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慈禧太后昏庸糊涂，但从这件事足以看出她比多数男人都强

光绪二十七年，立宪已成为满清维持国祚之大势所趋。

后世将那些推动了改革的先驱者称作立宪派，实际上，当时这样的立宪派并不在少数。除了那些迂腐的满清贵族之外，朝中稍有眼界的官绅及绅商都顺应这场改革的趋势，成为立宪派。官场如此，更别说那些受到号召的先进人士和新学堂学生了。

自慈禧西狩开始，新政就已拉开序幕。新政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变更为外务部。之所以该机构改了个名，完全是迫于列强的弹压。义和团大闹教堂使馆过后，外国人破灭了中国人的“阿Q精神”。明明只是个负责外交的机构，偏要叫什么“总理各国事务”，真当自己还是昔日的“天朝上国”？还想介入到其他列强的家务事中不成？

在洋人的压力下，中国成立了首个与西方接轨的政府部门。当然，名字虽然改了，但外务部办起事来仍是从前的那一套。为了应付洋人，改改官制，拿来当年戊戌变法时的废案借鉴一下，也就罢了。然而，就是这么一“借鉴”，就调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一众参与变法的人的积极性，于是，舆论中出现了许多支持立宪的声音。

境外的《新民丛报》，成了那些依托于租界的报社的蓝本，当时所有媒体的内容都参考了《新民丛报》的基调。那些行走在最前沿的先驱者，单用改革官制这样换汤不换药的套路已无法应付，他们对朝廷提出的要求，是根本制度上的改革，必须要实打实地与西方世界完成接轨才行。

时间来到1904年，这一年日俄战争爆发，战争地点是我国东北地区。这场战争以日本人的胜利告终，赢得相当体面。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中，将这起历史事件当作耻辱里记录，说当时的群众对日俄两方的态度表现得相当愤怒。

事实上，在当时许多处于底层的“群众”，例如张作霖、冯麟阁等，都站在了日本人一方。同样的，当时也有许多人做了俄国人的走狗。因为日本成了胜利者，所以有不少给俄国人做密探的家伙被砍了头，当时还有许多相关的纪录片。鲁迅先生在日本学校中看到的纪录片，实际上就是这类处决罪犯的新闻片。

之所以讲这些，是要阐述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当时，有许多上层人士，对日俄双方的态度是非常耐人寻味的。那些保守派，都希望俄国能成为胜利者；而那些渴望变革的先驱者，都积极地希望日本能胜利。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赢了白种人，在改革派看来是一件颇为振奋的事，至少给黄种人争了口气。

日本战胜俄国的积极意义是：在落后的亚洲地区，只要能够进行改革，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而改革的关键因素，自然是立宪。相比于弹丸之国日本，中国人对改革的成功更具信心。甲午年的战败，已经让中国举国皆惊，这次进行了改革的日本竟然战胜了身为列强的俄国，这更是让改革派看到了立宪的重要性。

人人都说慈禧昏庸糊涂，可作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女政治家之一，最起码的眼界还是有的。

日俄签订合约，宫门之外就出现了许多不一样的声音。张謇、汤寿潜这样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开始支持立宪，朝中的那些达官显贵也都蠢蠢欲动。袁世凯和瞿鸿禨相互看不顺眼，相互弹压争斗了十几年，但在这个关键当口二人却达成共识：大清国应该立宪。

在历史上名声比较臭的庆亲王奕劻，此时也毅然决然地站在立宪一方，在慈禧面前鼓吹立宪的诸多好处。不只是京城，一些地方上颇有分量的要员，如张之洞等，也都对立宪持正面看法。一时间，一封封关于立宪有益的奏章摆在老佛爷面前，只等西太后拍板拿主意。

在西狩之前，慈禧太后是固守自封的。但经历了这段时间的颠沛流离后，慈禧的脑筋也变得活泛了。继从西安归来之后，慈禧每天都要邀请一群西洋公使夫人，与她们在一块拉拉家常。虽然，慈禧骨子里看不上这些金发碧眼的洋人，但她还是咬咬牙坚持了下来。双方在皇宫里看一看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化遗产，在研究研究西方非物质层面的东西。

对于慈禧这个老太太来说，她最放心不下的是两个：

一是皇室的地位；

二是国势的动荡。

立宪究竟是引发怎样的后果，这是慈禧无法预知也不敢预知的。就在慈禧举棋不定的时候，曹汝霖走进她的视野。曹汝霖自日本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在毕业后回国参加了留学生考试，考取第二名，成为显赫的“法科进士”。虽然在五四运动中曹汝霖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上，成为亲日派，但在1905年的时候他仍深得清廷重用，被视作“知日”的专家。

慈禧若想透彻地了解立宪，势必会邀请这样的人才进行探讨。在曹汝霖得到召见之前，已经得到了袁世凯的“关照”。所以，在曹汝霖进宫之前，他已经对如何应对老佛爷的问话做足了功课。果不其然，曹汝霖见到慈禧之后，老佛爷开门见山地问立宪是什么，日本在什么时候开始立宪，日本立宪之前曾参考过哪些国家，西方国家的议会上下两院是怎么回事，议员的选举流程等等。

显而易见的是，不止曹汝霖在面见慈禧之前做足了功课，在召见曹汝霖之前慈禧也简单了解了关于立宪的知识。慈禧最担忧的，就是立宪之后会引发的种种不可控的后果。所以，慈禧询问曹汝霖，日本国会会议召开时，会议上是否会出现各党派之间的纠纷。曹汝霖回答道，在议会召开的过程中，的确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一旦会议内容被敲定以后，各党派就不会再有争议了。

并且，他还拿前不久爆发的日俄战争来举例，在打仗之前议会里吵得不可开交，但在御前会议天皇决定开战之后，国会内部的所有党派都站在主战一方，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谁知听完这番话以后，慈禧叹了一口气道：“可我们中国就是无法团结。”面对慈禧的隐忧，曹汝霖回应道：“臣以为，以前不能团结是因为没有宪法，若国会出现以后必定能够团结。”慈禧疑惑不解道：“难道有了宪法，有了国会，就可以团结起来？”

曹汝霖解释道：“团结需要一个中心，如果有了宪法，那么宪法就能成为中心。每一个议员，都是人民公选出来的，而内阁总理大臣，又是皇帝任命的。一方面是人民的领导中心，一方面是朝廷的行政中心，两个中心都围绕着宪法来办事。倘若双方的意见无法达成一致，那么总理大臣可以被议会弹劾，议会也会被总理大臣解散，双方有相互制衡的筹码。只要总理大臣的人选没问题，那么国会和行政就能并驾齐驱。”

不知是不是曹汝霖所说的内容有些超出慈禧的认知，慈禧在听完这番话后许久没有说话，思量了好半天。

曹汝霖给慈禧上的这堂课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从文献的记载来看，曹汝霖讲得比较通俗易懂，而且也算是鞭辟入里。或许是因为曹汝霖的话触动了慈禧，在此之后清朝立宪的速度有了显著提高。

1905年七月，五名大臣奉命前往海外诸国考察，次年朝廷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连具体工作的时间段都已敲定。平心而论，倘若慈禧能多活一段时间，没准立宪的成效能够体现出来。遗憾的是慈禧在立宪最关键的档口殡天了，秉政的满清亲族少不更事，想要将放出去的权力回收起来。

1911年内阁成立，总人数有十三人，其中，有九人是满族裔，七人是宗室子弟。这样的安排，无疑让以汉人官僚为主体的地方实力派寒了心，立宪派绅商更是撤出了这场闹剧。所以，当革命之火蔓延到京城时，每个人都只是持旁观态度，清朝在这场大火中付之一炬。

清朝的立宪，从本质上来看究竟如何呢？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时西方的议会采取代议制，并没有实现普选，所以权力仍被精英分享。清朝的立宪蓝本是日本，从形式上来看更加保守。慈禧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她决定在保留最多皇室特权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将权力分享给汉人精英。

但可惜的是，慈禧之后的满清贵族却不明白这一点。慈禧暴毙之后，继承大权的纨绔子弟开始无限度地回收地方权力，寒了众多立宪派的心，彻底粉碎了前人做出的努力。最终，一场有可能改变满清历史的立宪变成了“假立宪”，自作聪明的纨绔子弟亲手断送了祖宗的基业。

参考资料：

【《晚清立宪运动》、《日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