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民好一点儿：从莫言的拾麦穗儿到步九江交公粮的诗

1.

恐怕莫言都没想到，他莫名其妙的又火了。

关于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发言中随母亲拾麦穗的这段话，引爆网络。

每个人都有记忆中最痛苦的事，越是文学家，对于生活的苦难感触越深。

更何况当时幼小的莫言看到母亲的嘴角被打出血来。

如果是《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看到母亲被打，拿柴刀砍上去的心都会有。

很多人都在探讨莫言的母亲为什么去集体的地里去拾麦穗，还有人把莫言的母亲和现在的收废品的联系到一起，“那一定是去偷集体的麦穗”，而不是去捡麦穗。

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当年种地的农民吃不饱。

莫言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有人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迎合了西方的“口味”，就如同张艺谋一样，专门把丑陋展现给西方人看。

其实，这些人是没有好好的看莫言的作品，比如《愤怒的蒜薹》。

从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到用剪刀差的方式，用农业培植工业（城市），中国农民一直在奉献。

所以我还要说，这个已经富强起来的国家，一定要对农民好一点。

中国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的观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投资严重短缺。面对内忧外患，中国亟需建立起国家工业化体系。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主导下，我国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业中汲取资金用于发展工业。到1978年， 国家从农业中汲取的积累，有专家测算大约为6000亿元，有的专家测算为8000亿元以上。

这种“积累”，是以种地的农民吃不饱饭的情况下完成的。
莫言的母亲拾麦穗被打，只是那时候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

2.

认识承德作家步九江快三十年了，很喜欢他《九江四味集》里睿智的诗句，比如“别看大树一根根，地下盘根错节关系深”，一句话就把社会关系说清楚了。

所以，我们小时候学哲学的时候，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当时不理解，年龄越大，理解越深。衙门口进进出出的官员，看着是一个个冠冕堂皇的人，其实都是“关系”。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真实地记录生活是作家的职责。

无意中看到了1978年10月21日的《承德日报》，上面刊登着步九江的两首诗：《社员喜交爱国粮》《喜分劳动成果》，真实的记录了农民与国家的关系，“缴足集体的，剩下才是自己的”。

农民种粮，先给国家，而且每年交粮的数量是固定的，不管你是丰产还是受灾，《宽城县志》载：

1953年11月开始，国家实行粮油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政策。1954年夏油上市起，对油料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其内容是：按照国家分配购粮计划，粮食部门统一收购；国家对城镇居民和农村缺粮户、受灾户实行口粮计划供应（农村也称返销粮）。1954年粮食年度，公购粮任务逐级分配到乡，经过评议，组织交售。由于缺乏经验，征购任务不尽合理，农民负担畸轻畸重。1955年开始，实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政策，粮油购销趋于合理。1958 年，受“左”的错误影响“三定”政策被取消，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征了“过头粮”。加之国民经济暂时困难，人民生活出现“低指标，瓜菜代”。1965年，调整购销指标，实行“三年不变”。1971年改为“五年不变”，并规定了轻灾照购、重灾双减（口粮、征购）、增产增购、超购加价的办法。1982年，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三年”的政策。

人民公社化后，由于较长时期“左”的错误影响，以及管理体制和生产指导方针的失误，群众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生产徘徊不前，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改善不快。1965年，全县农民人均收入43.3元，1978年为75.7元，13 年仅增加 32.4元。人均口粮水平一直在300斤上下徘徊。一般每个劳动日值在0.3~0.6元之间（有的甚至不足0·1元）。一个劳动力劳动一年，养5口之家还是个“缺粮户”（社员欠生产队的粮食款）。

人均口粮在300斤上下徘徊，每人每天不足一斤粮食。

县志没写明的是：这每天不足一斤的粮食还是带皮（糠）儿的，不是成品粮。

3.

粮食不够吃，在当时的农村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粮食够吃是村南大片耕地有了抽水机灌溉之后，实现了玉米和小麦套种，一年收两季，可惜，好景不长，就修潘家口水库，大片的耕地都淹没在水下了。

所以，就我本人来说，对那个破水库一点儿好印象也没有。

粮食不够吃就要想办法，当时山坡地、河边沙土地种红薯，秋天分红薯的时候，一百斤红薯顶三十斤粮食，所以，每家都要多尽可能的多分红薯，生产队也尽可能的多种，于是，整个冬天，除了父亲干活能吃到粮食外，孩子们多数就都是吃红薯了，一天两顿饭，顿顿是红薯，到现在，看到红薯就像看到仇人似的。

农村是这样，城市呢？

还是看《宽城县志》：

也就是说，生活在城市（城镇户口），从出生到咽气，按月都有粮食供应，这样可以养一堆城市懒汉，包括就业。

人为的制造出来的差距。

4.

再读莫言《愤怒的蒜薹》，豆瓣读书上有这部小说的背景：

1986年，山东苍山县农民收获了大约一亿公斤蒜苔。外地到苍山的客户很多。但是县政府各机关都想利用权力捞好处。工商行政管理所提高摊位收费标准，每笔交易都要由他们过秤，借此收取大量的好处费。税务所也借机提高税收定金。交通局对外地车辆严加盘查，简直是吹毛求疵没事找事，提高罚款数额，以便给本单位发奖金。公路段在路口和桥梁等处设立岗哨收取过路费。苛捐杂税的大量增加，必然抬高了蒜苔收购成本，客户纷纷离开苍山。于是，大量蒜苔只好烂掉，当地农民对当局杀鸡取卵、赶走客户的行为非常气愤。他们聚集起来，要求县委县政府赔偿他们的损失。县委县政府的官员都吓得不敢出来。怒不可遏的群众围攻冲击县政府，将政府办公大楼砸烂烧光

莫言，是一个有良心、有责任感的作家。

善待农村，善待农民，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