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部门加速去杠杆，怎么办？

　　今年以来，居民融资需求持续低迷，居民部门去杠杆特征尤为显著。1-5月居民新增贷款只有13318亿元，是近十年来新低，而存款大幅增加78561亿，创历史新高。作为应对，政策力度还需加强，特别是扭转收入预期、改善就业，提振居民消费如大规模发放消费券和加强金融科技的作用等。

　　疫情严重冲击就业和收入预期。4月疫情反弹和封城防疫的冲击集中显现，供需两端全面走弱，经济下行超出预期。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6.1%，超过2020年同期，青年人和大城市失业问题尤为突出。尽管高频数据显示，5月经济已经出现回暖迹象，但较本轮疫情前仍有明显差距。就业市场恶化势必冲击居民收入预期，导致居民行为出现相应调整。

　　居民部门去杠杆特征显著。5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8900亿元，同比多增3920亿元，较4月明显改善。但在就业和收入预期降温背景下，实体融资需求持续低迷；特别是居民部门，今年以来去杠杆（贷款减少、存款增加）特征突出。

　　1-5月，居民新增贷款13318亿元，是近十年来新低。其中，短期贷款仅为1927亿元，创2009年以来的新低，反映居民消费表现乏力；中长期贷款也只有11433亿元，是2016年以来新低，表明购房需求薄弱。

　　1-5月，居民新增存款78561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前4个月定期及其他存款增加72960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较上年同期增加近2万亿元；活期存款减少1801亿元，反映居民信心不足，减少手中“活钱”而增加定期储蓄。

　　政策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当前居民部门已经出现收缩资产负债表的苗头，而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显示，一旦居民开始趋势性缩减资产负债表，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将更加持久和剧烈。例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居民部门杠杆率由接近70%持续降至2015年的60%以下，期间日本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衰退。鉴于此，政策力度还需加强，特别是扭转收入预期、改善就业，提振居民消费如大规模发放消费券等。

　　附：《疫情之下，中国如何扭转消费下滑？》（本文首发于FT中文网）

　　文| 沈建光

　　3月以来，新一轮新冠疫情爆发并迅速蔓延，对中国工业生产、进出口贸易、物流快递等造成冲击，使以“三重压力”为特征的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其中，需求收缩、消费下滑首当其冲。4月13日国常会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发改委、商务部等多部门密集发文部署促消费。如何迅速扭转消费下滑态势，已成为中国政策层应对本轮经济下行的核心课题。

　　但最新部署中仍少提及消费券政策。在笔者看来，国内外消费券的广泛实践已经表明，相关政策在扭转短期消费下滑方面效果十分显著，当前理应引起决策层足够重视。

　　消费下滑：扭转颓势已刻不容缓

　　疫情冲击之下居民消费下滑已成经济主要风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增速均低于1-2月，但名义社零总额的增速跌幅最大，当月同比大幅降至-3.5%、创2020年5月以来新低。分品类看，除食品、饮料、药品外，多数品类同步下挫，金银珠宝、服装、家电、石油制品、化妆品、日用品、汽车零售增速较1-2月下滑均超10个百分点；此外，餐饮收入同比降至-16.4%，反映接触性聚集性消费面临巨大冲击。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新一轮疫情爆发以来，封城封路等措施迅速扩大，大规模阻断了交通运输和商品配送通道。另一方面则是就业压力加剧。疫情叠加行业整治之下中国结构性失业压力加剧，3月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跳升至5.8%；其中16-24岁青年人口失业率达到16.0%、处于2018年以来同期新高，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6.0%、创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新高。

　　消费下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拖累将进一步显现。值得注意的是，在社零增速下行的同时，一季度GDP当季增速（4.8%）反而较去年四季度（4%）有所回升，其中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仍然接近70%。这或许意味着消费下滑对于经济增长的拖累并未完全体现，二季度GDP增速可能进一步下滑。

　　国内外政策实践：消费券始终是刺激消费核心选项

　　上述情况下，要稳住宏观经济大盘、扭转市场预期，尽快发力提振消费已刻不容缓。笔者观察到，国内外不乏刺激消费政策的成功案例，其中多将消费券作为核心政策选项。

　　海外方面，“食物券”计划在美国已成常规政策。早期消费券运用实例可追溯至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其首创的“食物券”计划始于1939年5月，该计划共实施4年，受益人累计达到2000万人次，覆盖了美国近一半的县（郡），总计耗资2.62亿美元，最高峰时该计划同时资助400万人。由于在帮助穷人、避免饥荒等方面曾取得良好效果，“食物券”计划在1961年5月重启，并于1964年由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提请国会通过了对“食物券”计划的永久性立法。延续至今，美国农业部已将“食物券”计划发展成一项常规的贫穷救济制度，即“营养补充援助计划（SNAP）”。

　　疫后英国的“半价就餐优惠计划”效果也较好。疫情爆发后的2020年8月，英国财政部曾推出为期一个月的“半价就餐优惠计划”，也可看作是消费券的一种。该计划在8月份的每周一至周三为居民餐饮消费提供半价折扣补贴、上限为每人10英镑。从效果来看，该计划在实施期间带来了商业街和购物中心的客流激增，对当时受到疫情沉重打击的英国零售业带来了直接提振作用。

　　国内方面，疫后实践已证明了中国消费券政策的有效性。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20年3月至2021年11月，全国有上百个地（市、县）先后实施了超500轮消费券计划，其中多数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短期局部效果；林毅夫、沈艳等对截至2020年4月18日之前实施消费券计划的36个城市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乘数效应（关联消费金额/消费券核销金额）多分布在3.5—17倍之间。2021年香港消费券计划在短期内也对本地消费带来明显提振，数据显示自去年8月开始分批次发放消费券以来，香港零售当月同比增速迅速扭转了此前的下行趋势。

　　变相消费券：“汽车家电下乡”效果显著

　　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中国推出的“家电、汽车下乡”政策，以财政资金作为支持，直接针对特定人群、特定商品进行补贴，实质上与发放消费券无异。

　　政策的补贴力度空前。官方统计的数据显示，从2007年开始实施“家电下乡”政策，截至2012年9月，中央和地方财政累计投入补贴资金765亿元，平均向每个农村家庭发放补贴近400元，实现销售额6597.6亿元；在“汽车下乡”政策实施的22个月（2009.3-2010.12）中，全国补贴下乡汽车、摩托车1791.47万辆，累计兑付资金265.67亿元。

　　效果也十分显著。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中国大宗家电出口同比下降7%；而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带动家电行业销售产值从2009年6月开始由负转正，最终实现2009年全年增长3%；据统计，2009年全国“家电下乡”中标生产企业累计出货量近9000万台，全年销售额1500多亿元。截至2009年12月，商务部监测的千家重点零售企业家电销量同比增长18％，2009年全年汽车销量达到1364万辆，比2008年增长46％。

　　政策有效撬动了农村消费市场。在家电、汽车下乡政策的推动下，2009年农村消费增速自1987年以来首次快于城市，全年农村消费超4万亿元，同比增长约15．5％；而根据商务部数据，2011年家电下乡产品销售额占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10%；政策实施期间，平均每户农村家庭购置了1台以上家电下乡产品。

　　政策建议：发行特别国债，全面发力消费券

　　面对需求收缩、消费下滑的严峻形势，中国决策层已在加紧应对。4月13日国常会重点部署疫情纾困（物流供应链、稳价保供、消费服务业）、促进新型消费（智慧+）、扩大重点领域消费（服务消费、汽车家电大宗消费）、挖掘县乡消费潜力等方面，随后商务部新闻发布会、国办《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均围绕上述部署展开。但现有措施来看，仍鲜有提及消费券。

　　国内外刺激消费政策的实践经验表明，当前形势下不宜再低估消费券的作用。在笔者看来，减税降费并非万能、尤其面临“幸存者偏差”，基建投资也面临项目效率下滑的困境。相较而言，消费券可更加直接快速地作用于需求侧，在经济下行期能够发挥更快更大作用，逆周期政策属性更加突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当前由中央层面推动、全面发力消费券政策的必要性十分凸显，可考虑发行5000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定向用于支持消费券政策实施。

　　具体操作方面：一是可参照香港经验发放一定额度的全民消费券，带动全民消费热潮、扭转内需预期。二是注重定向投入，加大对困难人群、困难地区、农村县域消费者以及中小微企业的定向支持力度，将餐饮旅游、家电汽车以旧换新等短板作为重点支持领域。三是强化数字科技赋能和企业补贴协同，支持同时具备实体企业基因和属性、又拥有数字技术和能力的新型实体企业带动帮扶中小企业发展，加快线上线下融合、优化消费券政策设计，提升精准度和乘数效应。

　　附：《经参时评｜供需齐发力持续提振消费》（《经济参考报》3月17日刊发）

　　文| 沈建光 朱太辉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近年来，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维持在60%左右的高位，持续提振消费已成为扩大内需、稳定增长的重中之重。当前亟须从供需两端综合发力，推动消费持续恢复。

　　受益于经济发展与疫情防控的统筹兼顾，2021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4万亿元，同比增长12.5%，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实际增长12.6%。今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回升到6.7%，但中小企业经营压力和青年就业压力仍然较大，削弱了消费的收入基础，且储蓄存款比例提升表明居民消费的意愿不强。为更好地提振消费和扩大内需，亟须从供需两端综合发力，通过发放消费券、顺势发展新型消费匹配企业减税降费、留抵税额退还等措施，尽早解决消费走弱的苗头性问题，推动消费供需实现更高水平的“双向循环”。

　　供给端，要加大企业税费减免和留抵退税力度，夯实消费的收入基础。上亿市场主体承载着数亿人就业。一方面，要加大企业减税降费力度。尽管PPI已经见顶回落，并带动“PPI-CPI”剪刀差收窄，但俄乌冲突对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带来极大扰动，外需的不确定性加大，中下游企业生产经营依然面临较大挑战。对此，需要实施更大规模、更大力度、组合式的减税降费政策，如提高减免幅度、扩大适用范围等，并加强减税降费与货币、信贷、产业、就业等政策的协同，形成企业纾困合力，夯实消费的就业和收入基础。

　　另一方面，要落实好留抵退税等直接纾困措施。减税降费政策效果高度依赖市场主体盈利状况，具有顺周期属性。近来部分中小微企业持续面临较大的经营困境，盈利状况不佳，制约了减税降费作用发挥。同时，2021年我国财政支出整体较为克制，收大于支，财政存款处于超5万亿元高位，加上特定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上缴近年结存利润，给今年稳增长预留了较大空间。为此，可在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下，进一步加大直达机制的资金规模，落实好1.5万亿元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直接的财政补助和税收退还等措施，改善企业现金流，帮助中小微困难企业渡过难关。

　　需求端，可推出消费券并积极发展新型消费，提升居民消费意愿。疫情发生后，消费券成为多地推动消费恢复的重要抓手之一。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3月至2021年11月，先后有上百个地市县实施了超过500轮地方消费券计划，效果明显，但规模尚小。鉴于当前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较重，在全国层面统筹加大力度，推动发放消费券正当其时。

　　此外，还可以积极发展新型消费。顺应消费数智化、绿色化、定制化发展趋势，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线下消费场景数字化改造有效结合，创新推出多元化、智能化、数字化消费服务模式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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