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蚂蚁变蚂蝗，我们该如何治理这背后的“非理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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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温州苍南县钱库镇方培林根据中央1号文件中“鼓励农民入股兴办实业”的精神，率先注册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方兴钱庄。开张挂牌时，当地政府并没有明确发文支持，但“默许”了。但谁知道到了第二天，当地的农业银行就上门查封，迫于多方压力，只能摘下招牌转入了地下，成了没身份的人。他为此自嘲，“新中国的第一家私营钱庄其实只见过一天的阳光。”

　　这显然不是中国金融史上的孤例，同样在现实之中，类似情况也经常发生。就像近日马云在浦东峰会一顿炮轰，本意是想为自己寻求更多的“自由”，但最终还是招致了蚂蚁实控人、董事长、总经理被四部委约谈，之后蚂蚁更是暂缓上市，A股、H股一起暂缓，可能还得重新评估……最终徒留一段“马已今服”的笑梗。

　　在《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一书中，我曾用“权重”和“钱轻”来定义中国民间金融发展进程中的主要矛盾。人民对钱有着便捷需求，也就是能更方便、更快捷、更安全、更少交易成本地使用/获取资金，用于生活，或者各种行业的扩大再生产——它曾进一步催生出中国的商品经济，推动着柜坊、飞钱、交子、票号还有今天银行、支付宝的出现。只是，国家不断加持的权力，却将大部分金融资本国有化，并对来自民间市场上的创新保持着警惕。这导致中国民间金融不是低调求生，就是转入地下。

　　所以，马云炮轰遭到反弹，在一些评论中就是“动了国有的奶酪”。只是，当我们深入了解，尽管口口声声要做“普惠金融”，蚂蚁花呗和借呗的利润率高达60%左右，相比支付业务的毛利仅在10%-20%之间，简直就是暴利。而且，它将自己的魔爪更多的伸向了涉世未深的年轻人，通过平台额度的诱惑，让他们习惯提前消费……我们便知道，监管未必就是打杀创新，而即使看上去多“正义”，很多民间金融也充满着“非理性”。

　　“非理性”这个概念来自一本大作《非理性繁荣与金融危机》，作者是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罗伯特·席勒。这位经常来中国的美国经济学家，他在中国的知名度主要是由三本畅销书烘托出来，除了《非理性繁荣与金融危机》，其他的两本分别是《动物精神》《金融与好的社会》，从中可以看出他对金融一以贯之的态度：那就是金融能给人民带来一个好的社会，但是，在动物精神主导下的金融，往往会出现非理性繁荣。

　　【图说：《非理性繁荣与金融危机》】

　　这个动物精神，原本是指一种基本的精神力量和生命力，但被席勒用来指“经济的动荡不安和反复无常；它还意味着我们与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之间的特有联系。有时候，我们被它麻痹，有时候它赋予我们能量，使我们振作，克服恐惧感和优柔寡断”，这个说法有点晕人，其实简而言之，相对于其他经济学家，席勒更看重的是经济活动中的人及人的心理这样一个不太确定的因素——它很容易受到外在的影响。尽管人民是伟大的，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但是作为个体，他们对利益的追逐，狂热的从众，还有不时出现的幻觉、不顾一切的赌徒心态，让他们的行为充斥了各种不理性，从而不自觉地成为了各种危机的推手。

　　只是，席勒在2000年出版《非理性繁荣与金融危机》时，正是金融事业方兴未艾，一片欣欣向荣，各种工具层出不穷，大家都把它当成改变世界的一个契机。这让他的提醒像是在“挑刺”。不过，印证席勒看法的时间，并没有拖得太久，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让人顿悟席勒的先见之明来。也多少是对他这一贡献的“追认”，2013年，他成为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

　　这对中国民间金融来说，可谓是敲了次很重也很重要的边鼓。如果我们愿意再重新回过头温故下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历程，你会发现，尽管有儒商伦理在数千年来持续不断地给人以内心规范，但这种非理性还是时常伴随着钱轻的脚步。就像高利贷这个行业，在春秋战国时就玩到了年息100% 的“倍贷”，然而直到今天，利率水平依旧居高不下，甚至超越了“倍贷”，达到历史峰值，如月息15分，就是年息150%。而支付宝的借呗即使光明正大，也是贪得无厌。

　　正是这样高的利息，让民间很多实体经济没法得到支持，而很多企业主也为此叫苦不迭，相反的是，高利息的诱惑，让很多实体经济的资金从实体当中溢出，从而进入到了高利贷。当越来越多的钱堆积在民间借贷市场时，它的出口，有时只能是地下赌场。

　　在金融专家，曾著有《透视浙江：市场化与政府改革》、《政府转型看浙江》（合著）的陈国平看来，中国民间金融中除了违法经营之外，还存在着“盲目”等方面的非理性。

　　比如说盲目借贷。正是在这一非理性的影响下，人民的钱往往进入了一些过热行业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项目，最终与国家的宏观政策背道而驰。“近年来，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产业难以优化的一个原因，恐怕就与民间金融为一些需要淘汰的落后产能提供了贷款有关。”(陈国平，《浙江金融发生了什么》，红旗出版社2011年7月版，P123)

　　此外，陈国平对中国民间金融的“非理性繁荣”还有个莫大的担心，那就是制度规范的缺失。这个很好理解，制度规范跑不过现实，一般都具有滞后效应。现实跑得越快，滞后效应越厉害。这导致的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民间金融缺少有效的外部监督和约束机制。这种后果很可能为少数不法分子所利用。“20世纪80年代初期，民间集资曾经对中小企业完成原始积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融资方式容易被人利用演变为非法集资。非法集资成为集资者挥霍资金的来源，或投资失败或收不抵支后，资金链断裂发生讨债等群体事件，引起社会不稳定。”(陈国平，《浙江金融发生了什么》，红旗出版社2011年7月版，P122~123)

　　1986年，当费孝通考察民营经济日益发达的沿海城市——温州时，抬会、合会正在此地火热一时。这种“做会”的形式，让内部参会人员通过互相提供信贷，满足彼此之间的信贷需求。一般而言，其采取如下的规则运作：一个人出于某种目的（比如结婚、建房子、上学）等需要用钱，就充当会头，组织一些会员。这些会员有的是手中有余钱，有的也是同样需要帮助。他们出于各种目的走到了一起，将各自的余钱化零为整。在确保会头率先获得这些资金使用权之后，通过其他方式，让其他的会员也能按照自身用钱的缓急，轮流获得它的使用权。

　　【图说：被判死刑的大会主郑乐芬、蔡星南】

　　【图说：群众“清债组织”整理的部分档案材料】

　　不过，获取资金使用权并非无偿，每个人需要按照约定交纳会金和利息。这意味着，谁提供的余钱多，谁得到的回报自然就丰厚。无疑，这是相对先进的一种互助形式。

　　然而，出于对“钱生钱”的诱惑，让无数普通百姓都卷入到了这种做会的形式之中。这无形中扩大了风险面。更关键的是，一旦获取资金使用权的会员资金链断裂，无法兑现高额利息和偿还本金，一场“金融灾难”就在所难免。就在费孝通考察温州的1986年，短短3个月中，温州全市就有200多人潜逃甚至自杀，不少人倾家荡产。

　　于是，抬会也从当初的亢奋，走向了反面的恐慌。

　　我们曾经期待着，兴起的互联网金融，会改变中国民间金融中的非理性，但现实却告诉我们，和中国传统的民间金融存在着大量的“非理性”一样，貌似很前沿、科技的互联网金融，也摆脱不了泥沙俱下的弊端。

　　大多数人带着钱涌进了这个风口，生怕晚一步，就错过了吃肉喝汤的大好良机。到头来，互联网技术没有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相反让人内心中的欲望、黑洞被无限放大。有时看看杭州这座因电商而崛起的互金之都，最后在P2P上处处暴雷一地鸡毛，就不免一身鸡皮疙瘩。

　　除此之外，金融市场上还“套路”横行，让人防不胜防。就如线上的各种现金高利贷，小额度利息高，看似没伤害，实际上会引诱导致重复借款，特别是一旦涉及到逾期等，债务雪球会越滚越大，其中以714高炮为典型代表，喝血没商量；线上理财也遍地是坑，像知名的MMM金融互助，便是典型的金融传销骗局，参与者要么被高收益诱惑；要么明知是骗局，但总天真地认为自己不是最后一棒。最后的结局都是血本无归；

　　而在2010年开始出现的比特币，同样也击鼓传花，加入了“骗人”的牌局——当很多人把新东方老师、畅销书作者、天使投资人、比特币首富、区块链先行者等标签集于一身的李笑来，捧成了人生的财富导师，谁也没想到，在李笑来的眼中，那些无数的崇拜者其实就是群“傻X”，或者换个词，叫“韭菜”，不愉快地收割他们都对不起自己。

　　【图说：韭菜太多，李笑来都不够用了】

　　不得不说，这些披着互联网金融外衣却从事不法勾当的行径，让多少家庭暴富梦想破裂、积蓄灰飞烟灭、甚至被逼走上绝路，也打击着世人对互联网金融的信心。

　　说起来，人们喜欢互联网金融，一开始是喜欢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便捷，但最终喜欢的是其背后所蕴含的这种“平等、自由、开放”的互联网精神。这种精神，在互联网时代，谁也不能选择性地忽视。如果没有或抛弃了这种精神，哪怕传统的金融业开始电子化，向互联网进军，最终也只是徒有其表。

　　相应的，大佬一如 BAT或是新晋的TMD，在日后如果抛弃了这种精神，利用自己手中的技术和平台资源形成新的权力垄断，让自己在互联网江湖变成新的“寡头统治”——它们在成为自己所反对的对象的同时，也终究会为人民所唾弃。

　　正是这样非理性的存在，我们需要重构钱轻与权重之间的关系。

　　首先，开放是前提。没有开放，民间金融永远只能潜伏在地下，或者是权重下的边缘者。与此同时，人民的钱也只能在地下流通。这让人民金融资产在近10年来，依旧存在着结构性失衡。

　　同时，因为没有开放，民间金融很难站在阳光下，它自身的非理性缺陷，也很难被发现，因此没法给它提供制度性规范。对待民间金融，我们应该像大禹治水那样，宜疏不宜堵，如果硬堵，往往会堵了这头又泄了那头。

　　其次，重新思考自由的定义。也许是多年权重的压抑，使得中国民间金融格外地向往自由。以为得自由就是得天下。

　　事实上，当我们还对自由顶礼膜拜时，西方已经对自由市场开始了反思，一次次地否定又否定。用前面所提到的概念，就是一次次地倒转又倒转。比如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让他们否定了以前的经济自由主义，重拾国家干预经济的牙慧。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让他们重新审视东山再起的新自由主义。

　　曾是总部位于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院外部科学成员、经合组织专家顾问的科林·克劳奇就很疑惑，既然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少越好，“那为什么金融危机期间银行要跑去找政府索求巨额的资金，把它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呢？为什么政府要接受他们的要求？”(科林·克劳奇，《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版，P03)

　　这样的现实显然是想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这种非理性带来的问题一点也不比权重带来的问题少。面对这样的非理性，科林·克劳奇在自己的大作《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中建议，在政府、企业和市场三者之间再引进第四种力量——公民社会。

　　不过，对中国民间金融来说，重拾儒商伦理，也许更切合实际。尽管全球化下的价值观多元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将儒家的光辉摇落，让它不再成为意识形态的唯一一尊，然而，作为中国商业乃至民间金融在历史上最为迷人的一面，儒家所造就的各种特质，在今天依旧不过时。我们可以将传统美德和由市场经济滋生的新的道德观念有机结合起来，以此来抵制非理性对民间金融的侵蚀。

　　最后，平等永远是钱轻和权重之间的追求。既然钱轻和权重之间的矛盾是一时难以改变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让两者变得更平等。只有平等了，一方面，能让两者的关系“脱恶从良”。另外一方面，才有相互制衡的可能。这样既可以防止国家将银行等金融机构变成自己的“印钞机”，以满足权力自身的欲望，却给社会造成了可怕的通胀。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让尽可能多的人民都能享受到金融方面的服务，不至于让权力荫蔽之下的领地涝的涝死，让权力荫蔽之外的领地却旱的旱死。

　　这三点，注定新时期的中国民间金融，需要重新换个活法。

　　采写 | 王千马（中国企业研究者，中国商业地理写作第一人。出版有《重新发现上海1840-1949》、《海派再起》（海派系列）；《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商帮系列）；《新制造时代：李书福与吉利、沃尔沃的超级制造》、《玩美：红星美凯龙30年独家商业智慧》（企业官方传记系列）；《紫菜爸爸》（人物传记系列）；以及《大国出行：汽车里的城市战争》（城市发现系列）等十数部作品，并主编有《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不焦虑的青春》。

　　2017年，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根据《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拍摄制作了五集纪录片。2019年，“吾球商业地理”参与吴晓波频道的12集纪录片《地标70年》的拍摄合作，通过12个中国地标见证新中国70年的风雨历程！此外，“吾球商业地理”在2018年以及2019年两度荣获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年度十大壹点号”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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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大腰精

　　制作 | 粉红女佩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