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王宝玉驾机叛逃苏联，最终被引渡回国，判处死刑！

1990年8月25日下午，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值班室值班，突然接到指挥所的一个电话通报，说黑龙江某航空兵团飞行一大队的一架歼-6飞机，在中午12点左右起飞后不久失踪，飞行员是该大队的王宝玉，经空中搜寻未发现任何踪迹，无论是飞机还是飞行员都下落不明。目前正在扩大搜寻范围，请各大部密切注意事态的动向，一旦有消息和情况立即按程序上报。

飞行事故还是叛逃？

当时大家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发生了飞行事故。因为当天该团正在飞的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是一个难度和风险较大的科目，也是一个容易出现问题的科目，稍有不慎就会酿成飞行事故。

（图：歼六战斗机）

政治部首长接到报告后，他的第一反应是担心空中防线出问题，于是立即通知保卫处密切关注防线方面的动向，同时调阅飞行员政审材料，并做好应急准备。

假定飞行员是驾机叛逃，周边环境并不具备条件。距离最近的国家当属朝鲜和韩国，朝鲜是友好国家，即便飞过去也能引渡回来；韩国当时与我国虽然还没建交，但也正在酝酿，在此之前曾发生过海上偷渡事件，经双方协商也都妥善解决，这意味着假借韩国叛逃的路也已经被堵死。

而如果直飞台湾，这么远的距离这种轻型歼击机的油料根本就不够。那么，最后一个方向就是北面的苏联。可是，自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后，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苏方正想借机恢复同我国的友好关系。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清楚，在这种前提下，苏联怎么可能拿好不容易才恢复的正常关系当儿戏？

一个普通的飞行员，怎么能同一个国家的利益相提并论呢？所以，机关里许多同志都认为叛逃的可能性很小，大都猜测可能是出了飞行事故。

然而，“不可能”的事却偏偏就发生了。当天晚上，苏联塔斯社播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于当天下午12时45分，在海参崴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降落，飞行员要求到美国政治避难。我们这才确认王宝玉驾机叛逃已成事实。军区空军机关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一方面迅即将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上报空军和总部；另一方面军区空军组成联合工作组赶赴航空兵某师紧急调查处理。

尴尬的远东“红场飞机事件”

事件发生后，人们不由得联想到1987年5月28日，发生在苏联莫斯科的“红场飞机事件”。这天傍晚，一位年仅19岁的德国青年马蒂亚斯·鲁斯特，驾驶一架单引擎“塞斯纳”172运动飞机，穿越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体系，嘲弄般地降落在莫斯科红场。这令苏联当局感到震惊、尴尬和恼怒。

而此次王宝玉驾机叛逃苏联事件，再一次引起世界震惊。如果说“红场飞机事件”是偶然的话，那么王宝玉驾机轻易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就不能再用偶然来解释了。差别在于，前者是一般的民用运动飞机，而后者却是货真价实的军用飞机。

8月25日中午12时09分，王宝玉驾歼-6飞机正常起飞进行昼间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到达预定空域后，他便右转弯，以100米左右高度超低空飞行，不久就飞过边境。他原本计划直飞苏联乌格洛沃耶机场，但到达机场上空后发现，这个机场正在维修不能着陆，便又改飞海参崴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由于超低空飞行耗油量大，到达机场上空时油料也快耗尽，好在这个机场是个轰炸机机场，跑道既长又宽，他便直接对准跑道强行着陆。

12时45分，飞机降落在克涅维奇军用机场。当他将飞机滑出跑道，再转到一个停机坪关车停稳后，仍没有引起苏军的注意。因为没有梯子他下不了飞机，只好打开座舱盖通风透气，这时才发现自己的飞行服已被汗水浸透。

（图：叛逃苏联的我军飞行员王宝玉）

大约过了10多分钟，王宝玉看到一名苏联士兵走了过来，便向他招手示意，这才引起苏军的注意。那名士兵旋即离去，可能是向他的上级报告去了。不一会儿一辆汽车开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名军官和几名士兵，当他们确认这的确是一架中国飞机时，不由得大吃一惊，那种惊异的眼神分明是在问：“这架中国飞机怎么会飞到这里呢？”随即，他们架好梯子，帮助王宝玉下了飞机。

当苏联军官找来翻译，得知王宝玉的意图后，感到事情重大，立即向上级报告。接着，这位军官又苦笑着说：“你这一来，又成了远东的‘红场飞机事件’，我们的许多军官也会像红场飞机事件那样被撤职了。”然而，这次事件在苏联当局引起的震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鲁斯特“莫斯科红场飞机”事件。因为，当年鲁斯特驾机飞入苏联领空时，苏联防空军还是在第一时间发现了目标并做出反应。

天之骄子的坠落

王宝玉，山东青岛市人，1962年12月出生，1980年7月招飞入伍，1984年10月入党，航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某师航空兵团一大队任飞行员。从表面上看，王宝玉少言寡语，但很有“思想”，而且个性很强；平时很爱看书，也很注重接受新事物；善于钻研飞行理论，飞行技术中等偏上，自尊心非常强，疑心较大，不善交际。

随着时间推移，与他同批分配到部队的飞行员，先后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而他对自己的期望值很高，每次提升时却没有自己的份儿，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挫伤，以致心理日渐失衡。

而这一时期，他的家庭也出了问题。1988年，王宝玉结婚后便办理了家属随军手续，不久，师里又提拔了一批飞行中队长和大队长，王宝玉再次无缘提升。他认为是领导从中作梗，对他打击报复。

与此同时，王宝玉与妻子的关系也日渐紧张，两人经常吵闹。妻子多次嘲骂他没能耐、窝囊，这使他更加心灰意冷。后来，王宝玉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学习”上。这一时期，他看了许多西方哲学著作和一些宣扬西方“民主、自由”的学说，开始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

这期间王宝玉已经开始秘密准备驾机叛逃。他利用训练和演习的机会，仔细研究周边国家机场的数据、航线、气象等方面的资料，并将相关数据熟记在心。

8月25日，王宝玉终于找到机会，借飞行训练之机实施驾机叛逃。这时，他已下定决心投奔西方的“自由”世界。

引渡与审判

此时，由于中苏已恢复正常关系，所以王宝玉驾机叛逃事件发生后，两国马上启动了外交程序，以期通过外交途径使这一问题尽快得以妥善解决。

8月26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分别赶赴哈尔滨，就“8·25”事件进行紧急磋商。因为当时苏联迫切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正好利用这次事件来向中国表明恢复友好关系的诚意。

双方经谈判交涉，决定对这次事件低调处理。对于中方提出飞行员的引渡问题，苏方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与配合，双方很快达成引渡协议。根据协议，中方安排一架图154专机直飞苏联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引渡王宝玉，同时将其驾驶叛逃的那架歼-6飞机空转回国

（图：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

（图：时任苏联外长的谢瓦尔德纳泽）

然而，在具体细节上还是遇到了麻烦。苏方认为，王宝玉已经提出政治避难问题，因此在引渡之前的安全问题应由苏方负责，同时不能让王宝玉有丝毫察觉，而且中方不能在苏联领土对其实施逮捕。最后，双方商定，正式移交以中方图154专机舱门为界，舱门以外的各项事务由苏方负责，舱门以内的事务则与苏方无关。

可是，计划空转的歼-6飞机由于王宝玉是强行着陆，因而造成轻微损伤，其中一个严重问题是双侧减速板不能正常收回，而苏方基地又是一个轰炸机场，既没有修复能力，又不具备飞行保障条件。但苏方还是利用机场的现有条件积极给予了保障。尽管如此，歼-6飞机的减速板仍未能修复。

但我方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自己的飞机留在苏联。于是，担负空转任务的一位副团长果断决定：驾驶打开减速板的歼-6飞机空转回国。即使飞不到目的地，万不得已被迫舍弃，也要让它留在自己的国土上。

（图：八九十年代我空军主力：歼击六战斗机）

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空军的尊严，更关系到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最后，这位副团长驾驶着这架故障飞机，硬是凭着自己过硬的技术和顽强的意志，将飞机安全地空转回了祖国。

王宝玉被引渡回国后，立即被开除党籍、军籍。后被空军军事法院以背叛祖国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不久，空军通过这起事件，举一反三教育部队，并制定和完善了各项措施，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类问题的发生。因此，这次事件便成了建国以来最后一次驾机叛逃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