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山村贺家沟之“最”

红色山村贺家沟之“最”

贺惠邦

一、最早的共产党员：贺孟奎、贺沉邦

据说，贺孟奎是贺家沟第一个共产党员，最早的“播火者”。

他生于上世纪初。为人豪爽、社会活动能力强，喜欢结交各界朋友。1936年他便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后不久经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莱阳县最早的党员之一。从此，便开始在村里秘密建立党组织，并曾于1939年调到莱阳县旌南区委负责，为莱阳县早期党的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他为革命出生入死，受尽磨难。

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1938年贺沉邦（我的族兄）在鹤山高级小学上学的时候入党，年仅16岁。他的学习成绩出众，是出了名的“才子”，书法写的特别棒。高小毕业后，据说报考莱阳乡师，考了头名“状元”（第一名）。但当时他已是党的“人”。根据党组织决定，他放弃了到乡师上学，而继续留在村里开展革命工作。因他年轻有能力、有文化，有胆有识，非常优秀，引起敌人的注意，想方设法谋害他。有一次他到鹤山村找一名外号叫“二闫王”的中医看病，那“二闫王”是国民党反动分子，便借机开药方把贺沉邦毒死。死时，刚刚二十岁。为党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村里人都很惋惜，都说：“他像一颗照亮夜空的流星，虽然陨落了，但却把不朽的精神留在人间！”

以后，又先后有多人入党。据说，1940年贺忠臣入党，1943年贺球（我父亲）入党。以后，又有贺云邦、杨凤德等人陆续入党，村中的党员队伍越来越壮大。

二、最早报名参军的人：贺彦邦、贺彦才

一九四五年春节莱阳城解放，贺家沟村成为解放区。当年秋天村里动员大参军。据说，最早带头报名参军的是贺彦邦、贺彦才。在他们二人的带动下，村里掀起了参军热潮。据老人们回忆，1945年秋，送他们走的这一天上午，举行了全村大会，我父亲等人讲了话，锣鼓喧天，我大哥贺彦邦和贺彦才戴着大红花、披着大红布，骑在骡子上，全村男女老少都出来送，他们先到区里集合，然后体检，贺彦才验上了，成了一名正式八路军战士。之后，参加过多次战役，负了重伤，成了残废军人，转业回村。后任村支部书记，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因病去世，经上级批准，给予“烈士”称号。

贺彦邦，因身体原因到县里体验不合格，在区里住了些日子，就回家了。他回家以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教儿童唱革命歌曲，编写宣传革命思想的文娱节目等等。记得当时我学的《三大纪委八项注意》歌曲，就是他教给我的，他编的控诉土顽赵保原的小戏，到区里会演，得过一等奖，很受群众欢迎。解放莱阳城时，他参加支前队伍，冒着生命危险送伤病员、押解俘虏。解放后，任过多年生产队会计。现在，已九十三周岁，五世同堂。经常给子孙后代讲战争年代的故事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今年中秋节前我回莱阳时，还专门 访过他，他对过去的老事仍清晰的记得，令人敬佩！

三、最早的村级领导班子：四会同存

据村里上岁数的人回忆，建国前村里的领导班子不像建国后那样正规，那时，适应战争的需要，村级领导班子大致情况是四会同存：国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土改时又成为贫农协会。这四会中，国救会权力最大，负责协调其他三个会。

最早国救会是贺忠臣、农救会长是贺球（我父亲）。青救会是贺世金、妇救会长是贺玉清。贫农协会会长是杨凤德。

这些人都是朴实、善良纯洁无私的庄稼人，紧跟堂走，立场坚定，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

贺忠臣，比我父亲大两三岁，是我家的邻居，都住在关老爷庙前。按辈份，我叫他大哥。他的明显特点有两个：一个是个子高，约有一米九左右，所以外号叫“大个子”。二是为人忠厚，正义感强，接受新思想快。他与我父亲很能谈得来。他家里穷，经常外出到黄岛、蓬莱一带打工，有时还外出做点小买卖，因此对外边的世界了解的比较多，较早接触了共产党的进步思想。约在一九四O年左右，他给人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我村较早的地下党员。我父亲与他关系密切，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一致，所以他便介绍我父亲于一九四三年初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我父亲的入党介绍人。从此之后，两人成为亲密的战友。

贺球是我父亲，1906年出生于一个赤贫的农家。为人正直善良、和善、脾气好、乐于助人，是出了名的善人。小时候没捞着上学，但自学了一、二千字，熟读《三国演义》《东周列国》等，善讲故事，真正的“故事大王”。1943年经人介绍入党，自此以后对共产党的信仰坚定不移。1944年我母亲去世，但他为了孩子们，再无续娶，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孩子们都正直善良、追求进步，解放后他任过多年生产队长。1986年去世。

贺玉清，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她当时二十五、六岁，中等个，脸小有点雀斑，干事老练，面相和善而纯厚，很有亲和力。她思想进步、活跃，带领村里的妇女们拥军支前，参加土改等，样样工作领先。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入胶东时，与我父亲等一起到莱阳北部山区打济南。贺玉清结婚后到了沐浴店。1953年上半年我到沐浴店上高小时，遇到她，她见了我像见了自己的孩子一样，非常热情。

贺世金，当时住在关老爷庙后北岺南坡。为人和气、做事干练精明。记得，有一次他带民工支前，非常勇敢，立了大功。回来后，村里召开全体村民大会，宣读了上级送来的嘉奖通告，全村人都感到光荣。

杨凤德，村贫农协会会长。他比我父亲大一二岁，中等个，红脸膛，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憨厚朴实正直的农村庄稼汉，论辈份我叫二爷爷。因为他兄弟两个，老大叫杨凤鸣，他排行老二，所以我叫他二爷爷；我父亲叫他“二叔”。他是因生活所迫从外庄搬到我村的。因是外来户，所以村里有人欺侮他。我父亲出于公心，便打抱不平，替他说话。我父亲说：“既然搬到贺家沟来，就是一家人，不能排挤，更不能欺负人！”他家有什么困难，我父亲也想法帮助解决。以后又介绍其入党，当了贫农协会会长。因此，他对我父亲非常感激，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四、最早的儿童团团长：贺新邦

我村最早的儿童团团长是我二哥贺新邦。他生于1931年11月。从小长的虎头虎脑，身体健壮。到十三、四岁，已长成了个很有劲，干农活是把好手，外号叫“二把头”。他自小喜枪弄炮。上三、四年级的时候，把学校里的学生贺凤邦、贺友邦、贺孟起等人组成了一支“军队”，叫“上军”(瞳上孩子为主)，他为“司令”，封同学贺凤邦当“秘书”兼“参谋”，与另一支自称“下军”的学生“军队”开“战”了。用木头做了假枪，用泥巴加小木棍做了“手榴弹”。家里盛地瓜叶的囤子里(地瓜叶用来喂养猪)，竟成了他私藏“手榴弹”的“兵器库”。有一次，我父亲去囤子里拿地瓜叶，发现有点异常，仔细一检查，原来上面一层是地瓜叶，下面竟全是“手榴弹”。我父亲把他教训了一顿，但他依然如故，整天舞枪弄棒的。有一次，他率领“上军”与“下军”真的打起来，隔着一条沟，互扔手榴弹(泥的)，差一点打伤了人。我父亲和老师拿他没有办法，只有因势利导。

他在当儿童团长期间，组织儿童们站岗放哨，拥军优属，帮助村里的烈军属扫院子、挑不等。后来，他响应上级号召，出“子弟兵团”，到前方支援八路军打仗。从“子弟兵团”回来后，住了不长时候，他就主动报名参军，当了一名正式的解放军战士。那年他才十五岁，还是一名小兵，但他打仗很勇敢。参加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三合山”战役、“莱阳战役”等。1949年他随大军南下，听说在上海房产管理局工作，正营级。后因水土不服，要求调回山东。开始在莱阳公安局，后奉令调到高密。先后任过公社组织委员，医院院长、工办主任等职。1999年11月，因病在高密去世。

五、最早出国留学的人：贺凤邦

贺凤邦，是贺家沟村第一个出国留学的人。

听说，建国前，他上过是灵湖中学，后参军。在部队上属于有文化的人。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在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选送到苏联留学。据说，他在苏联学习时，与后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是同学。毕业后回国。听说在南京做军工科研工作。我村有一个人叫贺孟才（贺孟起的弟弟），当兵后在洛阳也搞军工科研，都属于高端人才。有一次到北京开会，碰在一起，才知原来都是一个村的，真是凑巧！

贺凤邦兄弟二人，弟弟叫贺文邦，是我小学时的同住同学，关系很好。每当谈起他哥贺凤邦来，都感到自豪！也是我当时学习的榜样！

因多年来没有联系，所以对这位族兄的情况了解不多。如果还健在的话，大概在九十岁左右吧！

六、在村小学任教的老师和住教时间最长的老师：任保官、周永乐

听说，在旧社会我村没有学校，就有一个私墅，在一户人家的闲屋内，只有七八个学生，村西头有个叫贺庆章的老先生曾任过私塾老师。他生在清朝末年，比我爷爷年龄小约十多岁，曾考过秀才，但未考上。我大哥与贺国安、贺顺福等小时候曾在私墓跟他上过学。

一九四五年解放后，私墊就停办了，村里开始办学校。地址就在本村的家庙。共有六、七间屋，中间三间连在一起，做教室。约有三十来个孩子上学，一、二、三、四年级都在这一个教室上课，条件比较简陋。学生上完了四年级，如果想继续深造，就考鹤山完小(全称鹤山高级完全小学)。学校在高我村六里地的鹤山村，在这里读两年就算高小毕业，然后考初中。那时，鹤山区十几个村就这一所高小，所以也不是很好考，只有不到一半四年级毕业的孩子能考上高小。

我村小学因学生人数少，所以只有一个老师。老师吃“百家饭”，即由学生家里轮流管饭。最早在这里任教的，听说是任保官，以后是刘凤厚、于振喜、姜伦奎、周永乐(我的妹夫)等。老师教学都是很认真的，特别是姜伦奎、周永乐等，教学质量都很高，受到老百姓称赞。

在贺家沟村小学教学时间最长的是周永乐，他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约1953年左右）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先后任教二十多年，把人生的大半辈都贡献给贺家沟村的教育事业。他们教的学生，不少人考上初中、高中、大学，成了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如贺祝邦、贺凤欣、贺贵芝等都是周永乐的学生。贺祝邦担任过莱阳市团旺镇党委书记，市内贸委主任，市政协副主席，为村里安装了自来水，帮助村里修路，做了许多有益的大事。贺凤欣后来考上北大，贺贵芝考上山大。

七、历史上最有力气和走路最快的人：“大力士”和“飞毛腿”

老人们说，别看贺家沟村不大，但在历史上也出过奇人。

大力士。那是清朝光绪年间，我庄有个外号叫“大力士”的人（具体名已无人知），长得很魁梧、雄壮，有近两米的个子，一顿饭能吃三、四个饼子，真有点像《薛礼征东》上讲的薛仁贵的样子，很有劲。据说，有一次他在东岭下河边看到鹤山村一个人刚伐倒一棵合抱粗的大树(约四、五百斤)，就是现在的世界举重冠军恐怕也拿不动，他说他能扛起来。鹤山那个人说：“你能扛回家就白送给你，盖房子当梁。”他二话没说，一口气扛回家，有三里多地，鹤山那个人真的服了。从此，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力士。但这个人生不逢时，没有机会参加世界举重比赛，更没有机会成为薛仁贵那样的人物。

飞毛腿。我庄在民国时期，还出过一个外号叫“飞毛腿”的奇人。因其晚年耳朵聋的厉害，他排行老三，所以外号又叫“三聋子”。中等个，比较瘦，走起路来健步如飞。据说，从我村到烟台来回三百多里，他从早上见太阳走，办点事回来还没落太阳，可比梁山泊的“神行太保”。如果现在略加培训，参加奥运会竟走比赛，估计拿个冠军也没多大问题。但可惜他也是生不逢时。

“飞毛腿”一直活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个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靠生产队救济生活。

记得，我小时候见过此人，那时他已是七十多岁老人，但走起路来快步如飞。你小跑步，也赶不上他。人们都惋惜地说：“‘三聋子’生错了年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