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冰血[长津湖]，半部战地通信史

1950年10月19日黄昏，彭德怀乘坐吉普车在秋雨中驶过鸭绿江，一支通信分队乘大卡车紧随其后。

这是彭德怀唯一的一台随行车辆，也是渡江志愿军的第一支队伍。

在这支通信分队带队人崔伦日后撰写的《忆抗美援朝战争的通信保障》文章里提到，志愿军入朝时总部机关只有9部短波电台，后来才增加到11部。

有线电通信最开始只有一个电话队，后来又建立了2个有线电通信营。

当时，敌方美军一个师就有电台1600部。

如果再算上飞机、大炮、舰艇、装甲车、坦克、汽车、物资补给，中美相比之下，志愿军“几乎什么都没有”。

装备的落后，技术人员的缺乏，让承担着信息联络任务的战地通信设备，在朝鲜战场上稀缺又艰巨地发挥了作用。

电影之外

第一批志愿军入朝时，战地通信设备远远不够营级别以下使用。

军号、哨子、信号弹甚至手电筒，是最原始的联络方式，这也导致美军在野战中印象最深刻刺耳的就是中国人尖厉的哨子。

手摇电话机，是初期有线通信中的主力。

在朝鲜战场1200余天战斗的日夜里，一个叫许光友的通信兵，主要任务就是背负着100多斤的电话线圈，胸挂三四斤重的手摇电话机。

如果要建立前沿阵地和指挥所之间的电话通信，就是由他和战友在敌人炮火中来回穿插，背着线圈一路从指挥部直接架线到前沿阵地，两头各接上一个电话机，实现有线通信。

这样的电话线当然非常脆弱，经常被敌方的炮火炸断，一旦炸断必须用最快最短的时间修通。

炸断，修复。炸断，修复。循环无数次。

如今已95岁高龄的许光友，回忆起当时所使用的战地通信设备很感慨。

现在的军用通讯技术已逐步过渡到无线通讯，在卫星技术支持下可以实现远程作战通讯，军队作战方式也逐步进入信息化体系，形成陆海空天电网作战指挥模式。

“我们当时不仅武器装备落后，制空权也被美帝控制，很多时候通讯所使用的设备是靠缴获的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通讯设备。电话线也主要依靠电话兵人工布线。”

人工布线，很多时候意味着豁出命。

在上甘岭战役中，牛保才在线路巡线过程中被敌人炸断了腿。

当时为了最快接通线路，牛保才全力爬到电线断线处，先是用牙齿咬住一根线头，再用手拽住另外一根线头，用自己竭力抻开的身体充当了缺失的那一段电话线，使得通讯线路在3分钟内实现打通，也为指挥所下达反击命令创造了最宝贵的时间。

但，这也是牛保才生命中最后的3分钟。

现实之中

很多人看完《长津湖》电影后记忆犹新的是这一个片段：

无论多危险，最先被保护起来的就是无线电设备和编译员。

因为每一个关键命令的传达，都离不开这些设备，和时刻守卫在无线电旁的人。

1950年11月26日早上10点，在长津湖战役前一天，志愿军第20军军部报话队1台台长吴昌业，在搜索9兵团无线电频率的时候突然收到一个电报，这让他立刻紧张了起来。来不及请示领导，他急忙把信息抄录下来。

用通讯密语翻译出来后，这个报文只有十几个字：

攻美陆一师战斗改为27日傍晚发起战斗

他第一时间把电报送到了报话队队长吴贺民手中，吴贺民看了电报的第一个反应是，事关重大，万分紧急。

吴贺民马上要求所有电台对准9兵团的频率核实电报的准确性。

因为无线电通讯受电离层影响，电离层随着日照和气候的变化，每日早晚都有不同程度的波动。在波动时间里，干扰信号最大。

在所有电台都努力搜寻9兵团的无线电信号时，怎么也捕捉不到了。

在各师团蓄势待发的关键时间段，这样的信息是万万不能出错的。

冬日里四面漏风的小防空洞里，吴昌业紧张的一头汗，恨不得把头“钻”到机器里，想再次找到可以确认的信号。终于，信号被再次搜索到，而且大家得到的信息都一样，吴昌业的电文终于得到了证实，并立即传达到了各部队。

当天晚上，吴贺民专门拿出了珍藏了多日的老酒，和吴昌业喝了几杯。他们感慨，这个信息如果没有及时传递出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11月27日，长津湖战役打响前的这个白天。

第38军第113师以关闭无线电方式日夜兼程赶到70公里外的三所里，立即架起无线电报话机与志愿军司令部电台联络。

线路接通时，他们就向志愿军司令部发了3条暗语。

彭德怀看到后，断定截断敌退路是这次战役获胜的关键，于是采取了越级指挥的果断措施，要求第113师坚决截断敌退路。

随即，志愿军司令部与第38军军部通报了情况，并要求军主力迅速向第113师靠拢，通信联络也只用了几分钟。

后来，解方在总结这次战役经验时说：从指挥意义上讲，无线电信号通信（又叫无线电暗语通信）起了重要作用。

战地的无线通信，靠的是步谈机和天线。但当表面阵地被敌人占领时，天线的架设就非常困难。

抗美援朝战争打到第三年时，夏日某一天，第39军一个班的战斗人员被围困在坑道内，后面部队以为坑道内没有志愿军的人，不准备夺取该阵地。

但退守在坑道里的这个班有1部步谈机，正当大家情绪低落，丧失突围的信心时，步谈机员徐福才正在想办法与部队联络。

经过多次尝试，他将天线埋入地下，与外界恢复了联络。增援来的部队依托坑道与敌反复争夺8昼夜，最终夺回阵地，救出被困人员。

这个官兵自创的埋地天线，极大缓解了战地架设天线这一问题。

自发之强

史料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朝鲜前线人民志愿军对军用无线电通讯设备的需求十分紧急且紧迫，党中央积极调动全国国内12家军工电子企业以及4000多名技术员工不分昼夜地研制生产了几款适合朝鲜战场使用的通讯设备。

主要包括：

天津无线电厂生产的91型100瓦短波电台（装备到军师之间）；

天津无线电厂生产的81型15瓦短波电台（装备到师团之间）；

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71型2瓦报话机（装备到团营之间）；

天津无线电厂生产的702型超短波报话机（装备到营连之间）。

上述设备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战术电台系列。

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背的就是由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71型报话机。

这种报话机尽管照片上看起来又笨重又原始，但在抗美援朝期间，属于体积小、重量轻、功率大、使用方便的设备，深受前线部队的欢迎。

如果使用大型天波，或配以长度适当的偶极子天线、在传播条件良好时可进行更远距离的通信。通过组网技术和组织。可以在各大的距离和区域内互联互通。

最值得一提的是，71型两瓦报话机的所有电子元件，包括直流电子管和晶体振荡器，全部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

前辈之光

1950年7月，一个叫陈敬熊的年轻人从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毕业。一个月后，他从华东邮电管理局被调往北京邮电部电信科学研究所，从事通讯天线设计。

就是这个年轻人，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作战时，为了解决部队坑道战时通讯问题，与同事们一起承担了地表面波传播及架于贴近地面或埋入地下军用短波天线的研究工作。

为了验证理论推导的正确性，陈敬熊与同事一起进行了大量的实验验证。通过不懈的努力，他解决了战时天线的输入阻抗及传播常数的计算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并发表了论文《地面波的传播》。

抗美援朝战后，1957年陈敬熊和李桂生合作完成了《架于地面附近天线性能的研究》论文，这项成果从理论分析入手并经试验核实，进一步解决了通讯天线的关键问题。

他们推导出的创新性计算公式，为军用通讯天线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部队正确使用短波线天线提供了理论指导。

1950年，另一个年轻人从清华大学提前毕业分配到天津电工二厂，因生产抗美援朝军用电台需要派人去前线实时维修，这个年轻人以一个“意外方式”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他就是ICT圈人人熟知的通信业前辈李进良。

在前线，与8个通信兵一起搭建的草棚子里，李进良总计一共维修了一千多部各种各样的电台，最多的是702步谈机，其次是2瓦短波电台，第三是15瓦收发报话机及其前身101、E29、E27，此外，还有零零星星的BC1000等美军电台。

“抗美援朝期间我国自主研发制造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在通信效果上并不比美国差，属同一个量级，甚至702步谈机比美军同类电台BC-322还要好用。”他回忆说。

但因为数量少，第一批志愿军入朝时，营以上的还无法用上这些设备。

后来，国内的工厂很快开发生产提供了步谈机，而且通信兵部陈太一也发明了一个高招，把有线电话用的被覆线剪5、6米一段接到天线口，把线甩到坑道口外，竟能重新联络上，可以趁敌人来袭时用隐秘方式呼叫各坑道埋伏人员一起攻敌。

事实上，到1951年下半年，志愿军的通信短板也很快得到弥补。

在抗美援朝后期，中美战术通信水平都属调幅/调频电台这一同量级情况下，中国的步谈机、七一、八一与九一等系列战术电台从无到有，从有到批量生产，极大强化了志愿军的战地通信能力。

如今，援朝战地通信的英雄和幕后劳动者很多都已牺牲或者离世。在官方统计中，抗美援朝志愿军中通信兵涌现出三等功以上功臣3000余人，其中一等功以上英模78人。

其中很多人的名字被镌刻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那面由138块黑色花岗岩组成的“烈士英名墙”上。

一段援朝战，半部通信史。

唯有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后世的人们：

和平靠实力，自强靠坚持。

史料参考：

• 新华社“冰血长津湖”纪录片
• 解放军报
• 中国航天报
• 传媒博物馆
• 通信产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