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恩施出了位将军！详解他的革命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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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上午10时，“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10月9日 下午，野三关镇石桥坪社区组织纪念辛亥革命元勋邓玉麟将军活动，并献上鲜花。

辛亥革命首义重要领导者之一的邓玉麟，是清末宜昌府属的巴东县人，原名世泰，字炳三，1879年（光绪五年）生于湖北巴东县野三关石桥坪。少年时在乡间读书，后随父亲做小商贩，贩贸于宜昌、沙市之间。因在宜昌教案中见外国教士凌辱国人，随乡众反抗，自幼就产生了对现实不满的情绪。14岁时，父兄因贫穷饿死，遂回家当“背运夫”，往来于巴(东)、宜(昌)、(秭)归之间。后又为司厨、屠夫当下手，聊以养母。次年，母亲病殁，邓将其母抬回石桥坪求地安葬，无奈地方豪强势力从中作梗，任凭灵柩在雨中淋。邓悲愤欲绝，扶棺长哭：“百姓死无葬地，此世道不改，我辈怎生！”

革命党人的中坚骨干

时值湖广总督张之洞招募编练“自强军”，邓玉麟在宜昌投军入宜昌镇台衙门宜防营，从步兵做起。曾于上世纪30年代编《宜昌县志》的人士评价邓“在宜防营中是一位好兵勇”。

邓玉麟后随军移驻武昌，旋又投三十一标为正目。时武昌革命思潮蓬勃高涨，反清的秘密团体纷纷建立。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冬，孙武、焦达峰等从日本回国，于1909年（宣统元年）在武汉成立共进会。次年春，邓玉麟加入共进会。受共进会派遣，邓玉麟随军转至南京、镇江期间发展组织。经汪定忠介绍，补入两江总督卫队营，时常到镇江盐务缉私营和巡防营进行革命活动。

1911年受命返鄂，成为孙武联络军队的得力助手。孙武希望他能在联络军队上加把力。邓玉麟认为武汉有不少革命机关，而这种革命机关容易引起人怀疑，并说，“……机关难设，既不能消弥形迹以掩警探之目，又不易集合军事实行联络之便”，建议不如设立商店作为掩护开展活动。孙武同意他的意见，交两百元给他作经商开办费，并请宜昌同乡、共进会员郭寄生管账。4月，“同兴酒楼”在武昌黄土坡下街20号开业，邓玉麟任酒楼经理。时新军大都集中驻武昌，酒楼作为革命联络机关，专以接纳新军士兵秘密入会。每接纳一个会员，邓即在账单上记下“收×××大洋一元”作暗语，以避清廷军警密探搜查。来此还有联络暗号以动作配合，始为双方相互拱手为礼，继而右手握拳，表示“坚守秘密”，再左手抚胸，为“抱定宗旨”，整顿领扣，为“恢复中华”。几个月内，共进会在新军中迅速发展会员一千四五百人。酒楼正好开在新军驻地左旗与右旗营房附近，便于与新军革命党人接头。不久，由于资金困难，被迫停业。后来有同仁回忆说，“邓玉麟与孙武等，已为典当俱尽，甚至只剩下一件蓝衣长衫，谁外出便由谁穿”的困难处境。7月，邓玉麟又在武昌巡道岭搞到一栋房子，设立同兴学社，欲代替同兴酒楼的作用。其妻谢乐也住在学社中，为同兴学社办理伙食和接待同志。其活动能力强，同时还负责筹划活动经费。

孙武、刘公等认为单纯依靠会党起事革命未必能成功，拟从外地购枪或就地制造武器武装会员，以武力推翻清廷统治。邓玉麟则认为与其购枪造枪，不如从运动新军入手，在新军中串连士兵，发展会员，层层建立秘密组织，对他们“结之以恩，喻之以义，诱之以利，惕之以害”，必然会争取到广大军队并得到现成的武器，乃“今日清廷之精兵，不日乃我党起义之劲旅也。”孙武等表示赞赏。于是派共进会员以各种名目打入新军步、马、炮、工程辎重各部，或当兵，或当差，拉系结友，换帖拜把，串连发动。

1911年（宣统三年）秋，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影响越来越大，共进会以刘公、孙武、邓玉麟为主，文学社以蒋翊武、刘复基、王宪章为核心。由于两个组织有些矛盾，共进会和文学社于5月11日和6月14日召开两次协商会议。会上，双方都表示出合作愿望，两团体责成邓玉麟、刘复基二人对联合事宜作具体研究。达成协议：所有共进会、文学社名义，应当暂行搁置，一律以革命党人身份，同清王朝拼个死活。定于中秋节举事。在议定军政府组成人员时，邓为军政府调查部部长、军事常驻筹备员，负责起义前的联络、弹药、军旗、符号、文告和给外国领事馆的照会等项工作。

首义成功中卓著功勋

1911年10月9日，宝善里制炸弹失事，孙武受伤，机关所藏旗帜、袖章、名册、文告、盖印纸钞，尽被俄国巡捕搜洗一空。次日，邓等力主提前起义：“苟不今晚举事，明旦按名捕拿，恐无一人获得首领者。”众人同意，作出立即起义的决定。当日下午6时，邓玉麟、陈磊等分途通知各营党人起事，约定一闻南湖炮响，城内城外各营同时出动。是夜，城内和草湖门外驻军中的党人，无不枕戈待旦。不料当日城内戒严，出入城门须受检查。邓玉麟抵达南湖炮兵驻地，已深夜12时，虽得晤炮标同志，然夜深难以集合，且炮兵须有步兵掩护，城内步兵未动，炮兵亦不敢单独行事。城内等城外炮声，城外等城内枪声，以致未能如期起事。邓在炮八标待至天明，复偕徐万年入城，始悉城内有变，邓嘱徐等候开城，他渡江到汉口共和里11号，向孙武报告误事原因。

10月10日下午，邓玉麟偕李作栋雇小舟自一码头经鹦鹉洲渡江，在白沙洲垂岸，赶至炮兵八标，就马棚中与同志商定：以塘角火起为信号一致出动。晚7时，武昌城内工程第八营打响第一枪。邓与吴兆麟驰登蛇山，集大炮数尊，尽力向督署轰击，以援助卫步队由长街进攻。此时城内火光冲天，枪声大作，邓即命孟发臣炮击督署，几乎全部命中。

10月11日湖北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邓玉麟先为谋略处主要成员之一，继任军务部参议。邓玉麟等主要成员于20日晚开始在咨议局大楼办公。21日晚，邓玉麟等正在军政府议事，突遭亲近和追随清廷的党徒袭击，府中人员多惊避，而邓处乱不惊，掩护湖北都督黎元洪避匿蛇山。匪被击退后，邓挽黎元洪手在军政府外巡视一周，以定人心。

军政府各部成立，邓玉麟任军务部参谋，部长孙武到职以前，邓同张振武负主要责任。在议定新政府官员薪俸时，邓鉴于大局初定，财政空虚，力主上至都督，下到职员月薪一律20元。并主张革除陋习，实行剪辫、放脚、禁烟。大家非常尊重他的意见，称他“盖谋其事而不居其功者也”。清军反扑阳夏，义军奋力抵抗，邓玉麟出任步兵第七协统领，奉令固守武昌沿江一线，身先士卒，指挥作战，为保卫首义之区作出重要贡献。

缔造民国的开国元勋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采用民国纪元，是为民国元年。是年1月，33岁的邓玉麟为第四镇统制，后改任为第四师师长。南北议和后，邓玉麟为南方九省代表之一常驻北京。1913年（民国二年）中华民国政府电嘱湖北军政府“报告辛亥年八月十九日起义人员”，以便论功行赏，昭示国人。时为审议的邓玉麟“乃邀集同志，互相记忆前年有功人员，都六百八十五人，分甲乙丙丁四种，列录函达”。是年2月18日，总统府给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有功人员授勋，邓玉麟被授予二级嘉禾章，二级纹虎章，领陆军中将衔，任总统府高级顾问。

1916年（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以高官厚禄笼络首义主要勋杰，欲委邓玉麟为政府咨议长。邓坚不就任，抛下家小，只身至上海，以图团结海内外力量反袁。次年孙中山护法运动兴起，邓即赴广州，任广州护法军大元帅府参议。1926年，邓参加北伐战争，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司令，指挥其部攻荆沙，克宜昌，直抵长阳、五峰。四一二政变时，因掩护董必武而被抄家，于是愤然辞职，往上海经营实业。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邓玉麟拒绝汪伪政府诱惑收买，放弃上海产业返武汉，后又退居秭归香溪，1940年始返故里大石桥定居。1946年，邓玉麟任第一届“国大”代表。同年，去重庆与辛亥革命故友董必武叙旧。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曾派员至大石桥要邓离开大陆，邓不从，坚持留下迎接解放。

兴办教育和实业造福乡梓

邓玉麟脱离军政界后，曾先后在汉口创办“辛亥革命烈士遗孤教养所”和“辛亥革命子弟学校”，后在上海徐汇、江湾开办“亚洲养蜂场”，在香溪办“民生煤矿”，回故里筹资兴办石桥小学，垦荒植漆等。

解放初，邓玉麟被列为民主人士，选为巴东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多次到县城出席会议。1950年底，邓玉麟在镇反运动中被捕，1951年3月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被误杀，终年71岁。1982年6月县人民法院复审宣告邓玉麟无罪，是年7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邓玉麟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纪念辛亥革命71周年前夕，县人民政府拨款为之兴建墓碑。

邓玉麟将军的一生，跨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和人生变故。从普通一兵到首义功臣，乃至北伐将军，风云一时。为表达敬意，巴东县结合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庆祝活动，筹资修缮了辛亥革命元老邓玉麟将军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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