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苛捐杂税：从明末三饷到清末捐税，匪夷所思的薅民羊毛党

华闻之声全媒体联播网（特约作者：李海湖；原标题：历史上的苛捐杂税——明末三饷到清末民初的捐税，那些匪夷所思的国家羊毛党）1928年2月24日，离开祖国前往日本的路上，郭沫若怀着痛苦的心情写下《天地玄黄·拙劣的犯罪》一文。他说，“在整个经济危机之下；在严重的苛捐杂税之下；在卑劣的利诱腐化之下；成本增高了；购买力减低了。”据考证，这是苛捐杂税最早的出处。意思是在既定的税收之外，又巧立名目，加收许多其他捐税。说的是“捐”，其实是不能不给。

苛捐杂税虽然最早出自郭沫若，但在他创造这个词语的310年前，即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时候，当时的明朝政府就已经开始在既定税收之外，以国家的名义狂薅老百姓的羊毛。尽管那时的他们，瘦骨嶙峋，根本就没有几根可以驱寒御暖。不过，苛政猛于虎，养老虎，或者本身就是吃肉的的人，他们总会有正当的理由。当时说是国防需要，为了“征辽”没钱发工资。由此之后，从明末“辽饷”扩大到 “剿饷”、“练饷”，再到清末民初的“厘金”、“捐税”，中国历史上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国家羊毛党“你方唱罢我登场”，创造出众多匪夷所思的苛捐杂税。

辽饷一项，全国已就民不聊生

作为明朝后期加派的税赋，辽饷也称新饷，始征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主要用于辽东的军事开支。

正统（143-1449）年间，全国边防预算只有22万两。到万历（1573-1620）时，便增至380万两。辽东战事发生后，自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开始，到天启元年（1621），前后不到四年时间，辽饷用银即达1820万两，平均每年400多万两。史料记载，前三次辽饷加派共九厘，合计加征280多万两，其中扣除北直隶和地方其他开支，尚余300万两不到，而山海关一地即需400万两。因而辽饷一降，全国已就民不聊生。

那么多饷银，当然也不可能足额发放到前线士兵手中，或者真正使用用到作战的需要上。各级官僚和将领雁过拔毛，都在军饷的收支上贪污、克扣。所以明末户部尚书毕自严深恶痛绝地说：即使辽东敌军不射一箭，如此贪腐下去我方也会坐以待毙。原话是“即令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

交不完的“皇粮国税”，三饷让人倾家荡产

辽东未平，以农民起义为基础的内乱又起。明廷又在“辽饷”的基础上先后加征“剿饷”（用于镇压农民起义）和“练饷”（用于操练地方武装），合称三饷。

剿饷为镇压农民起义的费用﹐总数280万两，主要也征自田土。原来装备只征一年﹐实际上从崇祯十年（1637）起﹐直到十三年（1640）才被迫停止。练饷是崇祯十二年（1639）根据兵部尚书杨嗣昌提议征派的﹐名义是训练“边兵”﹐加强九边各镇防御力量﹐实际是为了对付农民起义。此饷共征银730万两﹐其中田赋每亩加一分、即10%﹐约占练饷总数一半以上。

当时，三饷加派的总额超过明朝正当税收的一倍以上。一般农民常常是倾家荡产，也交不完这些“皇粮国税”。

交不起怎么办？卖房卖地也会有人强迫补缴。这种情况下，更多的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耕种土地，甚至居所，或沦为佃户、奴仆，或成为流民、饥民。饥寒交迫中，四处开花的农民起义，终于推翻了朱明王朝的腐朽统治。

满清嘴上说废除“三饷”，背地里过犹不及

三饷的加派反映了明末统治的腐败﹐使激化的社会矛盾更趋尖锐﹐并成为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史料记载，清朝初年，摄政王多尔衮在总结明亡原因时，直言不讳地指出，明末所谓的“三饷”就是导致明朝败亡的最大弊政。他说“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

尽管多尔衮身为清朝摄政王，言论有时不尽公平合理，但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看法无疑是准确无误和一针见血的。明朝灭亡，确实有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综合所致，但经济失策、失败却是釜底抽薪式的关键问题。

为此，满清入关后，为笼络人心，曾下诏蠲免三饷。不过说归说，待政权稳固后统治阶级不但没有吸取教训、认真实行免饷政策，反而顺其自然将前朝恶政继承了下来。特别是辽饷中的九厘银，不但没免反而还和他们残酷推行的易发令一样，被编入《赋役全书》，成为田赋的正式份额永久固定了下来。

清代中期以后，至迟从咸丰三年（1853）开始，地方以“厘金”为名（厘是指百中抽一，厘金指税率为百分之一的税率。实际执行中很快就突破了这一界限），设立厘金局，抽取名目繁多的“捐税”。

征收厘金，名义上是效法林则徐在新疆垦田时，采取“一文愿”的募捐方式筹集资金。厘金即以此为名，但显然完全不是一回事。“一文愿”原本是民间流行的一种募捐方式，用来集资进行公益事业，不是林则徐一人所为。设立厘金时以林则徐为名义，不过是狐假虎威罢了。

至此，“捐”演变成了新“税”，最终形成了清代独具特色的“捐税”一词。

捐税的名目很多，各地也有可自行设立。诸如指捐、借捐、亩捐、房捐、铺捐、船捐、盐捐、米捐、饷捐、卡捐、炮船捐、堤工捐、板厘捐、活厘捐、草捐、芦荡捐、落地捐，不一而足。

民国虽然推翻满清，但却沿袭恶政，变本加厉

建立民国后，口号虽然新潮了，但沿袭了很多清代恶政。尤其是军阀混战时，驻地土霸王们为了筹集军费，维持战争机器，不但没有废止捐税，反而变本加厉。

比如四川，种植罂粟要缴纳“窝捐”，不种则要缴纳“懒捐”。修建一个厕所，卫生局收卫生捐，社会局收社会捐，税务局收粪捐。

广东则有“回唐捐”（指华侨归国）、纳妾捐、蓄婢捐、置田捐、建屋捐等。

北京则有铺捐、车捐、妓捐、乐户捐、戏捐、贫民捐、慈善捐、弹压捐、自治公益捐、警捐。还有广告捐、长途汽车捐、平绥路货捐、卷烟吸户捐、电车市政捐、四项加一捐（对旅馆、戏院、澡堂、饭店四项营业加征的捐税）、警饷附加捐、奢侈特品捐、公厕捐、粪场捐等，也是当时北京老百姓不能不缴的。

抗战期间，一些地方增加了更多新名目。比如很早就沦陷的上海宝山区，紧急情况下增收了旅馆住客捐、清洁捐。抗战胜利后，宝山区又增加了学谷捐、自卫特捐。

截止抗战前，全国各地还有灯油捐、清洁捐、粪担捐、茶桌捐、席桌捐、路捐、驮捐、盐捐、中笔捐、肉捐、布捐、锡箔捐、契价一厘捐，验契教育捐、契税特别捐、屠宰税建设特捐、牙税建设捐、保卫捐、花行公益捐、货物杂捐……等等不一而足。

由于民国期间税种繁多，最终形成了“万税齐鸣”的局面，并促使郭沫若于悲愤中创造出“苛捐杂税”。在清和民国以前，类似于这种以国家的名义盘剥民众的情景，以“苛捐杂税”形容似乎还太温和了，应该说是“横征暴敛”。

一般说来，暴政乱政会让民众苦不堪言，文化腐朽也会让百姓失去精神支柱，但都抵不过经济破产让群众民不聊生来得猛烈和痛苦。以上来看，明末实行的“三饷”政策、清末民初的苛捐杂税，都是以国家名义薅老百姓羊毛的暴政乱政，也是对他们自己雪上加霜的罪恶一击。于是，庞大的政体大厦轰然倒塌，国家机器运转失灵，等待统治阶级的也就只有死路一条，锤死等待被后浪扑倒在沙滩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