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手王炸好牌打稀烂，挤牙膏、打太极，成了失败典型案例？

来源：南方传媒书院公众号

这正是后真相时代的悲哀之处，民众在低水平舆论场，乘坐惊悚的舆情过山车时，真相却在千里之外。

成都一手王炸好牌打稀烂，挤牙膏、打太极，成了失败典型案例？

来源：南方传媒书院

作者：陈安庆(南方传媒书院创始人）

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事件成为共写的文本，情绪和个人信仰在影响态度、形塑舆论背后，需要理性寻找正义，官方更需要反思舆情教训。

事实上，网络舆论议题的一时引爆，与其长期涌动的状况往往并行不悖，是各种社会现实、心理的集中反映和爆发。

成都49中学生坠楼事件，于5月13日上午，最终公布了真相。孩子是自杀，不存在抢占出国名额的事情，也没有监控不完整消失以及救护车晚到、遗体被火化之事。

然而，由于当地政府部门以及学校，应对舆情的迟钝，引发了民众极大的愤慨关切，包括央媒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在内都加以批评，这些，都是一心关注真相渴望社会阳光的群体，其中尽管有一些丧失理性的言论，但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舆论场上网友和相关媒体的质疑点在于：

1）认为官方通报毫无说服力，希望提供如监控等更有力证据，公布事件细节，还原事件真相。

2）面对生命切记以人为本！处理学生身亡事件，过程和结果同等重要”为题称，学生死因终于有了初步定论，但是舆情仍未平息。情况通报并未就网友关注的一些主要疑点给出回应。

3）有关部门最应做的不是刻意降温，不是急吼吼“灭火”，而是要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如果认为塞给公众一个结论，公众就深信不疑；抛给坠亡学生家长一个说法，他们就全盘接受，未免天真。“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在逻辑上形成“闭环”，在事实供应上力求无懈可击，才能最大程度消弭质疑。

4）年轻的生命猝然离去，留给家人的是绵绵伤痛，也是难以承受的打击。这就更需要相关部门多一些抚慰，而不是冷漠；多一些同理心，而不是程序化表达。将心比心，用真诚展现善意，用帮扶输送责任。

5）获知“真相”是最基本的权利。但是很显然，就事发后校方与当地相关方面的处置应对来看，我们只看到公信力的流失和对“真相”的避重就轻。当务之急，相关方面必须直面疑问，尽快以“看得见”的证据向社会完整公布事发经过，以真相驱散疑云，以公开透明止纷、定责，给逝者以告慰，也给家属和舆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6）面对舆论高度关注的热点事件，在与谣言赛跑的路上，有关方面回应务必阳光透明，直来直去回应公众关切。多一些人文关怀和充满温度的表达，少一点生硬和外交辞令。

在这场舆情风暴中，社交媒体上谣言层出不穷，由于官方信息披露不完善，不彻底，不全面，很多吃瓜群众进而得出校方、警方包庇犯罪的荒诞结论。公共平台成谣言滋生“温床”，致使舆论重点频频跑偏。

该舆情事件充分暴露了网络舆论场的几大病态：

1、“情绪化”表达扭曲舆论。

2）网民跟风参与，形成了滚雪球效用。

3）“塔西佗陷阱”已成话语陷阱。

4）网络谣言“趁火打劫”制造舆论混乱。

4）黄金一代媒体调查记者凋零，深度调查报道稀缺，地方控负下的报道稀缺真空令真相难以及时呈现。

5）舆论“热点围观心态”扩大导向偏差。

6）官方“鸵鸟思想”纵容舆论乱象。

但是，也别怪网友纷纷嚷嚷，只怪舆情披露惜墨如金，只给你结果不给你过程，更不举证，觉得只要是自己有官方身份背书，网友就会信，其实这种思路从一开始就错了，有人质疑说，这是懒政还是权力的傲慢？言下之意，地方政府发布通报的一般宗旨是：“我说的就是事实。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不管你服不服，反正没有别的事实了”

舆情之下，成都被倒逼，官方不得不请出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报道，全方位信息还原，发挥“一锤定音”舆论压舱石的作用。

仔细分析新华社的报道，确实详尽：急救、报警、通知家属的时间线逐一核清，14个摄像头记录了孩子从离开教室到出现坠楼身影的33分钟，裤包里的纸条上写着“最近几乎每周哭三次，上过天台，割过腕”。事情的时间线和自杀坠楼动因，也已经明朗。

汹涌澎湃的种种传闻与猜测不攻自破，偃旗息鼓。在事情的处理上，真相称不上姗姗来迟，还算及时。这几年市场化媒体凋零，黄金一代调查记者告别了战场，调查报道成为稀缺品，真相的呈现现如今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主体基于迥异的利益和立场构建着碎片化的事实，多元化的意见相互流动、碰撞。

后真相时代，获得技术赋权的个体在共写事件文本的同时，模糊了私域和公域的界限，“媒体新闻专业主义理性”不再，意见和情感相互夹杂，网民讨论与辩驳的最终目的往往不在于寻求真相，而在于寻求所谓“共识”，甚至“站队”、投射。

对热点事件的评论、表明态度立场，并不需要太多客观事实，可以第一时间迎合受众情绪，所以就会出现“评论者人满为患，调查者寥寥无几”的尴尬场面。为了博人眼球，传媒人们挖空心思地讨读者欢心：标题能不能再吊胃口一点儿、封面能不能再冲突一些、文字能不能再血腥一点儿、选题能不能蹭一下热点……“10万+”就是好文章吗？写不出“10万+”的作者就该面壁思过吗？

真相的衡量标准亦随之发生变化，变成以是否符合个人逻辑或者群体意识为标准。众声喧哗中搭建起来的舆论场，其基石不再是事实和真相，而是公众个人的立场、观点、情绪，甚至是偏见。

一时间，网络舆论场成了看反转奇观的舞台。还是需要调查记者，还是需要详细的在场新闻，无现场不新闻，无真相不媒体。众生喧哗，人们在这场舆论过后，再反思也在呼唤，当年的黄金一代调查记者，你们到哪去了，如果你们还在业界，在现场，真相可能会早一点到来，不会出现如此一点鸡毛，乱作一团的嘈杂场面。

我们鲜少看到事实完整、调查深入、情感中立的深度报道和调查报道，鲜少能看到潜到水底下去的人。中国调查记者越来越少了。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了一个麦克风。每次触及公众痛点的重大社会公众事件发生后，自媒体便一哄而上，咆哮式地发声，在没有调查事实真相的基础上靠猜想和做键盘侠，来获取更多流量。

因为官方政务信息披露的稀薄和真相探求的奢侈，中国人对媒体抱有的希望可以说是巨大的。

媒体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从来都不只是一种表达工具，更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人们习惯了把媒体视作政府的某种组成部分，把媒体当成了青天。媒体成为权力的某种化身正是这种逻辑推演的结果。在正常的国家，人们遇到问题，有立法系统和民意代表、独立的法院，当然也有媒体。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多样的，而在中国往往只剩下媒体。

自媒体时代，群众可以绕开媒体独自发声，于是我们便可以看到李田田、李秀娟、李心草们一次又一次的呼声与呐喊，可是他们能够做的也只能是让人们听到他们的诉求，想让事件得到完美地解决还要依靠专业媒体的力量。

如果说呼格吉勒图案背后一直站着新华社记者汤计，那么聂树斌案背后除了《河南商报》振聋发聩的报道，还有《南方周末》12年的追踪报道以及《新京报》的23篇评论的及时跟进。

在纸媒日渐式微的现实语境下，传统媒体依然坚守职业伦理，发挥自身独特的深度报道优势，有力地推动了案件进程。

，调查记者不够用了！这不是好事。

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本来需要调查记者一线采写传播事实真相的严肃新闻，结果变成了——自媒体宣泄式文体收割流量机器。

前往事件现场，一手调查，深度报道。

这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与心思、下笨功夫才能做好的职业，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信息爆炸时代，似乎显得有点“奢侈”。 据说世道变坏，是从嘲笑新闻理想开始的。我们是记者！相比键盘侠，真正的调查记者很苦，很累，甚至很危险！

还好还有个新华社，之前陈老师曾经写过很多文章表扬老东家——新华社，夸国社是钢多气硬，有骨头，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一锤子定音！国社就是国社，国家通讯社！新华社记者是一个光荣的称号！

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详细调查性报道的出炉，真相终于水落石出，虽然来得有些晚。有人感慨，这年头还得依靠深度调查性报道，没有调查记者和深度报道，任凭自媒体舆论纷纷还是找不到真相，吃瓜群众找不到真相的。

这场舆情基本结束了，但是带给广大网友、媒体和官方的反思，其实只是开始，需要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成长。

一、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教训：应对舆情一手好牌打稀烂，挤牙膏、打太极式的敷衍舆情回应，无效且失败！

当林妈妈因为悲伤和愤怒、不解连续发了几条微博后，引发了排山倒海的舆论反弹，一些引人遐想的情节，比如不让看监控视频、摄像头故障导致关键视频缺失（多么熟悉的故事）、绝望的林妈妈坐在紧闭的冷冰冰的学校大门前不得而入，这些都会引发公众的朴素正义和同情心，这种情况下，官方如果还是冰冷的说那些空话套话官话，你觉得网友会怎么想，怎么看？

面对着网上一浪高过一浪的指责和怀疑，任何有正常思维的个人或者机构都会想到需要立马说明真实情况，反驳网络传言，有针对性的拿出证据来平息公众质疑，平息舆论，减轻对自己的压力和指责！但很不幸，成都方面最早发出的回应不仅没有缓解公众疑问，反而火上浇油，适得其反，反而引发更大的质疑，舆情没有灭火反而越烧越旺，最后不得不搬救兵，重磅请出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来救火、救场！

二、事情告一段落，为什么复盘一下。出现类似这样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地方政府拿什么平息质疑？

答案是要有——完整而有说服力的真相，用事实说话！ 为何三次通报都未能平息舆情，反而推动了舆情的发酵升级？成都49中坠亡事件，成都官方一个极其失败的舆情公关案例。

三、如果舆情初起时，有关方面能率先通过地方媒体滚动发布信息，回应公众疑问，这事绝不会闹这么大。

四、此次舆情中，最核心也是最激发舆论场沸腾的问题是什么呢？

一）是为何两个多小时后才通知家长，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解释出原因具体过程，新华社公开了）；

二）是校方是否及时拨打120（救护车为何晚到）和报警时间(新华社和央视公开了）；

三）是家长尚未见到遗体，就被直接拉到殡仪馆（火化了），实际上事后被证明是谣言；

四）是不让家长看监控，且监控视频关键时段缺失（事后新华社和其他媒体公开了）；

这一连串的质疑，都能强烈刺激网民愤怒情绪的问题，绝大部分都来自家长一方。

突如其来的丧子之痛，导致家长的表达有失理性甚至更多主观臆测和夸大，其实都可以理解。但成都官方却未能依法依规，理性并充满人文关怀地，针对性回应这些质疑，而是用冰冷的言辞，简单空洞的表述做出所谓的顾左右而言它的所谓官宣“回应”，其实是无效的。

有人说，官方的声音常常遭遇质疑，是因为它常常呈现一种被倒逼的姿态。像这次“联合调查组”的声明，看上去就是一个例行公事，并且对真正的敏感点并没有进行有价值的回应，也就怪不得人家评点说：“感谢你们百忙之中还抽时间敷衍我们”。

五、如果干部都“清白”，群众怎会不“明白”？政务公开，数据公开，决策公开，执行情况公开，责权利清晰明了，摄像头关键时刻不坏，媒体记者采访不受阻扰，群众评议不怕秋后算账，如果当地官方做好了，做到位了，还能平地起风浪吗？

六、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教训：政府舆情回应要拿出证据，还原细节过程，才能令人信服！早点说、全部说!不就没事了吗？

七、反面教材背后，各地地方政府未来面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危机，只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详尽调查过程和有针对性的质疑点解释，才能有效阻滞网络猜想！

八、影响面广、杀伤力大、持续时间长的重大公共舆论事件的处置，“挤牙膏”式的，顾左右而言它式的老人太极拳式的信息发布，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九、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的一大教训是，地方政府要关注政府信息公开和舆情回应背后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提供有质量的舆情回应，信息必须全面，有质量，要解渴，才能阻滞猜想和谣言。

十、成都中学生坠楼事件，经历了72小时的舆情汹涌，演绎了一场典型的塔西佗陷阱：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地方政府掉入塔西佗陷阱后，不管怎样做，都会受到普遍性的负面评价。这一说法似乎也是在主张一种论点：政府做得不好，才会招致大面积批评，反之则不会。

十一、 中国的地方媒体，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宣传体系官员主动领导下的官宣媒体体制，成都媒体就此事报道的参与力度不够，灯下黑是一个备受诟病的媒体问题，这和科层体制下的媒体新闻管理制度有关。

一般地方媒体不敢也不能擅自报道当地的一些重大公共性事件，这是因为怕地方长官不高兴，报道出现偏差会被问责、追责，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人在屋檐下不好不低头，还要等着地方财政差额拨款呢？如果惹恼了地方，未来就有可能被穿小鞋，或者被卡脖子。

一般情况下会噤若寒蝉，不吭气，此次成都坠楼事件中，只有成都商报旗下的新媒体——红星新闻做了一定报道，其他四川和成都媒体确实报道力度不大，这也是事实，但是并不是官媒全部都失声了，还是有报道的，但篇幅和力度都很微弱，原因就在于此。

为什么呢？用体制内的官话来说，就是宣传纪律的问题了！

但是，当地的宣传官员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地方媒体不能及时报道，等于拱手把主动权，让给了不明真相的网络舆论，后果是地方要觍着脸，去求央媒或其他地方的宣传主管部门。

没有强大而得力的地方媒体，可以预见，必然会在以后无数舆情事件中捉襟见肘左右为难。在重大事件中，专业的地方媒体对本地舆情是能感同身受的，也最能发挥其专业作用。像成都49中坠亡事件这样的重大舆情事件中，只要坦诚公开，尊重专业，地方媒体与政府以及相关涉事方就能形成合力，第一时间最有效地把事实与真相传递出来，事情就不会发展到最后那么不堪的地步。

十二、成都官方被舆情逼进死角最后不得不搬出国家通讯社——新华社记者做详尽的调查，澄清舆论质疑。

新华社还原了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关键监控有无缺失？坠楼是如何发生的？孩子为何走到这一步？带有细节的情况说明和新华社的身份使得这份报道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比之之前的所谓通告明显更能平息争议。

希望新华社能够继续保持自己作为官方的公信力，也希望其它发言机构能多加学习。面对公众质疑，以后官方部门在舆情回应中，应该怎么做，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详尽调查过程和有针对性的质疑点解释，才能有效阻滞猜想！

十三、没有早点说，全部说，受众“不解渴”：敷衍式的，没有实际干货内容的举证式的调查，没有举证的官方通报，实际上是无效的，难以平息舆论

此前成都官方的教育部门和警方两度回应舆论，但是回应中没有拿出完整的视频监控录像，回应的态度有了，但是没有实际证据支撑的解释苍白无力，不能起到针对性的答疑解惑，澄清目的。

前天的文章中，我个人提到成都官方舆情处理正确的姿态应该是怎样的？——应该主动说、早点说、全部说!在应对时出现解释力不足，受众“不解渴”的现象，从而为其他不实消息的传播，提供可乘之机。

如今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贫富差距、城乡差别、地区差别、阶层差别加剧。官员腐败问题、三农问题、教育危机、道德失范、社会安全缺失等问题叠加，从而导致社会暴力事件与社会心理失衡现象屡见不鲜。信任转向下的风险感知加剧。国企改制、农村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中出现的社会不公，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普通百姓的基本社会福利体系尚未健全，弱势人群得不到救助，这些社会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普通民众对社会现状感到困惑、迷茫与无力，暴戾之气蔓延，普通民众选择在网上吐槽，形成了吐槽文化，实际上也是一种针对主流舆论的对抗行为。

一时间，网络意见气候异常，情绪大爆发，进入一个漠视事实的后真相时代。新闻反转和舆情撕裂的流行与习惯背后，是真相的尴尬缺席和难以触及。在巨大的公共信息饥渴和焦虑面前，缺乏无懈可击、一锤定音的结论性。不断滚动发布的信息，虽然并非毫无开掘，但很显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供给短缺平衡。舆论的狂欢表面热闹，其实是事实挖掘的寂寞与萧条。当真相变得稀缺，自媒体势必争先恐后、喧宾夺主。一旦严肃事实泛调查记者介入，这也意味着真相尚未分娩，却早已离席退场。

只有全部说，实事求是的说，才能在“舆论对冲”时，具备优势。不能满足于“埋头” 自说自话的信息发布，不举证，不解释具体过程和细节，难以取得效果，要以人为本，尊重民意，真诚面对质疑，答疑解惑，才是对的。

这也说明了政民互动中的公民诉求与政府回应都具有选择性，是一种策略性互动。

十四、策略性互动的背后，是政府和公民彼此政治信任基础的缺乏，只有全部说，才能打破信任危机，避免落入塔西佗陷阱

影响政府公信力更多的是政府治理机制的不完善、横向治理结构的不协调、政府职能部门之间分工协作机制不清晰等机制性问题，另外体制内的公职人员有一个心态，不出事逻辑，不多事逻辑。

这种体制内的打工人心态，在缺乏体制内科层自上而下的授权下，谁也不敢擅自发言发声，只有涉及此事的大领导发话了，表态了，安排了，才会全部说，很多体制内中人觉得干多干少一个样，反正政绩是领导的，自己只是这个庞大机器中的一颗普通螺丝钉，自己说多了，做多了，出了错，出力不讨好，前功尽弃，还不被动着等待官员上级安排。

明明很多事早已看破可能存在漏洞和阙失，懒政思维很浓厚，没得到上级领导授权之前，绝不敢越雷池半步，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坐等起火。

网上为什么质疑，那是因为官方在新华社报道之前的三次官方通报基本是无效的，为什么无效，那是因为公众知情权未得到满足、“官本位”思想和地方保护主义、媒体话语权缺失等掣肘了他们没能第一时间全部说。

十五、政府公信力=政府行政能力×信息公开度× 舆论解释力×公众满意度

必须高度重视政务诚信的外部诱因：政务公开下公民监督权、知情权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

一个健康社会的理想状态：人们在态度上质疑和批评政府，时刻充满对公权力的不信任，用防微杜渐的态度对待权力；同时在具体政策事项上，由于政府受到了较为充分的监督批评，事实上是较为令人满意的，民众也会给予合理的评价。

只有建立了这种宽松的社会气氛，才能有讨论政府公信力的基础。

现实中，政府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与保密法、档案法、国家安全法、商业秘密法、个人隐私法等法律法规未有效衔接，旧有的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标准未更新，新的标准体系未建立，其已不能有效回应现实需求。

十六、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具有科层性特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间容易各自为政、难以融通。地方政府天然的管理性特点以求得社会安定为首要目标，可能存在以实现秩序、效率为名牺牲公平的现象。

如何改进?

解决路径还是有的；

1）官方必须要建立与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政府职能部门之间分工协作机制、多元主体的横向联合机制、现代智能信息体系、舆情监测机制，才能有望促进政府公信力建设。

政府公信力的建立与维持，不仅需要有作为其内在根基的政务诚信，而且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外部条件。政务公开背景下公民的监督权和知情权，是政府公信力之外部条件中最为重要且最为基本的两项。只有得到人民认同并且为人民所愿意服从的政府，才可能是具备足够公信力的政府，而只有人民能够监督的政府，才会获得来自人民的真正的认同。

2）公民监督权的实现，能够最终提高政府的合法性。

政府之合法性，显然与公民对政府的监督密切相关。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享有充分的监督权，公民就会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自己的国家，只有以公权力谋私利的政府，才害怕公民的监督，因为在公民有充分的监督权的情况下，以公权力谋私利的政府或政府官员会受到公民的批评、控告及检举，甚至会被罢免。

这样的政府，当然不可能具备应有的公信力。

3）公民的监督权，需要以其知情权为前提。

从权力监督的逻辑结构上看，任何一项监督，都分为获得监督信息、提出监督建议和进行监督制裁三个环节，这既是权力监督的运行程序，又是权力监督的实体内容。

根据权力监督的这种逻辑结构，权力监督总是从“监督信息”的获取开始。

虽然权力监督不等于或不限于“监督信息”的获取，但如果公民连“监督信息”都无从获取，那么，公民的监督权就会成为徒有其表的标签，公民的监督也会因失去具体的监督内容而形同虚设，而公民能否有“监督信息”的获取，则与公民的知情权有关。

4）公民知情权的有与无，直接决定着监督之能与否，公民运用知情权所获得的监督信息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着监督的质量和效果。没有知情权就不会有监督权的实现，而没有监督权，则知情权的设立，也便失去其意义。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政务公开，是公民实现知情权的手段，同时又是实现公民权的主要保障和前提条件。

5） 没有政务公开，就没有公民的知情权。

政务信息不公开，政府行为长期处于暗箱操作状态，人民大众就无法知情，公民的知情权就无法得以实现。这种情况，最终会造成政府的公信力下降甚至丧失。

政务不清、规则不明、透明度不高、随意性较大、政务暗箱操作的现象，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影响了政府的信誉度；而推行政务公开，就是要使权力运行由暗箱操作转变为在阳光下行使，最大限度地让群众知情。

2019年5月15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开始实施，《条例》新增内容第八条，将政府信息资源的标准化管理，正式纳入法律当中。

建设法治政府既是人类社会追求、奋斗的目标，又是政府实现其自身建设目标过程中，能够达到的最为合理的政府权力运行以及对其进行制约的合理高效途径。

十六、 现实执行层面的执行不理想，遭遇政府科层制管理的消音机制，政府信息公开嬗变背景下，公众需求导向与政府供应导向对接困难，不排除不予公开有公众不熟悉业务流程、对所需信息描述不清的原因，但主要还是归因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内部协调管理工作不到位、各工作部门隔阂较严重。

总的来说，政府信息公开的标准化建设存在诸多问题：标准不统一、数据不清晰、平台资源整合力度不够、重政绩轻分析、答复理由随意、救济手段单一。

这些问题，既是政府信息公开表面化、形式化的具体表现，也是标准化建设程度不高的具体表现。

十七、面对舆情危机，如果地方政府的官员们无法满足信息社会以公众为中心的要求，公开的信息可能与公众的需求脱节，甚至使公众淹没在大量无用的信息中，降低制度的有效性，也会产生答复理由随意、重政绩轻分析的现象。

这些都很容易异化为获得政府和部门利益为主，而不是切实便捷公众服务为主。目前，政府供应导向产生的弊端主要来源于政府管理理念的影响，公众需求与应用导向与之对接的主要障碍，也来源于此。

针对此次成都中学生坠楼事件，一个经验教训就是——信息社会，公众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数据公开，以实现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各地面对突发危机公共性事件，舆情回应不应遮遮掩掩，而是要主动说，早点说，全部说。只有这样说才能有效阻滞谣言，达到澄清谬误，答疑解惑的有效性，回应必须要注重质量，不能沦为公事公办的形式主义、走过场。

十八、拿什么平息质疑？完整而有说服力的真相。用事实说话，才有可能击碎谣言；用无懈可击的逻辑化解疑窦，才能禁得起推敲。

十九、 任何一次非正常死亡的生命，都值得一次详尽的调查报告，都值得一次尊重个体生命的全面舆情回应！居然要靠国家通讯社以新闻报道的形式来披露真相，平息舆情。成都有关部门情何以堪？

二十、透明，强调公权力在运行过程中，以不受扭曲的形式呈现至公共领域，本质上是一种增进民主、优化权力结构的回应。

透明，强化了权力主体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将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完全曝光在公共视野之下，最终内化出权力主体的自我纪律。

透明与公开，“透明”直接作用于权力主体，以信息为载体；“公开”恰恰相反，以信息为直接调整对象，以政府或程序为载体。“透明”更像是建立了一个颠倒的边沁式“圆形监狱”，将权力主体“暴露”在公众的“注视”之下，继而反转“规训机制”，实现对当权者的“规训”。

基于“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亟待落实到位。

二十一、对于人民，只有充分知晓和了解公权力运作的过程，才能理解其中的行为逻辑，消除对各类腐败、不公正或暗箱操作的质疑，产生对公权力运作结果的认同。

二十二、 制度空转、制度融合滞后、法法衔接、标准与法律衔接不到位，是政务信息公开遭遇的严重困境的根源。

很多地方政府，理念偏差导向对接困难，互联网思维不跟上，信息公开标准化建设和管理工作，将直接面临公众的质疑。要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评议、考核和追责制度，对政务信息和舆情事件酝酿群体性事件和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处置不当的官员要有问责机制，要有奖惩性制度规训。

二十三、 要考核地方官员政务信息公开的信息质量、公开渠道和申请答复的有效性、公众对信息利用率及产生的经济与社会价值。

这次舆情处置，成都方面无论是涉事学校、主管部门、以及警方都有诸多不足之处，有许多值得反思吸取的深刻教训。

二十四、 任何一起舆情事件，都肇起于对弱势当事人的不够尊重。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教训——一手好牌打稀烂，挤牙膏、打太极式的敷衍舆情回应，无效且失败！一件并不复杂的青少年自杀案件竟然酿成了重大的舆情事件！

成都中学生坠楼案重重疑点，持续不明引发公众焦虑，探寻事件真相成网民主要诉求。是否禁止同学发声等都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原微博中“校方态度冷漠”“不许家长看尸体”等细节更是激化了舆论不满情绪。

悲剧发生之后，涉事学校与当地成立的联合调查组都及时做了通报，显示了各方对此事的重视。但是有关机构的回应并未消解舆论质疑，官方通报细节披露不清晰、未回应网民关注疑点、话术冰冷僵硬，致使更多猜测和谣言出现，公众对相关部门舆情处置方式存在质疑和不满，希望相关机构详细通报的呼声居高不下，使得舆情进一步发酵。

舆情失控的另一原因在于——成都有关方面的应对无方和无效塞责、在于众多媒体一开始的默不作声和噤若寒蝉。

社会化媒体的“可见性”创造了公共领域的个体性主体，使个体作为主体，重返公共领域，人们需要在舆论参与中，找安全感。

舆论在对死者家属表示同情之余，也希望有关部门积极做好善后工作。舆论批评涉事教育部门发布的通报缺乏温度，并对成都教育体系提出质疑。

网民的一大诟病是，官方不能设身处地的考虑家长的感受，不能了解这段视频对于家长和公众的重要意义，本质上还是官僚主义和权力的傲慢自负心理在作祟。舆论认为警方通报有结论无证据，舆论焦虑持续积聚恶化当地有关部门的公信力。

有网友说，警方通报被认为“信息量过少，甚至比教育局发的还要少”“握了一手王炸能输成这样”。

此事暴露当地官方舆情应对工作短板，希望各地吸取经验教训。不能正视处置不当，不能反思“捂盖盖”逃避责任的根本，相关部门便永远不会长进，往后遇到公共突发事件，依然会乱了方寸，依然会燃爆舆论，引发质疑，丧失公信力，将事态越扩越大。

还原真相， 澄清谬误，以正视听。这是迟来的勇气和责任，但愿引起每位当政者的反思！

有网友说，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有人说对舆情处置还处于10年前水平。其实，从中国互联网一开始，官方的舆情应对和危机公关其实就是这个水平，做得好的并不多，缺乏系统性培训和提高，实际上还是那句话官智难开，官智未开！

引用资深媒体人肖余恨的话，“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地方官方信息发布）从互联网进中国一开始就是这个水平。”同情和正义感是好品质，但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理性和冷静在乱花迷眼的网络上，同样可贵。

应对经验和技巧的不足，当然是一个原因，而更大的原因是，遇事都怕出头，互相推诿，一级一级请示，然后，导致决策流程被延长，外面都枪炮声大作了，这边还在反复权衡、畏首畏尾，所以，城池被一再轰出缺口，也是必然。

1)重点要反思地方相关职能部门应对舆情责任和能力缺位问题！

2) 要反思的还有官僚主义和缺乏人文关怀的冷血，这是一些官员应对敏感事情常态，脸难看、话难听、门难进、事难办，躲着走，既是衙门作风作怪、更是不敢担责，怕引火烧身使然。

3)如果反过来责怪追求真相的家属和网友，某一天自己遇到这样的事，便是控诉无门，遭遇冷漠和熟视无睹。很多网友之所以同情那名学生家长的遭遇，支持他们寻找真相。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个体的微弱、脆弱，如果不主张个体个案的公平正义，不能对公权力有所监督和质疑，未来如果你摊上了事情，可能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广大网友都掂量掂量吧……

4）另外对有人借机搅浑舆论的人，也要保持警惕。寻求真相和传播谣言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5） 追求个案公平和真相本没有错，朴素正义下的网民热议也没有错，需要反思的是冷静克制，需要一个高段位的媒介素质和用理性寻找正义的心！

（传媒智库—南方传媒书院创始人陈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