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小说里常见的清朝官僚，很多都是阔绰气派，不单住所豪奢，衣服华丽，甚至还不时有一盘一盘的金银锭入库。
其实戏剧归戏剧，清朝官员之中，地方官因为捞钱机会多，所以普遍富足。但京官，也就是在京师政府部门上班工作的官员，尤其是中下层，他们的穷是出了名的，常被称为“穷京官”，地方官甚至讥讽他们是“穷鬼”。
到底穷成什么样？先看翰林，翰林虽然是“清要”之官，接近皇帝，职位清高，但生活却很苦，有“穷翰林”之称。许多翰林因靠薪俸养活不了自己只好靠典当、借债度日。
某翰林曾经作诗一首，说的就是自己每况愈下的生活：“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
本来，出门有车马，身边有仆人，师门年节生日要给馈银，但都因经济拮据而先后裁掉了，最后只好靠典当来维持不能裁的饭食。
车马被裁？那只好步行，今天叫靠“11”路，翰林步行几乎成了当时京师街头一景。
当时有句俗语：“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翰林无车无马，又在路上慢慢走，自然招来身后疾行者的厌烦。
除了翰林，其他中下层京官的清苦状况也差不多。如清初工部员外郎张晴峰非常穷困，竟然“不能举火”米缸都空了，没法生火做饭。清末小说《负曝闲谈》里边描写一位御史很穷，他的夫人抱怨：“今天煤没了，米也完了，跟班的和老妈子要支工钱。你明天要打算打算才好！”
即使是上层京官，有的也很苦。咸丰年间内阁学士袁希祖暴死，打开他的箱子，只剩下八两银子，不足以下葬。结果是众官凑钱为他买的棺材。
那么，京官到底为什么这样穷？与一般老百姓的穷又是一回事吗？首先来了解一下京官的收支情况。
京官的收入主要有两部分：俸禄（俸银、俸米）和外快。乾隆以后，俸禄又分为正俸（原额）和恩俸（加倍）。咸丰至光绪十二年，财政拮据，俸银八成发放。
现在就举六品以下京官年正俸银数为例，以观察其俸禄的厚薄：
六品六十两、七品四十五两、八品四十两、九品三十三两。
参考当时的物价，可以认为，六品以上京官的俸禄并不算少，七、八、九品京官的俸禄则有些偏低，但也并非低薄至极，和穷苦老百姓还是没得比。关键问题是这些俸禄怎么花，实际生活又需要多少开销。
晚清名臣张之洞曾经说：“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日须一金，如此大的开支！按此标准，中下级京官的收入显然就不够用了。
京官的钱到底用在什么地方？用得最多的，恐怕还是在摆官谱。例如租好房子、乘好车马、讲究穿戴、雇用长随。其次就是在玩乐享受，高档酒食，看戏旅游，随意摆阔。还有各种应酬花费，如给上司、师门送年节寿礼，给衙门茶房、仆役犒赏，拜见大官给门房送门包，遇团拜等集体活动时凑份子，拜客时租用车马等等。
京官的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生活方式、生活作风上的问题，在官场应酬时的繁琐开销造成的。此外，还有京师物价上涨、京城借债息重等原因。上述各项开支加在一起，是个不小的数字，京官收入要应付这样大的开支必然捉襟见肘，对于品级不高的京官就更是沉重的负担。
俸禄不够用，京官又不能像外官那样直接取利于民，所以他们只好开辟新的财源。
新财源主要有印结银和外官馈赠。印结银，也就是以京官资格代同乡出具保证书，保证捐官或捐监贡的同乡身家清白，无虚伪等等，被保证人自然要出一笔银子来买印结。
为同乡出具印结的京官，每月都可分一次印结银，少则几两，多则几十两。咸丰以后，印结银逐渐成为京官的主要收入。每月几十两，一年就是好几百两，比俸禄多许多。
外官馈赠，也就是外官将从地方上搜刮来的钱财分一些给京官，有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地方官出京时给的别敬等名目。少则几两，多则几十两、上百两。《道咸宦海见闻录》的作者张集馨在外任四川按察使时，说他出京前给众京官送的别敬高达一万五千两。他还说，京官“专以咀嚼外官为事”。可见外官馈赠是京官的一项重要收入。
其实如果把俸禄和印结银、外官馈赠加在一起，京官的收入就高出一般老百姓很多了。也就是说，从收入看，京官并不致于搞得很穷，起码应能保证基本的生活需要。但京官挥霍无度，摆排场充阔气，不搞得穷困不堪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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