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平五年（188年），一个汉室的自家人，打开了天下动乱的水龙头。
这就是刘焉和他的“废史立牧”。
刘焉（？－194年），字君郎（《华阳国志》又作君朗），江夏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汉景帝第四子鲁恭王刘馀的后裔。
传到刘焉这一代，鲁恭王这一名号已经不能给整个家族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好处，一切还得靠自己打拼。
当然，毕竟是汉室宗亲，待遇比普通百姓还是要好那么一点点的。
刘焉年轻时在州郡任职，因为宗室身份而被授予郎中一职。
后来，刘焉拜名士祝恬为师。
祝恬号为“祝公”，名气很大，官也做得大，汉桓帝时官拜司徒。
刘焉出道之后，在祝恬的关照下，在官场也算混得风生水起。
可惜好景不长，延熹三年（160年），祝恬去世。
此时整个东汉朝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宦官与士大夫两派阵营剑拔弩张，斗争进入白热化。
刘焉失去了官场上最硬的靠山，眼看夹在两大派系之间，一不小心就将身败名裂，于是壮士断腕，选择了退让，毅然辞官跑路。
他跑到距离京师洛阳二百里外的阳城（今山西晋城市阳城县）隐居起来，一躲就是七年，既躲过了第一次党锢之祸，明哲保身，又在山上收徒授课，积累儒学声望。
而且，大家都认为他在宦官专权时，不同流合污，赢得了清望。
他的这种积累，在隐居到第七年的时候，终于显现了效果。
延熹十年（公元167年），刘焉以德行察举贤良方正，被辟为司徒胡广的文吏。
胡广以奉行中庸之道著称，是东汉官场的不倒翁。他为官三十多年，历事六朝，都受到隆重的礼任，每次逊位辞病，或者被免职回乡，不满一年，又再次升职，先后担任过一次司空、两次司徒、三次太尉，最后官至太傅。
他还非常熟悉先朝的典章制度，通晓当代的朝廷规章，所以京师洛阳有谚语流传说：“万事不理问伯始（胡广字），天下中庸有胡公。”
被胡广看重，刘焉又找了一座更大的靠山。
此时，宦官与士大夫两大集团仍在较劲，不断有人中箭落马。
胡广很快就外放刘焉去当洛阳令，离开了朝廷中枢，远离党争之地，在地方安心发展，积累政治资本。
熹平四年(175年)，孙策、周瑜出生的这一年，同时也是议郎蔡邕上疏，请求废除限制士人为官的"三互法"补缺幽州、冀州二地刺史的这一年，刘焉跑去冀州当了刺史，避开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光和五年(182年)，刘焉升任太常，位列九卿之首，掌宗庙礼仪，兼管文化教育，统辖博士和太学，地位十分崇高。在这个位子上，他又躲开了黄巾起义的冲击。
刘焉算是深得胡广的真传，每每于危难之际，总能逢凶化吉。
身为汉室宗亲，刘焉也不得不关注天下局势变化。
按照汉朝制度,刺史、太守是地方行政官,“州郡不典兵”,是没有军权的，但东汉朝廷在平定黄巾起义时，授予了他们军权，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朝廷，导致王室衰微。
中平五年（188年）三月，刘焉向汉灵帝提出了“废史立牧”的建议。
他说：“刺史、太守行贿买官，盘剥百姓，招致众叛亲离。所以，要任用清廉的朝廷重臣担任州牧，到地方去镇守，节制这些刺史、太守，这样方可安定天下。”
恰巧此时传来消息，说是益州刺史郤俭横征暴敛，关于他暴行的歌谣四处流传，又有百姓揭竿而起，杀了并州刺史张壹、凉州刺史耿鄙等等。
汉灵帝一听，觉得这刺史似乎真不靠谱，刘焉说得有理，于是批准了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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