7月父亲由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江西中路资源委员会上海中国石油公司工作。终于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学生时代，正式进入社会，成为一名公司职员，自感十分欣慰，生活上依然节俭，那年代在上海工作，即就是一名小职员穿着也得西装革履，否则会遭到冷遇、下眼观。许多公司、机关乃至商店都设有门卫，来客门卫会客气的将门拉开请客人入内，如果你是衣帽不正的人就不予理睬，那会是很尴尬的事。为此父亲省吃俭用只买了几套西服，上班、外出都得整齐着装，此时他显得格外精干潇洒，语言干练，待人谦恭厚道和气，形象如同明星演员一般，有他当年的西装为证。

1948年正值国内战争硝烟弥漫，到处战火连天，交通阻断。当年10月父亲将他节省下的300美金汇给在西安的好友屈天行、李士毅托他二人办理由西安飞往上海的机票，将我和母亲及弟妹四人接到上海，当时我才十岁，弟弟严可为也只有六岁多，妹妹秀云幼小还抱在怀里我们母子及陪送的八外爷一同由永寿乘汽车来到西安，先在四府街李士毅家停留。父亲的好友屈天行有邀请我们五人到西安著名的羊肉泡馍馆“同盛祥”用餐。于次日又乘汽车赶往户县的军用飞机场，大约在上午十时我们登上了这架美制螺旋桨的小型飞机，机上最多也就乘坐着二十几人。

原来这次陪送我们的是请外爷王章莆的，也是顺便让老人家欣赏一下江南风光，然而外爷却顾虑重重，一怕车船劳累，二怕有不测风云，所以只好请他弟八外爷王礼庭代劳。八外爷听说后欣然接受，毕竟是商人出身，眼界开阔这样的护送我们母子并可以旅行游玩机遇难得，何乐而不为呢？飞机由西安出发飞行大约三个小时后抵达武汉机场降落休息加油，再次起飞，途中机上为每人准备了一份西餐，由于颠簸厉害机上许多人呕吐，小妹秀云也吐了，妈妈忙用纸袋接上，其他几人幸好无恙。这种飞机由于当时的技术落后，所以飞行时速低，震动、噪声都很大，到达上海下飞机时我的耳朵已听不清别人说话，就如同塞了棉花样。

到达上海时已夜幕降临，花灯初放，在空中俯瞰美丽的夜上海，一串串明灯宛如璀璨的星斗在闪烁。上海是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工业最发达的城市。我们母子从偏僻落后闭塞的农村，一下子来到着繁花似锦、人流如潮的大上海，真如同红楼梦中的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什么都是新鲜的，令人目不暇接。

飞机徐徐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当我们走下飞机时眼前父亲和他的好友闫孝鑑叔叔正在机场等候多时了。大人们的谈话我是朦胧不清，在机场辉煌如昼的候机室休息了片刻，我们乘坐一辆美式吉普车前往市内一家旅舍安排我们母子住宿一夜。因为在上海找不到合适的住房，父亲计划将我们送到苏州一位朋友家居住。

第二天父亲领我们去看电影，影片的名字是“莫负青春”由周旋主演，缠绵柔情动听的主题曲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山南山南都是赵家庄，赵家庄有一位好姑娘”。上海这大千世界真令我们眼花缭乱，走到大街上什么都新奇，街上来往叮当响铃的有轨电车、小汽车、自行车、黄包车，人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西服洋装，也有中式的长袍马褂，小姐太太们烫着各式各样发型，穿着旗袍高跟鞋，人群中除了中国人也有洋人。上海真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然而十岁的我能了解的多少呢?让我惊奇的是我跟父亲一起外出购物第一次听到别人称我为少爷。

旧社会各地的同乡会起很大的作用。父亲在上海的陕西同乡会有幸认识了一位叫王团九的老乡，他在苏州购买了一大院子，有空闲房几间，于是父亲有领我们全家火车前往苏州住家。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但对苏州的住处桃花坞，廖家巷12号现在仍然记忆犹新。桃花坞是一条东西方向宽约十米的街道，路面由石块砌成，多年来的踩踏油光滑溜，两旁的商铺皆为二层木结构楼房。由桃花坞中街向北就是廖家巷，向南不愿处便是苏州河，河两岸皆用大石块砌成，河面由二十多米宽，何中的人力小船在忙碌着运输货物。

天刚蒙蒙亮河岸边就有拉粪的小船停靠，各家各户的马桶粪便由挑夫收集倒入船上运走。河边上有人刷洗马桶，也有人在洗菜、淘米，北方人初到这里最不习惯的就是厕所。这里几乎看不到旱厕所，每家每户都是用马桶。当地人姑娘出嫁，娘家人都要将马桶作为嫁妆陪送，那样马桶油漆彩绘的就相当精致。来到苏州满眼都是新鲜事，回想起来这些地方是江南水乡吸引人的靓丽风光。早上大街小巷就有农村的妇女穿着蓝色的土布衣服，赤着脚，高挽着裤脚挑着新鲜水灵的蔬菜、鱼虾赶往菜市场去卖，在巷子内巧遇五六个强壮的汉子抬着沉重的大木料边走边喊着号子“嘿吆好、伊吆好，不怕苦噢，挺起腰哟，往前走哟~~~~”，这是优美动听的劳动歌声，真好听，我不由得驻足聆听。

我们一家人来到廖家巷12号大院，进入宽敞的大院，只见有一座二层木楼，大部分人都住在二楼，在一楼空旷的大厅东头有一间约二十平米的房间就是我们的居室，那是我们的行李简单几个包袱、旅行包、一双皮箱，房间用木板搭起一个大床，在门背后放置了一个马桶。也添置了一些做饭的灶具。那是兵荒马乱，粮食很困难，吃的只有糙米，而且要烧木炭，做一顿饭真不容易，母亲许多事不熟悉还要向别人请教。我们在老家常吃面条，离不开辣子和醋，但这两样东西没有，特别是我们买东西语言不通，说话人家听不懂，父亲将我和弟弟送到桃花坞私立民办小学上学，上课老师讲话全然听不懂。所以也是在学校混日子。

父亲将我们母子安排好后有抽空领八外爷去杭州西湖游玩一日，给他买了数条杭州的绣花缎被面，又为他买了返回西安的飞机票，这才算静下心来去公司上班。每逢星期六他坐火车由上海到苏州和我们团聚。我们的房东王太太年龄四十多，白晰的脸庞，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身着一深绿色缎子绣花旗袍，脚上穿着绣花鞋，经常一手托着小茶壶，一手点着香烟，常常漫步在院子里，显得那样悠闲自得，时不时给院子的房客打着招呼，仿佛外边的兵荒马乱，动乱世界、物价飞涨与她没关系。我始终没见过她老公王团九先生。但他们有个儿子王少爷十多岁在上中学，经常骑着自行车。一天可能王少爷出去玩，自行车就在大厅放着，我处于好奇用手摇动脚蹬，一不小心将裤脚夹在链子中间，因为车锁着，链子怎么也倒不会来，直等了个把小时王少爷回来开了锁我才得解放。

好景不长，我们在苏州居住了将近三个月，到了1948年底国内战争已燃烧至上海外围国民党大小开始纷纷撤离上海，石油公司决定迁往台湾新竹市因一时涌向台湾的人特别多，吃住行都相当困难，因此了的部分人又返回。公式领导征求意见，父亲一时也注主意不定，此时有复旦大学教授建言：你是西北人对当地情况熟悉，政局再变化，共产党来了也要发展石油工业，何不报名去西北。

父亲听此言后就向公司表明去西北的意愿，领导同意调往兰州并给报销全家大小五人的旅程费用。父亲立即去苏州告知母亲，与次日我们全家来到上海，当日借宿提篮桥一友人家，等到天亮后得到的消息是到夜晚有车送我们去虹桥机场，办理购机票手续，飞机得再次日晨才能起飞。于是我们全家人只有耐心等待。

那时我刚满十一岁，在下午时我悄悄一人溜出大门，试探着上街玩玩，看看新奇，一面走一面脑子里记着回去的路，这地方离提篮桥很近，不是繁华街道，是一条弯曲的小巷，很容易迷失方向。眼看天快黑了，将要出发赶往机场却不见我的踪影，大家非常着急，正在此时我却突然回来了，众人这才松了口气。当晚我们全家连同为我们送行的闫孝鑑叔叔一同赶往虹桥机场。

又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全家五人登上美制陈钠德飞行大队的军用飞机前往兰州。该飞机路径武汉降落加油，晚上到西安住宿，次日起飞，下午时到达目的地兰州。父亲分配到西北石油运销公司工作。我们临时住宿招待所。一周后搬至兰州市南城巷石油公司家属院居住。从此我们结束了短暂的上海、苏州之旅，在兰州开始了新阶段的生活。

正是：

内战硝烟正弥漫 全家五人离乡远

苏州古街桃花坞 廖家巷中暂栖身

江南风光还未赏 美景清贫难留人

我们一家人居住在兰州南城巷石油公司家属院，大院坐落着几，排平房 ，每户人家只有一间约二十平方米的住房，简陋的几样家具，一张大木板床，一张方桌，两家共用一间厨房。此时兰州尚未解放，一切公用设施非常落后，经常停电，几乎和没电一样，家家都点煤油灯。每到晚上天黑前只见女主人们都在细心的檫试灯罩。吃水也困难，没有自来水。在兰州街头可以看到挑担吆喝着卖水的人。石油公司用汽车用汽车拉黄河的浑泥水，挑水工给住户们水缸倒满水，然后各家用装着白矾的金属盒在水里搅一搅，这样水中的黄泥就逐渐沉积到缸底。在临解放前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公司给职工发放了洋面粉和银元（国民党的钞票已不能用了）。

到兰州不久，我便进入兰园小学上学，永民则进入公路局小学上学，秀云年幼在家玩耍。父亲每天早上从南城巷家属院不醒到五泉山下的禄家巷石油运销公司上班。全家五口人就靠他一人的工资生活，所以生活上相当紧迫。母亲操持着全家人的吃穿、洗涮等繁杂家务，一天从早忙到晚，先是捅火炉给父亲做早饭，然后再招呼我们弟妹起床用餐上学，她视乎也不觉得累，像个时钟一样，永不停息。。就说我们的衣服吧，往往是父亲穿旧的改改给我穿，老大穿不上再改来老二穿，家里几人的衣服、铺盖整理、缝补、拆洗就让她忙个够、正因为有她的缝缝补补精打细算一家人日子过的安稳些许，也算苦中有乐吧。

没有多久我们家由南城巷搬至五泉山下的禄家巷居住，石油公司就在对面，父亲上下班很近。一天秀云在院子不小心绊倒将门牙碰掉，顿时血流满口，痛的只是大哭不止，正好我没上学，母亲命我领到红会医院去诊治，幸好医院也不是很远，到医院医生看到那颗牙还没完全掉下来，于是狠心猛地一下用钳子拔下来，秀云更是高声痛哭不止，我看到这一幕十分揪心，后来医生檫了些药，塞了块药棉，我们离开了医院。

某个星期天，父亲带我们全家去城里大菜市场买菜，冬天的时候经常会有冰冻的青海湟鱼，父亲会买一条，那是湟鱼不稀奇，因为当地人和青海人多数都不吃鱼。现在大家都灵醒了，吃的人也多了，所以湟鱼就成了保护动物。在我们买菜的时候没注意领好秀云，要往回走的时候突然发现秀云已不见踪影，大家分头去找，终于在市场西门口见一位警卫人员领着一个女孩，正是秀云。我在兰州度过了少年时代。兰州北靠北塔山，南依五泉山，滚滚黄河水从中流过，整个城市在峡谷之中，东西漫长。当时黄河上唯一的一座铁桥是由英国人制造的，解放战争时曾在桥上发生激烈战斗，马家部队死伤不少人，幸好大桥仍然完好。

在我的印象中兰州虽然冬天风沙较大，但它还是一座有特色的城市，有人说它像苏联的斯大林格勒。兰州有许多小零食，著名的干酥大豆、油炸土豆片。冬天时有一种发黑的梨，不知道的以为梨坏了，其实不然，把这种冻果梨和冰糖汁一起熬叫冬果好吃而且治咳嗽。。雁滩居的西瓜又大又甜，特别是白兰瓜，更是兰州特产，当时白兰瓜叫“华莱士”，据说它是由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带来的种子，只是在兰州的沙土地上成活。在省政府以南的街道两旁有许多新疆人开的小商铺，他们穿着长筒皮靴，头戴新疆帽，盘腿坐在店内叫卖“葡萄干、杏干、哈密瓜干，，，，”。滚滚湍急的黄河水从兰州以北奔流而下，河两岸有许多直径约七、八米的巨轮水车日夜不停的转动着，水车高大雄伟刷刷的响着，势不可挡，它把一斗斗水浇到旁边的田地里。小时候跟爷爷去田地耕作，发现有石头总要捡出来，然这里的田间却有意放着石块，说是为了保湿。水车算是黄河上一道风景。黄河上另一道风景是羊皮筏子，把一张张羊皮像气球一样臌胀，大约有八张组合挂在竹排下就构成羊皮筏子，可以下水载客。

1951年7月我由兰园2小学毕业后考入位于兰州市西郊十里店的西北师院附中，因为离家较远，那时也没公交车，住校一个月回家一次。一般是步行约两个小时才能到家，偶尔我就乘坐羊皮筏子，在黄河岸边由筏主喊话“下（啥）城里不?”,初次乘坐羊皮筏子真有点胆怯，因为筏子长宽只有一米多，且四周无遮拦，人们坐在筏子的竹排上，胆子大的坐在边上，还将两双脚伸在水里。黄河水流湍急，还有一波波浪花，一筏的人随泼漂流而下，很快就到了兰州市里，筏主拨向岸边停靠，乘客们每人只需交一角五分钱。当乘客门上岸后，筏主将皮筏子扛起再步行到上游去接待下一批客人。

在西北师院附中读初中期间，夏日的一个星期天，同学们相约去黄河岸边游泳，学校距河边不到一里路，河边有个支流，河道水浅，起同学们都在这里游玩。有的人会自由式、仰泳，我初学只会狗刨式。一会有同学要领大家要去主河道，那边河中有一个小岛。我也冒然相随。当我刚游入大河，由于我的游技无力前行，竟然被急流冲往下行，这时我急呼救命，幸好身边一位大同学一把将我扶起拉回转，当我回到小河道时才松了口气，这次游泳差点丢了性命。其实人之死也是一瞬间的事，这已是第三次死神放过我。有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却感到福离我甚远。幸福不会从天降，自己努力不够吧。

1949年8月26日兰州市迎来了解放，街上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欢迎解放军进城，高喊口号“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人们对昕=新中国的未来满怀希望，期盼着幸福安定生活的到来。兰州西北石油运销公司派来了军代表李景新全权管理公司的日常工作。李景新三十多岁，高个头，精干的体格，穿着一身灰色军装，腰间佩戴者勃朗宁手枪，讲着一口流利浓重的陕北话。

公司开大会、宣传、听报告激发起了群众建设国家的热情，父亲也积极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和全体职工一起开展反盗窃运动，回收清查散失废旧物资、汽车、器材活动，组建各级工会，深入开展生产竞赛运动，并成立文工团，活跃群众业余生活。为了排练反映工人生产运动的话剧“立功”，父亲熬过多少个夜晚，日以继夜的操劳，他消瘦了许多，这些子女都看在眼里，天不亮母亲就起来为父亲准备好早餐，特意煮了两个荷包蛋，好让他增加点营养。七点多钟就得步行到五泉山下禄家巷的石油公司上班。由于父亲实属年轻有为，才能出众，深的军代表李景新的欣赏，从而公司任命他担任物资清点委员会主席、工会主席，兰州市工会委员，并出席西北五省区工会代表大会。公司党支部又吸收他为候补党员。不久他又被公司提升为石油运销公司业务科长。一时间他的人生仕途达到顶峰，这也激起一些人的嫉妒和仇视。

1952年9月全国开展肃反运动，这场狂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无情的打击了许多与国民党有牵连的人，由于父亲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因而受到撤职处分并取消了候补党员的资格。虽然他并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人民和共产党的事，但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等帽子是戴定了。经过隔离审查、坦白、交代、内查外调等最终也找不到什么罪证，后来硬是东凑西拼出贪污罪行如：私拿公家办公用纸及子女乘公司运输车回老家永寿县等几项折合人民币几百元，要求做退赔，公司还派人抄家把母亲仅有的几件金银首饰和父亲一本复旦大学毕业校友纪念册一并抄走，这种侵犯人权行为和土匪有什么两样？人和人斗其乐无穷，煽动让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挑起内斗这就是阶级斗争。

父亲的政治生涯从此跌入低谷，绕幸还保留了公职，我们全家有碗饭吃。

青山只会明今古 绿水何曾洗是非

花开能有几日红 寒冬夜长待天明

1952年父亲调至西安进入陕西省石油公司工作。最初全家人住在北关二马路油库家属院，第二次又迁至东关鸡市拐龙渠堡居住，几年后第三次又搬到和平路商业大楼职工宿舍及东十道巷石油公司家属宿舍。

父亲当时在政治上精神受到很大打击，尽管如此他每次回到家里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只是默默无闻的积极工作。由于经济发展对石油需求日益增长，急需扩展向外地的销售业务，石油部指派父亲专程前往武汉、重庆、成都调研销售摸底，在此基础上逐渐扩展国产石油销售，先西南后中南。1952年因完成业务成绩显著，石油部康世恩部长签署文件在全国石油系通报表扬了父亲。

尽管他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但是后来的三反、五反、文革等政治运动屡屡受到冲击，有些人揪住他参加过国民党的事大做文章，所以他就成了“改造利用”的对象。1956年干部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当权的干部没有人愿意去农村吃苦，父亲被指派到陕南紫阳县山区劳动锻炼，干起了养猪的活，这样对他来说当时也确实是件好事，(暂时离开了让人有些窒息的极左政治空气)思想放松了。山区空气新鲜，粮食新鲜，一个鸡蛋才五分钱。起初母亲一直担心他身体会承受不了，结果经过一年多的劳动锻炼，他原来虚弱的身体变得结实，多年的肺结核也完全康复了，消化功能也特别好，这健康是拿金钱难买到的。这也为他后半生的长寿活到九十多岁打好了基础，这就是“因祸得福”吧！

1976年父亲年满60岁退休。他为中国的石油事业奋斗了36年，退休后他还参加中国石油誌的编辑工作。1980年中国石化销售公司给他颁发一份“荣誉证书”，这在精神上对他是一个安慰。

父亲一生为人处事及优良的道德品质是我们做人的榜样，对朋友厚道仁义。青年时在西安高中上学与同学李士毅、屈天行结拜为三兄弟一辈子终生友好往来，相互帮助。他与复旦大学校友闫孝鑑更是友谊深厚。闫孝鑑是陕西商洛人，复旦大学毕业后一同进入中国石油公司工作。为了纪念他们的友谊2002年5月27日父亲写到：黄埔嘉陵江边，复旦校园同窗攻读四年间，上海西安两地家乡故土欢聚谈笑数多遍，光阴荏苒时不再来不觉已成耋耄老人了，长期友谊永葆青春但愿儿孙后代永相传。年过八旬的父亲在复旦大学97周年校庆时赴上海参加活动，事后他又专程去探望了在上海四川中路居住的老同学闫孝鑑。

我父母在十几岁时由双方老人媒妁之言订婚成亲，婚后数十年风风雨雨，生活坎坷艰辛，又抚养了五个儿女。特别是两人文化差异大，母亲是没有文化的乡下小脚女人，而父亲则是千辛万苦读书终成正果的复旦大学毕业生，并成为中国石油公司一名职员，在旧社会大上海来往，也可为仪表堂堂、西服领带，在当时紫醉金迷、花红酒绿的大世界里，他却一尘不染，并没有抛弃糟糠之妻，毅然决然将母亲接到上海，以至于她生死与共，白头偕老，这正是世上少见的“相濡以沫”。他这种崇高的道德品质怎能不令人敬佩呢？父亲一生为人谦恭厚道，且相貌魁伟，我好不夸张的说：父亲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知识渊博的人、道德品质高尚的人，他是我们做人的楷模，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父亲在2007年4月患脑萎缩，住进咸阳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在病榻上他鼻子上插着氧气管，下身插着导尿管，臂膀挂着输液吊瓶，然而病情却每况愈下，他实在是受够了罪，在2007年4月28日晨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1岁。他再也不受这人间的痛苦。祝愿父亲在天堂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