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社区·治理｜泉州社造：用自上而下推动自下而上

我来自中国台北，是一个社区行动从业者，从2008年开始到大陆工作，此前有二十几年的相关经验。坦白说，到2013年我才算真正意义上在大陆开始推动社区营造相关工作，同时花了三四年时间才开始真正了解泉州，在泉州做项目。
今天我想聊聊“泉州社区营造前传”，泉州计划是怎么来的，计划开始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泉州计划实施的基础，我们称之为机制创新。在做泉州之前，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社区营造比较强调“自下而上”地发生，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可行吗？今天我就借一些案例来聊聊这件事情。
“美丽厦门、共同缔造”试点计划
2013年，当时的厦门市市委王书记结合他在广州的经验，在对厦门做了全面了解后，推出了“美丽厦门共同缔造”的行动计划，这算是一个由上而下的推动力。当时规划局发现，这个计划跟我之前做过的案例有点类似，就请我做社区营造的介绍。而厦门海沧区有很多联系紧密的两岸团队，所以政府也想把这个项目当成是跨两岸的共同缔造试点。2014年我们开始进行试点工作。但是开始时很多人并不太了解什么叫共同缔造，我们在海沧做了4个试点，只有一个点真正启动起来，其他三个还在原地踏步。为什么会这样？
当计划全面铺开，由上而下推动时，遇到了很多困难。当计划推行一周年时，王书记做了一个重点总结，强调这个计划既要推动中央的精神落地，也要真正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同时他也说道，由于绝大部分人对共同缔造理解不深，即使投入很多干部去做这件事，发动的群众仍然不够广，社区参与也仅停留在开会提意见这个层面。
总之，当时厦门的整个机制不够系统，还没真正做到社区基础和群众自主参与。美丽厦门共同缔造，是一个长期工作，需要大家一起持续探索和努力。
思考厦门困境
大家都想改变和创新，但创新不容易，即使脑袋变了，我们的习惯、行为，甚至身体的感觉，还处在过去的惯习里。在转型过程中，只要稍不留意，行动就会变得又跟过去一样。从想法到行动的距离，不会仅仅因为一场演讲、一个案例、几次参访就能变。
因此，我们就要设计一个过程，让参与的人能理解这个过程，之后慢慢去试错，改变过去的习惯。这里包含的面向不仅是居民和专业者，还包括政府。
在大陆跑了很多地方后，我觉得两岸之间的差别主要是发展阶段不同，现在大陆面临的困境，当年我们刚开始推社造时也遇到过，我把它总结为设计尺度的问题。当社造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开始关注日常生活层面时，设计尺度就会改变，这个改变在学界也有说法，我把它简单称为： 从社区管理变成社区治理。
社区管理是什么？就是行政。在这个阶段，重点在于发展，而不在社区，是自上而下的标准化管理。当政府面对无数社区时，有一部分的确需要共同标准，可是从管理的角度看，很容易导致一刀切。每个社区的人群和需求不一样，用同样的方式做就会出现矛盾。
所以，完成快速发展后，需要在已经发展的地区重新发掘新可能，也就是社区治理。这意味着要强调社区生活，强调自下而上，希望居民多参与，鼓励多元化、个性化。我们需要尝试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融合起来，既要行政推演，也要加入个别化的东西。
总结我过去的经验，社区营造会面对三个各有特色的主体。
1）社区干部对地方的制度和问题非常清楚，但往往希望简单快速地实现发展，往往应激反应多于长远视野，容易忽略很多在地居民的意见，甚至也不让专业者有比较长的工作时间。而政府，过去几乎像保姆一样，所有事都包揽。
2）专业者经过专门训练，观察比较宏观，有结构感，但由于过于专业和理想化，又有政府的支持，所以常常会忽略群众，对于不同群体和真实世界知识技能的掌握会比较欠缺，往往停留在规范化的理想状态下。
3）群众通常也只关注自己，不见得会真正关注别人。
我们的经验就是，必须把三者融合起来，通过取长补短，兼顾宏观与微观、理念与实际、权利与责任，把这三个角色创造出来，让这三种人能坐在一个社区中共同推动事情。我们借助之前的经验整理出了一张简单的图表——3合1公共性。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这个过程中，首先需要政府部门的赋权，这借鉴了成都的经验，希望政府愿意把更多权利交给社区。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需要愿意培力社区的专业者。我们不太愿意把这些专业者称为领导者，而是要去除这种自上而下的意识，只把他们称作所谓爱管事的人。第三个当然是一群有公共意识跟参与精神的社区住民。
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团队，所以需要这三者的组合。
我也开始重新思考，改变我2008年到大陆来之后，对计划实施机制、试点的习惯，重新审视计划行动的机制和要素。以前通常是政府交给我4、5个点，让我帮忙推，后来我就改变了，要重新谈谈是不是可以设计一个机制，让社造比较容易去做。
325实验性社造计划
2014年之后，在和包括厦门在内的很多地方谈时，我自己推了一个“325实验性社造计划”，包含“三年两轮五阶段”。我把自己20多年的经验浓缩成这个三年计划，因为觉得大陆政府很难接受比三年更长的周期，其实5年最好。很多时候政府不要怕做不到，关键是我们试试看，重新整理思维。 第一个阶段是三主体的磨合培训期；第二个阶段是择优试练，择优选取组合，一起尝试推一个事。因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看出真正的关系；第三个阶段，我称为推动落地实施，支持他们把想法落地。这其中牵扯到很多专业性的法令规章，每个人做的领域、落地条件，需要的专业知识都不同。比如，有人做交通，有人做公园，有人做老人福利，所以需要专业的培训计划辅助；第四个阶段则是继续实施，继续推进。
两轮的设置则是为了树立信心。在第一轮的计划阶段，人们通常充满好奇，但更多时候都观望不前，因为没有人知道未来如何。而当我们完成前三个阶段后，大家会发现，只要说到做到，就有预算、奖励和落地支持。所以，第三个阶段就可以开始推第二轮，因为已经能看到之前的行动和收获。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通常第二轮都会比第一轮更积极更有效。
最后，第三年时进入第五阶段，重新调整改进，把两轮的人放在一起比较分析。
泉州“美丽古城，家园共造”
2016年，我们刚开始在泉州做项目时，很多人都说，你的模式时间太长，当地政府和群众不一定会接受。但我还是去做了尝试，当时泉州找我去做老城区，我介绍了之前的社区营造和老城经验后，政府也觉得很好，但他们觉得三年实在长。可是在很短的时间做完确实不容易，所以当时我委婉拒绝了，同时也承诺我会一直关注陪伴。
后来泉州成立了古城办来自己推动改造，我是以顾问老师的形式给意见。但2017年6月，泉州自己做了快一年以后，又回来找我，那一年的效果可想而知。
很多时候，社造不是靠投经费和资源，而是需要一个过程，你越不给他那个过程，他越学不会。于是，之后我的模式就有了很大发挥空间。
我们的做法其实并不困难。原来我们通常都是先选点，再找专业的人去做社造。现在，我改变了一下，先选人，再选点，只是这样而已。
为什么有效呢？刚刚讲到，找对三种人后，他们才会愿意一起去这个地方干一件事。我们选了5个试点，找5个有责任心的干部，群众也来给意见。给完意见，政府就要做，做不好就会被投诉，我们就在这种循环里推进。
这样一来，我把过去精英式的、群众等靠要的方式重新改造，改变成自下而上的培力赋权，先尝试把人和团队选出来，激发他们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人对了，点自然就出来了，之后再去推所谓的社区工作，就比较好上手。
其实这个尝试很简单，只是我们通常不会这么想。关键是要改变自己的思维系统，所以我就设计了这个社区草根的培养图表。 如果最后有5个试点，那就要找至少10个团队来竞赛，给每个团队资源、条件、时间和专业者的协助。
初阶培训是针对专业者、社区干部和热心群众三类人群设计的，那次活动中，除了泉州我们吸引了全国共400多人来参与。而进阶阶段是三合一的磨合，我们给三类人定了不同的比例，之后让大家自由组队报名，编组上课培训，最后自己找一个社区去做尝试。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让他们彼此对话、学习，慢慢引导他们找出社区真正面对的问题。我把这个阶段称为自我反思、学习对话、形成共识。
竞赛阶段，首先我们会挑出11个团队，提供5万块预算和三个月的试验期，让团队去找社区尝试，动员民众一起来参与做一件事。当时还办了一个正式的开工仪式，让参与者产生责任感。最终，从11个中选出5个，这个挑选的过程叫“以赛代练”。经过这个过程，参与者跟居民的心开始连接，开始跟地方连接。
从初阶到进阶，实际总时长已经超过半年，最后的5个团队经过这9个月的磨合后，才会获得真正的实战机会。在总结时，我们听到最多的词就是“不一样”。主管单位和社区干部改变了行事方式，居民通过参与感受到了社造的魅力，而专业者也会获得成长，发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是非常重要的。
公共空间可以连接群体，聚集人心，而社区要“自我改造”，真正的社区营造和培育是从出现一群理解社区的人开始的，所以改变已经发生了。为了给选出来的5个团队提供奖励，我们跟政府和团队共同讨论，专门推出了一个社区营造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我想要强调的是，机制不是提前先定好的，而是在真实的过程中，基于实际需要和相互信任产生的。联合政府“自上而下”来推动需要“自下而上”生发的社区营造，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社区营造的过程比结果重要，但也不可能没有结果。这个结果是每个阶段的成果，而不是一步到位。只要每个阶段都让人感受不太一样或者有改变，就很好。为什么说过程比成果重要？因为我们常常把成果误解为一步达到后就宣布完成的结果，但社区营造是没有终点的，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要这个社区还有人生活，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走，让社区更好。
（讲者林德福系集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师、乡愁经济学堂社长。本文根据“看见社区”栏目7月19日的直播分享整理而成，“看见社区”栏目小组每周邀请社区一线从业人员分享社区实践，致力于听到不同声音，看到真实视角下社区的样子。） 关于“后疫情社区”
2019年， “社区更新观察团”走进上海5个社区，听社区实践者分享在地经验，与关注社区议题的人，一起漫步、观察和讨论。2020年，社区成为了抗击疫情的一线， 后疫情社区将有哪些变化？社区治理会有哪些转向？我们将在“融合”、“治理”和“数据”三个主题下，继续观察，探讨社区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