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1978年3月9日，全国各地21名少年经过千挑万选，组成了首个“少年班”，被送入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科技大学学习。
这21位被选中的少年中，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1岁，他们被称作新中国历史上，“知识荒原上的少年突击队”。
在这些孩子里，有三人进入学校不久，已然成为家喻户晓的三大“天才神童”，他们分别是宁铂、谢彦波和干政。
然而，被裹挟在时代洪流中的个体，在群体的声浪前，毫无招架之力。几十年后，宁铂出家为僧，谢彦波和普林斯顿导师闹翻，干政患上精神疾病，一个时代自此落下帷幕。
40年的风云变幻中，少年班不乏人才辈出的学生，超过70%的校友活跃在全球经济、IT、金融和制造领域。直到现在，整个社会对少年班的讨论仍未中断，但每每提起这三位“神童”的命运轨迹，都格外引人深思…
前排左一为宁铂
图片来源：科学网
1978年，全中国电视、报纸和杂志铺天盖地的报道，都聚焦于一位名叫“宁铂”的少年。
这年年初，13岁的江西“神童”宁铂与方毅副总理下了两盘围棋，并获全胜的传奇故事，成为了当年最吸引读者的新闻之一。
1976年恢复高考前，美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给中科院写信，要求快速恢复发展科技和教育，他的这一提议获得了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赞同。
整个国家对科学的热忱，使得全社会对宁铂的各种赞美也达到了最高峰，所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无不熟记着宁铂这个名字和他的事迹。
在国家副总理方毅的批示下，当时的中科院下属单位中国科技大学，开始着手筹备少年班的建设。
“少年班”的出现，见证着百废待兴后，人们对知识与人才的重视，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焦虑。
在媒体热烈的报道中，宁铂在中科大校园葡萄架下读书的照片被广泛刊载，甚至连学校的葡萄架都成为新生和外来客必来瞻仰的地方。
翻阅当时的纪录片资料，还能看到宁铂率少年班同学仰望夜空、为同伴们指点星象的镜头，这一画面也一度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中。
然而对宁铂来说，伴随着天赋而来的，还有来自国人的希望和时代的使命。他身上的这份“天赋”不仅属于宁铂自己，还属于家庭、家族、学校与社会。
面对来自教育界、媒体、社会的簇拥，宁铂被推到了一个他的年龄无法承受的高度。
这一切，让宁铂喘不过气来，其后从1978年入校到2004年元旦后离开科大，他在这25年间不断想要离开，却始终没有成功。
宁铂照片 图片来源于网络
多年后，在接受一次媒体采访时，宁铂曾说自己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他决不会再读少年班。
虽然在舆论中无比风光，但入学后的宁铂过得并不愉快。当时，他被安排攻读中国科学界最热门的领域——理论物理，但这并不是宁铂的兴趣所在。他对班主任汪惠迪说：“科大的系没有我喜欢的。”
汪惠迪打了一份报告，请求按照宁铂自己的兴趣，转到南京大学学习天文。“但是科大不愿意放走这个名人。”
在校期间宁铂一直想逃离但又无计可施，不得不服从人们安排好的所有事情。在对天文学的求学之路阻断之后，他很少做物理学科的研究，而是转向了对“星象学”的研究，把大量时间用于围棋、哲学和宗教。
宁铂私下里回忆说，自己当时的痛苦还来自于舆论的过分渲染。
“在很多场合，人们要求我七步成诗。”他说，“那时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长期接受的教育又是顺从、克己复礼，因此痛苦充溢着我的内心。那些年我就是在压抑自己的个性中度过的。‘神童’剥夺了我许多应该享有的生活和娱乐的权利。”
本科毕业后，19岁的宁铂拒绝了研究生考试并留校任教，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不过，这已经是他能创造的最后一个记录了。沉浸于练气功、吃素的宁铂，已经与他人常见的生活轨道渐行渐远。
图片来源于网络
1998年，宁铂受邀参加央视的《实话实说》栏目，在当年的一则报道中写道：“节目录制期间，宁铂频繁抢过话筒发言，语速很快，情绪激烈，猛烈抨击‘神童教育”。
坐在台下的很多年轻人早已不认识他，他们对眼前这位嘉宾的举止感到怪异，并发出阵阵哄笑。
神童的肺腑之言无人聆听，属于他的时代也正烟消云散。4年后，38岁的宁铂于五台山出家为僧。
和宁铂一样，许多天赋异禀的“神童”赢在了起跑线上，却无法“笑到最后”。
10岁考上大学的辽宁神童张炘炀，在硕士论文答辩前赌气，如果父母不给他在北京买房，就不参加答辩不考博士。
13岁考上大学的魏永康，在硕博连读期间，因生活自理能力太差、知识结构不适应等原因被学校退学。
14岁考入大学时的王思涵，毕业考试时仅有一门英语及格，也遭遇了被退学的处罚。
张炘炀和父母
图片来源：天涯
事实证明，在学习能力之外，这些过度被“追捧”的少年大学生在人格和身心健康方面存在着一定问题。素质问题的欠缺，在后续的成长中持续影响到了他们的学业和事业发展，也正是这样的原因，让一些曾经设置少年班的大学，在后来取消了这项措施。
对于这些天才少年来说，褪去“神童”的标签，“缺失的情商”成为了他们无法摆脱的宿命。
“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回忆起少年班的学生，当年的班主任汪惠迪说道，“他们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
美国儿童心理和行为矫治专家们的一系列研究证实，神童的超常智力，有时甚至成为他们社交生活中意想不到的一大障碍。尽管这些孩子的智商很高，但“情商”却未必一定高(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可能低于一般同龄孩子)，心理上也远未发展到成熟阶段。
由于这些孩子展现出的强烈求知欲、广泛的兴趣以及与众不同的处事方式让他们更容易遭到身边人的曲解，反而让他们会成为同龄人中不受欢迎的“另类”。
在现实社会中，他们终将面对一个由个人魅力和性格决定成败的世界。当分数和年龄变得不再重要，“情商”则与成功密切相关，这些变化都让他们措手不及。
赴普林斯顿求学的谢彦波和干政，遇到的也正是同样的问题。
1982年，还只有15岁的谢彦波提前一年大学毕业，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跟随于渌院士读硕士，18岁又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并被人们看好，有希望在20岁前获得博士学位。
只是，这段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光，却成为他人生转折的开始。
“他没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博士拿不下来。”汪惠迪说，“于是转而去美国读博士。”
早期少年班师生
图片来源：中科大少年班网站
然而在美国，同样的事情仍在发生。在普林斯顿的中国同学圈子里，谢彦波与导师不睦，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家获得者菲利普·安德森教授的他，却在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上选择了与导师对立的学派，这让安德森十分为难。不久，谢彦波被告知，由于学派问题，学校拒绝同意他以这篇论文在安德森门下拿到学位。
然而，执拗的谢彦波坚决不相信导师会抛弃他，表示要坚定追逐、死不回头，即使安德森给出建议，让他转到另一位导师名下答辩，他也没有改变想法。
这一杠就是9年，直到轰动一时的北大留学生卢刚杀死美国教授事件发生。
由卢刚事件改编的电影《暗物质》
图片来源：豆瓣
当人们意识到应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时，谢彦波开始被怀疑为潜在的危险。中国科技大学一位副校长决定让谢彦波回国，留学生涯也就此结束。
干政的轨迹与谢彦波有着惊人的巧合，两人都在完成国内学业后前往普林斯顿攻读理论物理，也都因与导师关系紧张，铩羽而归。
当多年的努力最后化为了泡影，回国后的干政拒绝了校方继续读博的请求。在此之后，干政的精神疾病不断复发，并长期找不到工作，甚至还有消息传出——“干政被自己禁锢在与母亲共同居住的家里”。
40年来，“少年班”的轨迹如一面镜子，见证着中国教育的摸索发展。人们由此以这样“戏剧”的方式注意到，中国社会正从重视少数精英的成长，转而投入到关注每位学生高品质成长的过程。
与此同时，中国对“神童”们的操作方式，美国也曾实践过。
20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特曼L.M.Terman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实验，他通过智力测试将智商大于等于140分的孩子划分为天才，并以此为标准筛选出了一千二百名“天才儿童”。
L.M.Terman
图片来源：Google
随后，美国政府负责为这群孩子提供最前瞻的教育资源、最优质的师资，并对他们精心培养，人们期待着从这1200位孩子中，产生牛顿、爱因斯坦、霍金一般的伟大科学家。
五六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依旧可以追踪到的其中800多名“神童”的现状。经调查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并没有成为科学家，而那些被世俗定义为“成功”的人，反而都是具有坚强的意志品质和良好人格特征的人。
英国教授琼·弗里曼从1974年起跟踪210名极具天赋儿童的成长，她发现其中只有6人（3%）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国原本的“天才教育”理念也在不断更迭，某种程度上来说，“天才养成计划”让天才成为了受害者，当人们过于强调神童的特殊性，这种天赋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幸。假若忽略了孩子综合素质和社会能力的培养，必然会使神童教育走向弯路。
数十年后的今天，《人物》杂志采访到当年被称为“奥数神童”的付云皓，并以一篇《奥数天才之陨落之后》的报道，将人们的视线重新聚焦到了同样年少成名的他身上。
面对舆论的喧嚣，此时的付云皓以一篇长文回复。
《人物》报道和付云皓的反驳
事实上，在经历过人生的起起落落后，曾经的奥数神童付云皓已经安定于教师这一职业，战斗在基础教育的第一线。
在信中，付云皓写到：“也许的曾经「好运气」让我漂在空中，后来的「坏运气」也让我飞流直下，然而现在的我就是稳稳地在平地耕耘的我。”
相信此刻，对付云皓来说是幸福的，因为他已然懂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进步，能让人成长得更接地气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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