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新发现两座北魏壁画墓年代初探

大同新发现两座北魏壁画墓年代初探

《文物》 2011年12期

张庆捷(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俊喜(大同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近年大同市在配合基建施工中新发现2座北魏墓葬,其壁画内容较有特色,反映出北魏平城时期多民族文化互动交融对丧葬观念及习俗的影响。本文拟就此做一探讨,并尝试对2座壁画墓的确切年代作出初步判断。

一

2009年4月在大同市云波里发现了一座北魏墓,为坐东朝西的砖砌单室墓,墓室四壁原应满绘壁画,现仅存东壁、南壁和甬道两侧部分壁画,包括宴饮图、狩猎图、守门侍从图等[1]。其中东壁(亦即正壁)的内容为墓主宴乐

图,墓主夫妇端坐于中原样式的庑殿顶木结构屋宇中,形体和其他人相比较为高大,其左侧为持耳杯与捧壶的两名侍者。侍者左侧绘有上下三排人物,上面两排似为宾客,皆跽坐,举右手,侧头作聆听状。墓主夫妇、侍者与宾客皆头带垂裙鲜卑帽,身着鲜卑服装。最下面一排站立着五位胡人乐师,皆深目高鼻,蓄有胡须,长发过耳,身穿圆领竖条纹长袍,足蹬短黑靴,为典型的西域装束。他们分别手持琵琶、横笛、排箫和鼓等乐器作演奏状。

这类形体高大的鲜卑墓主形象坐于汉式屋宇中、旁有宾客来拜的图像在2005年发掘的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和2008年发掘的大同发电厂9号墓中都可以看到,且都位于墓室正壁,但发电厂9号墓在墓主下方还绘出杯盘罗列的备食场面(图一)。

另外,发电厂9号墓北壁(即正壁)的墓主人宴乐图左侧下排也绘有西域人装束的乐师,所弹奏的也是琵琶等乐器,唯乐师数量比云波里北魏壁画墓略少。近年在北魏平城遗址和各地北魏墓葬中都出土了许多胡人乐伎俑,如在雁北师院北魏墓群M2(宋绍祖墓)和M5中[2],都曾出土手握横笛、琵琶等乐器的胡人乐伎俑,证明在北魏平城时代,西域乐舞已经广泛存在于统治阶层。在北魏墓葬壁画和棺板画中也不乏达官贵人享用胡乐的画面,如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画出行图中,在牛车前,就有几个女乐伎“怀抱琵琶状的弹拨乐器,正演奏前进”[3]。

《魏书·乐志》记载北魏“世祖破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后通西域,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这些胡人乐师的出现,反映了北魏平城时期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事件,同时也预示了北朝后期和唐代社会各阶层普遍喜爱西域乐舞的风潮的到来。

发电厂9号墓时代为北魏和平二年(461年),考虑到此墓的墓主宴饮图与云波里北魏壁画墓在题材、构图和位置上的相似,二者时代不会相距太远,因此云波里北魏壁画墓的年代可能也在北魏太和年间。

二

2009年,在大同御东新区文瀛北路发现一座北魏壁画墓,为坐北朝南的砖砌单室墓,墓葬顶部及墓中壁画破坏严重。在甬道、墓室墙壁及棺床周围可看到花草、人物等的绘制[4]。

墓室内紧贴北壁和西壁砖砌棺床两座。两棺床之间设一矮墙,北壁棺床东端和西壁棺床南端各绘一个体格高壮、双腿迈开、上身及腿部赤裸的人物,右手屈臂上举,手托棺床边缘。西壁棺床南端的人物已残,北壁棺床东端的人物尚可看清,可见其左手拄一树棍状物。这类人物的衣饰及其手拄树棍类物件的形象,与克孜尔石窟第207窟中“蛤蟆闻法升天”中的樵夫极为相似[5],两图在人物形象和表现技法上的相似性亦暗示其时间上可能相距不远。

此墓甬道部分还残存一幅武士图,带有典型西域风格。武士有着黑色的浓密卷发,大眼

高鼻,双耳又尖又大,尤其在额头中还绘着一只竖立的眼睛。武士身体魁梧,上身基本赤裸,仅环绕少许红色布帛,戴着项圈和臂环,裸腿赤足,左手下垂拄一根上细下粗的物件,左脚踩在物件的底部,右手持长矛一类的兵器,守立在甬道口。其左手拄的物件与北壁棺床东端人物手拄的树根状物形状十分相似。这样的武士形象在北魏墓葬首次见到。从其画有三目来看,应该是某位神。从其面目、衣饰的表现方式来看,与新疆克孜尔等石窟的佛教人物形象十分相似,从绘画技法来看,也应该是一脉相承。这一人物处于墓葬甬道中,可见其职责接近佛教神话中具守护功能的天王,因此推测画像原型应是佛教天王或明王。

另外,北棺床前立面的一幅画面也较为特殊,在北棺床正面白灰泥上,用墨线绘着一个转身回首,卷发、深目高鼻的中年男性胡人,上穿着圆领窄袖前开口长袍,下着长裤,足蹬黑色长皮靴,右手执鞭,左手牵一头高大健壮、未载货物的双峰骆驼,驼背上有障泥一类的坐垫。这幅胡人牵驼画面在以往发现的北魏墓葬壁画中是最早的一幅,在迄今为止发现的平城北魏墓中也是唯一的一幅,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结合以上画面及此墓随葬器物综合考虑,此墓主人可能和西域渊源较深。

北魏与西域诸国的来往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微至盛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北魏建国之初到明元帝时,该时期北魏倾其全力攻城略地,逐鹿中原,难以顾及西域,即《魏书·西域传》所载:“太祖曰:`汉氏不保境安人,乃远开西域,使海内虚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复加百姓矣。'”第二阶段是太武帝时期,太武帝即位后,随着版图扩大和政权巩固,双方开始接触。《魏书·西域传》记载:“太延中,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为打通与西域的来往,太武帝还派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批使者,出鄯善,招抚西域诸国,从此北魏正式拉开与西域交往的序幕[6]。第三阶段即太武帝攻灭北凉,攻克鄯善、焉耆和龟兹[7],基本上控制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开始畅达平城,直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太武帝打通丝绸之路后,双方商队来往再无阻碍,贸易大幅增长,许多西方物品通过丝路来到平城。在平城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出土过许多西来商品。如大同市轴承厂北魏遗址出土的鎏金錾花银碗、鎏金高足铜杯、八曲银杯[8],南郊北魏墓出土的鎏金錾花银碗、鎏金高足铜杯、银罐、磨花玻璃碗、玻璃钵、玻璃小瓶、玻璃壶[9],迎宾大道北魏墓出土的玻璃饰件[10],天镇县出土的萨珊波斯银币[11],安留庄北魏墓出土的银耳杯[12],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的银耳杯和鎏金银盘[13]等。此次文瀛路北魏墓出土的水晶珠等物件亦属西域物产。

文瀛路北魏墓壁画中的骆驼图像及出土器物与司马金龙墓、大同雁北师院M2(即宋绍祖墓)所见陶骆驼和随葬器物接近,可能三者时代相差不远。宋绍祖墓的年代是太和元年(477年),司马金龙墓的年代在太和八年(484年),因而文瀛路北魏壁画墓的时代亦应在太和年间北魏迁都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