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城〕宋代成都之十：彭州351件金银器窖藏的宋韵

杨帆 / 文 、供图

2021年春天开始的三星堆遗址新发掘，让世人的目光投向成都平原。其实，发生在成都平原上的当代考古大事件，不仅有三星堆和金沙，1993年彭州出土的宋代金银器窖藏，也曾在考古界引起极大反响，但因当时尚未进入互联网时代，这一考古事件没能“破圈”。不过，由于这批金银器文物本身所承载的历史与艺术研究价值，30多年以来，一直备受海内外学者的关注。

唐代时，成都是被称作“扬一益二”的大都市，至两宋时期，文化生活与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其标志之一，便是五代以前只能供贵族阶级享用的金银器皿，在这一时期开始成为流通货物，进入了富户和一般家庭。在彭州金银器窖藏发掘以前，人们只能通过文献记载来了解两宋时期成都的繁荣面貌，而这批文物的出土，让人们得以近距离观察当时成都人的真实生活。

宋人沈括作《梦溪笔谈》时，曾专门开辟《器用》一个章节，介绍宋人在器物层面上的继承与发明。在此篇文字中，他也谈到了一段“考古”见闻：时人曾在济州金乡县发掘了一座汉代古墓，古墓石壁上的壁画，让他领略到“人情不相远，千余年前冠服已尝如此，其祭器亦有类今之食器者。”汉人的文化遗存令宋人觉得亲切，而今人发掘的宋代金银器，亦令我们深感震撼。这种震撼，既来自于这批金银器精美的器形、细腻的纹样和高超的工艺，又来自其折射出的宋人丰富的生活面貌。

▌螭龙纹夹层银杯（彭州窖藏）

天下金银第一窖的埋藏与出土

王小波、李顺起义平息之后，成都平原进入了一个长达两百多年的平稳发展期。据《宋史》记载，北宋建国之初，川峡四路人口总计53万户，而到了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单单是成都府路，人口便已达到258万户、742万人。

伴随着人口的增长，成都平原上的市肆经济也繁荣了起来，而经济的增长，又为社会风尚的革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由唐至五代，从五代再入宋，雄浑富丽的大唐姿色已为宋人所摒弃，两宋的大众审美，日渐朝着士人画、青白瓷这类婉约恬淡的风雅格调中精进。

在两宋时期的艺术造物中，还有一类器具凸显着宋人的精神追求，那就是不同于大唐雍容奢靡风格的金银器皿。如果你去过陕西历史博物馆，一定会对其馆藏的奢华金银器留下深刻印象，不管是造型夸张的神兽，还是工艺繁复的壶、碗，都彰显着一种昂扬华贵之气。

▌ 象纽莲盖银执壶与配套温碗，酒器.（彭州窖藏）

▌ 凤鸟纹银执壶（彭州窖藏）

▌ 凤鸟纹银执壶，酒器，高31厘米，与温碗配套（彭州窖藏）

而到了两宋时期，金银器的艺术风格开始变得简约、清丽。这一方面是由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空前崛起，他们在审美趣味上的变化，影响到了普通世人；另一方面，两宋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市民文化的兴起，也让金银器皿之类昂贵之物的交易变得平常，这些“旧时王谢堂前燕”，如今寻常百姓也可以购买、打造与把玩。

1993年，四川彭州西大街在进行商业区改造时，意外出土了迄今为止全国发现的最大规模金银器窖藏，被誉为“天下金银第一窖”，藏品中共有金银制品351件，根据器皿的形制与年款，可以推断这批文物大多是在南宋绍熙年间之前打造的，其技艺之精湛、纹饰之细腻，在国内已出土的金银制品中十分罕见。后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鉴定，这批文物中有115件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批宝物的原主人是谁？根据诸多器皿上留下的“董宅”铭记，大致可以确定它们都属于一个董姓的大户人家。而埋藏原因为何？有专家认为，是为了躲避战乱，因为如果是在和平年代，这些供日常起居之用的器物断不会被束之窖中。然而在文物发掘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这些金银器是按照先大后小的顺序整齐有序地下窖的，且地窖砖室打造得比较规整，说明主人的准备时间比较充裕，不像是突遭兵灾时应有的反应。后来学者们根据历史记载，推断这批金银器的下窖时间，可能发生在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前后。

▌ 银熏炉（彭州窖藏）

▌ 银熏炉盖。完整的熏炉由熏炉盖、托盘、圈足三部分构成（彭州窖藏）

▌ 器物铭文

1236年秋天，蒙古军攻破剑门关，一只先遣小队不日便抵达成都驷马桥，摸清了城中防务的虚实之后，主力大军攻来，成都平原两百年的人力、物力、财力积累，顷刻间毁于一旦。

在成都施行完“火杀”、掳掠的暴行后，蒙军指挥官阔端率领部队撤出了这座承平日久的都市，但府治陷落的消息深深震撼了平原上的其他州县。或许正是在这个时候，距成都不远之外的彭州城中，董家的主人已经做好了逃难的打算，于是把那351件金银器封存在了窖中。

财宝躲过了兵劫，但主人也许在蒙军的再次来袭中落难了，否则这些精美的器皿不会被遗忘掉，不会在800多年后才重返人间。

▌ 20世纪初年，美国人那爱德拍摄的龙兴寺古残塔

▌ 整修前的彭州云居院宋塔 转自彭州方志公众号

▌ 整修前的彭州镇国寺宋塔 转自彭州方志公众号

彭州窖藏展现了宋代蜀地金银器手作工艺

在彭州金银器窖藏出土的总计351件文物中，可辨认器形的有343件，其中金器27件，包含碗、杯、盏、钗、簪等五种形制；其余为银器，包括瓶、壶、碗、盘、杯、盏、钵、盆、炉、盂、盖、托、座等十三种形制。

在300多件银器中，杯、盘两种形制的器皿最多。杯子有浅腹素面杯、深腹素面杯、荷叶龟纹杯、绶带纹八角形杯、莲花纹杯、龙纹夹层杯；盘子有三足圆盘、素面圆盘、狮纹圆盘、六曲葵口盘、十曲圆弧盘、多曲盘、花口盘等。可见宋代的民间银器，在制作与用途上，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从器形和纹饰上来看，这批金银器皿的造型与装饰题材，也主要来源于日常生活，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比如，在金质器皿中的有一只瓜形盏，盏体整个塑成一只瓜的形状，瓜蒂与瓜脐既写实又生动地呈现在瓜体的两端，瓜蒂周围刻有瓜叶的纹饰，瓜体的棱瓣上也装饰有盘绕的瓜藤纹样。从写实性与表现力上来说，这一金器的造型已超过唐代同类器皿的工艺水准。

在银器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件葵形盏，盏体由六瓣弯曲的银片相互叠压构成，每瓣银片的边缘，都有一条宽约指肚尺寸的带状装饰槽，槽内分别饰有锤揲技法加工而成的莲花、葵花、梅花、牡丹花、石榴花和桃花浮雕图案；盏腹采用镀金工艺，绘制了一朵蜀葵图案，蕊柱凸起，中留孔洞，似是做香插之用。

▌ 斗笠型银碗（彭州窖藏）

▌ 十曲花口银盘（彭州窖藏）

▌ 十曲葵口银盘（彭州窖藏）

▌ 银葵形盏（彭州窖藏）

▌银葵形盏带状凹槽中的纹样（彭州窖藏）

《四川博物院藏宋代银器赏析》一文的作者杨曼认为：

“宋代金银器的装饰纹样不仅内容丰富，写实纹样也逐渐兴起。唐代纹饰中除龙纹和凤纹之外，忍冬纹、葡萄纹、鹿纹、摩羯纹等一些神怪异兽到宋代基本消失，在追求自然素雅的审美观驱使下出现了写实的折枝花卉纹、成双成对的动物纹以及小景纹样等……宋代金银器上纹样的写实性，是对唐代纹样的新突破，既有文人雅士风格的影子，也有市井气息的质朴，雅俗共赏，充满生活意趣。”

从加工工艺上来说，与传统的金银器成形工艺相比，宋代的技艺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且有了相当程度的创新。在中国传统的金银器加工工艺之中，最为主流也最具代表性的，是始自商周而鼎盛于大唐的捶揲工艺，捶揲，简单来说就是利用金银质地柔远、延展性强的特点，用锤将金银块敲打成片，再利用其他辅助模具，将金银片加工成不同的形状，或者捶打出不同的纹饰。宋代的金银器加工工艺既继承了成熟的捶揲工艺，又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出了更为复杂的模压与连接工艺。

模压，顾名思义，是借助陶制或石制的模型来完成金银器的器形塑造，在彭州金银器窖藏中，象纽莲盖银执壶顶端的象纽，就是用模压的工艺制作而成的。模压与模冲两种工艺容易混淆，后者多运用在捶揲工艺中，将金银片置于模具上捶揲锻打出浮雕纹样，这属于模冲；而模压则是利用热压或延压的方式改变金银片的形状，用于立体装饰物的制作，比如制作一个圆球，可以先模压出两个半圆状薄片，然后链接到一起即可，制作动物的身体模型也可用此种方法，以节约材料。

金银器加工中的连接工艺，多表现为焊接、铆接、套接和捆扎等几种形式，而宋代的金银器连接工艺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套接工艺的发展。宋人先是从木构建筑的榫卯结构中得到启发，将其中的卡接和插接技术运用到了金银器制作之中，随着套接技术的日益运用与精进，宋人最终在制作金银盏时发明了夹层套胎工艺，即将金银模压或捶揲成型并装饰好纹样的两个大小相近的器胎按外大里小的顺序套接到一起，再将接口处的口沿卷折压紧，最终制作成一个拥有防烫夹层的夹胎杯盏。在彭州金银器窖藏中，螭龙纹夹层银杯，即是用这种制作工艺加工而成的，这种极具时代标志性的套接工艺，在唐以前和元以后，均未有考古发现。

无论是在外观上还是在工艺上，彭州金银器窖藏中的精美文物，都为今人研究宋人的生活史与技术史提供了详实的案例。此外，在这总计351件金银制品中，有近250件的器物上铭记清晰可辨，除了先前提到的“董家”字样，还有大量诸如“罗祖一郎”“、”“寺街陈家”等制造工匠、制造商家、制造地的名款出现，可见当时金银器具的加工，金银作坊的私人化和竞争化程度都已经很高。另外，有些制造名款，只出现在某一种或某一套器具上，这说明在南宋时期，成都平原上的金银手工艺业的分工已经相当精细。

▌ 如意云头纹梅瓶（彭州窖藏）

▌ 素面梅瓶，如意云头纹梅瓶，鸟纹梅瓶（彭州窖藏）

▌ 瓜棱壶（彭州窖藏）

审美推动着精致的宋人

两宋时代之所以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创造在审美上达到了一个高峰。

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当我们回望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的那些闪耀载体，会想起“程朱”的学问，“苏辛”的词句，“苏黄米蔡”的书法，范宽的绘画……两宋文人们审美旨趣的更新，承载的不仅是士人阶层意识观念的变化，这种日益普及开来的清平风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市民阶层的文化觉醒。

在南宋文人笔记《梦梁录》中，作者吴自牧这样描绘南宋首都临安府（杭州）的社会风貌：流浪四方的文人聚集在西湖诗社适情赋咏；习武之人在射弓踏弩社攀弓射弩；富家子弟与社会青年则聚集到蹴鞠、打球和射水弩的社中；还有锦体社、台阁社、穷富赌钱社、遏云社、女童清音社、苏家巷傀儡社、青果行献时果社、东西马塍献异松怪桧奇花社，等等，可供其他身份的市民消遣。当时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可以凭借讲古论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等艺能在大户人家谋得一份闲差，也可凭借教虫蚁、动音乐、杂手艺、唱词白话、打令商谜、弄水使拳等本领“食于人家”……

▌ 瓜形盏，金质。一般盏器可做饮酒、饮茶之用，金质盏器较为稀有，根据宋代文献，一般是做宴会上的劝酒之用。（彭州窖藏）

▌ 菊花碗，金质。碗足有“绍熙改元舜字号”字样，绍熙为宋光宗年号，改元在1190年。（彭州窖藏）

▌ 五曲金盏（彭州窖藏）

▌ 圈足金杯（彭州窖藏）

在《梦梁录》的第十三卷，吴自牧还记载了杭州坊市中的商品交易盛况：

“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又有名为‘行’者，如官巷方梳行、销金行、冠子行……更有名为‘市’者，如炭桥药市、官巷花市、融和市南坊珠子市……其他工役之人，或名为‘作分’者，如碾玉作、钻卷作、篦刀作、腰带作、金银打作……”

——《梦梁录·卷十三·团行》

“杭州大街……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现钱……纷纭无数。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谓之‘珠子市’，如遇买卖，动以万数。又有府第富豪之家质库，城内外不下数十处，收解以千万计。”

——《梦梁录·卷十三·铺席》

从以上记录可知，两宋时期的市镇文化生活已经非常丰富多彩，社会上有许多新事物可供普通人消遣；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金银制品等贵重器物已经成为了日常流通品。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宋徽宗崇宁年间，成都府的人口已是临安府的两倍；南宋绍兴32年，成都府路的总人口也比临安府所在的两浙路多出310多万人。由此观之，当时成都府的市场繁荣程度，应该不在临安之下。而《梦梁录》中所载的杭州坊市盛况，想必也会出现在成都的街市上，这也无怪乎距离成都仅80里之隔的彭州董家，居然可以囤积三百多件金银器具了。

▌ 多曲银盘 （彭州窖藏）

▌ 叶形银茶托（彭州窖藏）

▌ 金钗，金钗大多有弯折，说明其在入窖之前经常被使用 （彭州窖藏）

撰文 | 杨帆

图片来源 | 网络（侵删）

主编 | 晨曦

责编 | Jamie

美编 | Bir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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