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中党史故事｜“泉州事件”始末

“泉州事件”是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破坏国共合作、企图吞并闽中工农红军游击队的阴谋大暴露。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闽中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南临委的指示，于8月通过各种渠道向国民党地方当局提出“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倡议，得到国民党莆田地方当局的回应。国共两党经过三轮和平谈判，最终达成合作抗日协议。但闽中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之后，国民党地方当局便开始实施吞并计划。

莆田广化寺

1937年10月，闽中红军游击队根据合作协议，下山接受点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师独立大队，移驻莆田广化寺。闽中红军游击队改编之后，立即在部队驻地周围动员、组织民众抗日。据杨采衡回忆，国民党驻军对此极为反感，“认为这支部队多是本地人，活动能力很强，活动阵地很广，若照此下去更难控制，很想把部队调离莆田”。于是，国民党第八十师师长钱东亮以金门沦陷、闽南危急为借口，下令调独立大队驻防泉州，置独立大队于二三九旅的控制之下。对于是否执行八十师的命令，闽中工委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泉州是闽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队伍进驻泉州，不但可以扩大影响，推动城市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还可以恢复泉州地区党的工作，如果不执行命令，会使红军队伍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国民党当局也可能以此为借口，诬陷闽中工委不真诚合作抗日。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红军队伍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犯了兵家之大忌，不但受控于国民党军队，而且也削弱了根据地的工作，不能去。闽中工委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党内分歧难以统一。最后工委还是决定把部队开往泉州，使党内的正确意见得不到采纳。但在队伍出发之前，闽中工委对游击队进行了组织调整，让老弱者回乡做地方工作；挑选几十名善于做群众工作的精干战士，配给好的短枪，留下继续开展工作。其余160多名红军战士于1937年11月中旬乘车开抵泉州，进驻承天寺。国民党当局随即在承天寺周围布下暗哨，监视独立大队的行动，并经常制造磨擦，嫁祸于独立大队，导致闽中国共两党矛盾加剧，危机四伏。

泉州承天寺

泉州承天寺内游击队北上抗日纪念碑

1937年12月，漳浦发生了国民党军队撕毁合作协议，对红军改编队伍进行围剿的“漳浦事件”。正在香港中共南临委接受任务的工委委员黄国璋立即发电报到莆田，阻止闽中红军游击队开往泉州，但已晚了一步。黄国璋马上赶往泉州，传达中共南临委的三条指示：⑴南临委认为闽中工委同国民党谈判是成功的，对队伍改编也表示满意，但要提高警惕，防备突然事变；（2）闽中工委直接由南临委领导不方便，今后划归闽粤赣边省委领导，以便及时有效具体地指导工委的工；（3）南临委考虑到刘突军已经公开露面，今后队伍还是由他负责，但继续担任工委书记是不妥当的，建议改由黄国璋担任。1938年1月上旬，中共闽中工委在泉州召开扩大会议，研究了应变对策，确定由黄国璋任工委书记。会后，黄国璋立即赶往闽西永定向闽粤赣边省委请示。省委领导张鼎丞、邓子恢听取黄国璋的报告后，立即于1月17日将闽中的情况转报负责筹建新四军的项英同志，要求新四军军部同福建“省府和八十师交涉，达到能够为闽中抗战群众武装的骨干为将来开展游击战争之用。”同时，又指示闽中工委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的发生，注意防备国民党制造事端，借口消灭闽中红军游击队。

与此同时，国民党驻军二三九旅也加紧吞并计划。起初，二三九旅借口浙江战事紧张，多次请刘突军前去面谈，提出要把独立大队扩充为一个营，派兵充实独立大队（驻泉州后改独立大队为特务大队），提升刘突军为中校营长，把队伍调往浙江。刘突军以红军队伍多为本地人，不会说普通话，在未去新四军之前，还是留在闽南前线更能发挥抗日作用为由，拒绝二三九旅的要求。于是，国民党当局一面大造刘突军“不服从命令”的舆论；一面寻机下手。随后，二三九旅又派出特务人员，冒充独立大队战士，在泉州多次抢劫、赌博、嫖妓，破坏独立大队的声誉，从而使闽中国共两党的关系不断恶化。

刘突军烈士(1909-1938.3)，原名郭同薪，化名郭隐轸，江西省信丰县人。1926年在赣州参加革命，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2月，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成立后，刘突军亲自到福州办事处要求将独立大队编人新四军，但办事处主任王助却认为“暂时不要编，以后看情况再说”。因此，刘突军又派中队长雷光熙前往龙岩，向省委领导张鼎丞、谭震林等反映闽中游击队的危急情况和编入新四军的强烈愿望。张、谭立即发报新四军军部，但也未获批准。与此同时，国民党地方当局也抓紧吞并计划。3月上旬，国民党第一○○军参谋长张纲传达绥靖公署参谋长赵南的通知，命令钱东亮赴福州密谋吞并独立大队的计划。钱立即赶到福州，同国民党省党部、驻闽绥靖公署、省保安处及第一○○军等主要头目一道，精心策划秘密杀害刘突军和对独立大队实行缴械的计划。第二天，钱东亮即赶回泉州部署。情况危急，刘突军也在竭力争取脱离二三九旅的控制，决定自己再赴福州作最后努力。3月9日，刘突军向钱东亮告假，准备上福州联系部队改编问题。由于刘突军的意图已暴露，钱认为时不待人。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密令莆田驻军在途中扣押并谋害刘突军。刘突军原计划于3月10日先到莆田召开工委扩大会议，然后赴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汇报工作。结果刘突军等3人刚到莆田南门车站，就被二三九旅驻莆营长彭时斌以商谈要事为由“请”去营部。当晚莆田城里全城戒严，刘突军等人遭秘密杀害。11日晨7时，二三九旅四七九团突然包围承天寺，“全城施以戒严，东门、西门等地布了部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二三九旅一方面通知杨采衡和翁鸿镗二人前去见钱东亮，扬言刘突军携款逃逸；一方面将独立大队强行缴械，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泉州事件”。

“泉州事件”发生后，独立大队唯一能出入寺门的是庶务长张庆。杨采衡令张庆利用上街采买之机，到邮局发了两份电报：一份给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另一份通过龙岩留守处转给张鼎丞。在莆田的闽中工委领导人获知消息后，立即召开工委紧急会议，决定由黄国璋赶赴福州向新四军办事处汇报。黄国璋又辗转闽西向省委汇报。闽中工委委员李刚也在泉州地区发动社会各界进行舆论声援。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获悉消息后，立即将“泉州事件”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闽西南潮梅特委（原省委）领导人方方也即将“泉州事件”电告中共中央，请求党中央批准将闽中红军游击队编人新四军。中共中央立即同国民党方面交涉，事后又电告闽西南潮梅特委“已办妥交涉。”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主任王助也亲自带领杨采衡等人前往八十师师部交涉。尔后办事处又向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交涉。此时，新四军军部也致电陈仪，要求送还人员，发还被缴枪械，迅速把独立大队送归新四军。

经过中共中央、新四军军部、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中共闽中工委和社会各界的多方努力，国民党福建当局被迫交还独立大队的全部人员和武器。4月23日，二三九旅派5辆大卡车将闽中红军游击队送到福州。经过短期的整训后，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将闽中红军游击队及在“宁德事件”中被扣后释放的60多名留守人员一道输送到皖南前线抗日。

来源：莆田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

责编：许秋洪

编审：严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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