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沈阳金杯带出泥潭，将华晨汽车推向巅峰，仰融为何被全球通缉？

　　2002年10月，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发出全球通缉令，正式批捕前“华晨系”董事长仰融。

　　曾经的仰融被看做是中国汽车业的“拯救者”，他将一个垂死的国有企业打造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概念股，创造了中国国有企业海外融资第一的案例。

　　之后，华晨汽车又凭借资本运作，成功打造出一个以华晨汽车为主，包括至少4家纽约、香港、上海上市公司及大量非上市公司、资产一度达到300亿人民币被人称之为"华晨迷宫"的华晨系。

　　仰融打造出了中华第一轿车，创造了“华晨迷宫”，但他的野心绝不仅如此， 而也正是这，使他这个“拯救者”出局，在大洋彼岸独自黯然神伤，最终跌落谷底。

　　仰融是谁？

　　在很多年里，仰融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谜。仰融安徽徽州人士、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参加过越战，受过大伤，腿断了，头也被打开了，却奇迹般地、没有残疾地活了下来。

　　但其实他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市北国镇，原名仰勇；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是95年以后的事了，在这之前他没有上过任何大学。初中毕业后，他先是做了一阵子的厨师，后来承包过家乡的一个小商店，再后来到江阴市外贸公司上班。

　　仰融从小很聪明，但不安分。1989年9月，他所在的外贸公司发行400万元企业债券，他就立刻跑到上海去炒股票了。当年的上海东湖宾馆是早期炒家们聚集的根据地。沪上颇著名的杨百万、刘太、朱焕良等人都在此扎营坐庄。他日日跟这群人厮混在一起，兴风作浪，赚到了一点钱，同时也历练出一番纵横捭阖的运作本领。

　　1990年前后，仰融接触到了一位神秘人士，许文通，通过此人，仰融结识了医学高层商务人士，并赴香港创办华博财务公司。

　　20世纪90年代初期，许多机制僵化的国有企业江河日下，许文通等人看来，要把国有企业搞活，必须在制度架构和运营模式上有大胆的创新，而资本市场无疑是最可倚重的一种资源和手段。年轻气盛的仰融很是赞同这个理念。于是，在圈内人的引领下，他接触到了东北一家陷入困局的国有客车厂——沈阳金杯。

　　当时的沈阳金杯客车厂是由沈阳农机汽车工业局将50多个小型的汽车修理和部件工厂拼凑在一起组成，创建之初，人员涣散，设备老旧，资金缺乏，几乎没有什么优质资产，其主要出产的海狮客车每年只能卖出2000辆，99％的零部件都是从日本进口的，时值日元狂涨，工厂的回笼资金还不够买零部件。

　　当时的厂长赵希友想到了发行股票的办法，他募资规模是1亿股，每股1元。历时1年有余，赵希友使出了浑身解数，也只卖出了2．7万股，就在这时，仰融北上，以拯救者的形象出现在了焦头烂额的赵希友面前。他开口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请你把剩下的股票都卖给我吧。”他说：“我要让金杯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

　　1991年，他以原始股的价格买下了4600万股记账式股票。于是，他成了金杯的大股东。

　　购股事宜完成后，仰融迅即赴美。在汪康懋的牵线下，第一波士顿证券公司答应做沈阳金杯上市的承销商。在汪康懋、仰融两人的运作下，沈阳金杯的上市文件竟通过了一向以规范严格著称的美国证券监管机构的审查，最终得以被批准上市，究其原因，这主要得益于美国资本市场开始对“中国概念”特别青睐。

　　1992年7月，金杯汽车（8.40，+0.72%）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10月，以金杯客车为主要资产的华晨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作为社会主义第一股，在华尔街获得超额认购85倍，融资7200万美元。从1996年起，沈阳金杯一路高歌猛进，迅速成为国内轻型客车市场的老大，每年的销售额都以50％的速度增长，创下了投资回报率高达30％的行业纪录，销量也从1995年的9150辆连年递增，到2000年已达到6万辆。被业界鄙视为“门外汉”的他，交出了一份让所有业内高人都感到惭愧的成绩单。

　　仰融在进入金杯的时候，资历浅薄、民间炒家出身的他与其说是收购者，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活跃于幕前的操盘手，在他的身后隐藏着一个强大的政商关系群和错综复杂的资本网络。然而，心思缜密的他显然不甘于扮演这种“皮影人”式的江湖角色，而是要拥有自己的“王国”。那么他将通过怎样的手段来打造这个属于自己的商业王国？

　　1992年6月，仰融在“免税天堂”百慕大设立了一个项目公司——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8.400，+3.96%），由华博100%控股。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40％的股份被全部注入这家专门用于上市的“壳公司”，仰融成为该公司的控股方。与此同时，他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对华博的资本改造，将其股权结构改为他占70%、另一自然人占30%，法定代表人仍然是他。在数次洗牌后，国有性质的海南华银日渐淡出。这看似正常的资本重组，其实是他充分放大自己在这个上市项目中所有权益的手段。

　　1991年，中国汽车产业正经受着一次世纪阵痛。11月25日，国产轿车——“上海”牌轿车宣告停产，德国大众在华投资逐年增加，成为中国市场的第一轿车品牌。此时，仰融意识到自己无意中踏入的汽车行业也许是中国最具成长性的领域。1995年起，他便以大股东的身份接管了金杯客车。

　　金杯公司主打的是“海狮”牌小客车，而在当时的市场中长春一汽的“解放”牌面包车是当之无愧的“小霸王”，于是他召集公司最优秀的研发人员开发出了一款新低成本的“海狮”新车型，推出之后深受中小城镇用户的欢迎。两年之后，一汽“小解放”被打败，被迫退出市场。

　　1996年起，家庭轿车的拥有量连年翻番，中国的家用轿车时代已经到来。首战告捷后的仰融当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尽管市场前景广阔，但是一家在家庭轿车领域毫无经验的企业，想在这个被德、美、日跨国汽车企业占领的市场中享有一席之地，实属不易。但他依然提出：“要制造拥有百分之百知识产权的中国轿车”。

　　1997年底，仰融开始筹划引进德国技术和设备，打造一条年产10万辆轿车的生产线。1999年3月，他控股上海老牌上市公司申华实业（2.02，+0.50%），并更名为“华晨集团”。10月，“华晨中国”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成功上市。

　　仰融实行双轨并行的战略以打造自主品牌。一方面，华晨出资1亿元，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清华大学汽车工程开发研究院，他出任理事长。另一方面，在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中，向世界级别的汽车公司寻求合作。在此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华晨先后与5家国际大汽车公司合作，他称它们为五朵金花。

　　有了国际合作，自主产权的研发不再是闭门造车，他将新轿车起名为“中华”牌。

　　2000年12月，第一代“中华”轿车在沈阳下线。他宣称：“到2006年，中国汽车业滩头阵地上唯一敢向外国企业叫板的，是我华晨。”此时的仰融，俨然成为了一个民族汽车产业的拯救者。

　　2001年1月，仰融被沈阳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的称号，他得意公布2000年华晨的销售收入为63亿元，税后利润为创纪录的18亿元，在汽车行业里仅次于上海大众、一汽大众。

　　此时处于巅峰的仰融，怎么也没想到，这也许是他最后的巅峰。

　　2001年3月，沈阳高层震荡。在这个敏感时刻，仰融开始与英国著名的汽车公司罗孚合作，规划南下新建汽车基地。

　　协议签订后，仰融做出了一个让他终身懊悔的决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至于很多年后，他都没有把这个决策的真正动机对外透露？

　　他决定把罗孚项目放到浙江宁波。而当地政府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一次性批给华晨3000亩土地。

　　这一行为却惊动了沈阳方面的态度。

　　当时汽车产业成为辽宁省的重要支柱产业，10年里对于华晨是有求必应，而就在超速扩张的关头，在此之际南下建厂，这一行为无疑是背叛之举。

　　华晨上市的一段时间里仰融在公开场合都承认华晨为国有企业，但随着企业的不断壮大，他的心态也渐渐的发生了转变。他对产权的了结有了一个全盘的构想：第一，他为华晨设计了一个资本迷宫；第二在宁波项目中埋下伏笔，故技重施的上演股权置换戏码；第三，与政府洽谈基金会问题，而这不过是他为上市设计的一个壳。这似乎是一个无比精妙的计划，可他怎么也没算到对方宁愿砸掉“金杯”也不愿拱手相让。

　　2002年3月11日财政部企业司下发公函，将华晨及其派生的所有公司一次性划转辽宁省政府，将所有债务亦一并划转；6月18日，华晨汽车董事会解除了仰融的公司主席、总裁等职务；6月25日，仰融在美国将持有的华晨中国的股票全数抛售，至此，仰融出局的猜测得到了证实。8月20日，“中华”轿车在北京举行市场投放仪式，而此刻的仰融却独自在大洋彼岸黯然神伤，他费尽心思的商业帝国落幕了。

　　不得不承认，仰融身上有着独特的资本嗅觉和精干的操作能力，他对国产汽车行业的意义不容否认。但一念之差，让仰融在攀登更高峰的途中戛然止步，甚至葬送了他努力塑造的“拯救者”形象。时至今日，高峰还在只是登上去的人永远不会是他。反思仰融事件，也许正如迈克尔·舒马赫所说：“赛车最关键的技术，是刹车。”

　　仰融最大的“伯乐”赵希友命运几何？

　　仰融成为传奇人物，人们不能忽略伯乐赵希友的慧眼识才。当年，正是赵希友与仰融的合作，才有了金杯的辉煌和华晨汽车的问世。

　　仰融落难他乡，赵希友命运如何？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赵希友因病于2017年4月28日10时33分在沈阳逝世，享年83岁”一则简短的消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改革开放40年，赵希友的名字始终与沈阳汽车工业的发展相伴随。

　　坊间人士透露，他是因心脏病突发离世。这个被称为辽宁最成功的企业家，成为沈阳改革的一面旗帜。他的离世，令人唏嘘不已。

　　善学者赢

　　1931年，我国第一台国产车——“民生牌”汽车驶出了沈阳一家工厂的大门。1986年，一座现代化的汽车厂在沈阳悄悄崛起。当年捐资生产第一台国产车的,是张学良将军。55年后，投资建造现代化汽车厂的，是在改革大潮中应运而生的“金杯汽车股份公司”。对于“金杯”公司的迅速崛起,人们称道的多是他们敢为天下先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他们那种卧薪尝胆、艰苦创业的“金杯精神”，而身为总经理的赵希友，就是“金杯精神”的一面旗帜。

　　赵希友，1934年2月出生于热河省凌源县一个制酒工人的家庭。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为了减轻家庭负担，1952年中学未毕业他便孤身一人来沈阳工作。他好学肯钻，在夜校补齐了初中、高中的全部课程。于60年考入了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函大工业经济专业，还经常撰写理论文章。刻苦的学习，培养了他优秀的文化素质,为他来后担任沈阳市农机汽车工业局副局长、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打下了雄厚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对人来说，什么都可以得到而又失去。只有知识学业、本领学到手，就永远失不掉了。

　　寻求改革路

　　沈阳汽车制造厂，是1958年建成的，曾经制造出“巨龙”牌载重汽车。由于质量不过关，生产的几百台汽车纷纷“趴窝”,“巨龙”变成了“卧龙”。报纸头版曾为此发表一幅讽刺漫画,使沈阳的汽车臭名远扬，出尽了洋相。1980年全国计划工业会议上，赵希友以沈阳市农机汽车工业局副局长的身份，乞讨般地站在国家计委一间办公室里，用凄楚的口吻请求：“给沈阳汽车列上国家计划吧,哪管一台也行。”回答是:“半台也不能列!”他的心仿佛在滴血，难道，我们真的笨，真的生产不出象样的汽车？出路在哪里?在哪里?!他苦苦思索、寻求!

　　改革开放,国门敞开了。他第一次睁大眼睛,看到了我们这个星球上的陌生世界。在法国、西德、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奔驰、福特、通用、克莱斯勒这些驰名全球的汽车公司里，他惊叹于从雪佛兰到雪铁龙,从猎鹰到野马，从莱利安特k型到道奇600汽车型号的走马灯变化，造型、工艺、涂装，一天比一天先进。特别是日本，已经用计算机设计汽车了。他看得越多,心头的铅块压得越重。回国后，他把自己的改革设想，向有关领导汇报。建议把沈阳市所有分散的各自为政的汽车厂家组织起来，把行政性工业局改造成汽车托拉斯企业。把生产的总成和零部件厂按高度的专业化组织生产，变分散劣势为联合起来的相对优势。领导经过深思熟虑,接受了他的建议，平静的局面被打破了。

　　有人说赵希友想搞名堂，争名夺利。他回答说“我弃官当企业家，就是要争名夺利，争名夺利应当成为中国企业家的第一品格。名就是产品的名誉，利就是经济效益。“要争汽车产品的优质名牌之名，企业是第一流企业之名。”1983年沈阳市农机汽车工业局成建制地改造为一家企业性公司。这是一个破烂不堪的摊子，旗下虽有96家与汽车相关的工厂，都是街道小厂变过来的，四面透风，四处漏雨，没钱没技术。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加一起只有1.9亿元。”

　　1984年，金杯的前身，沈阳汽车工业公司成立，赵希友出任董事长。沈阳汽车公司成立一年零八个月后,固定资广原值提高38%，汽车产量增长一点四倍,实现利税二点六亿元，相当一年收回一个公司的投资。赵希友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辉煌胜利。新的问题来了，赵希友发觉:“我们身上缺乏件东西，绝大多数人没有把国家、集体的企业当成自己的办。”工厂无人负责是奇耻大辱。看样子,非进一步改革不可了。“租赁制”他脑子里闪出了这三个大字。干脆利落,说干就干。

　　打“碗”砸“锅”，重整旗鼓。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骂街,有人责难。赵希友没有被吓倒，50家企业实行了集体或个人租赁经营。产值、利润、人均收入,增长数字是惊人的。这项改革也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了。赵希友取得了第二个回合的胜利。问题又来了，租赁制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关系模糊，两权分离，企业的自我改造、积累、发展、约束的能力受到一定限制。企业中还缺乏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统一的、共同承担经济资任和风险的内在动力和自我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财产基础。

　　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呢?在日本，丰田公司震撼了他。丰田原本只是一家做纺织机械的小公司，几乎一两年间，借助资本市场就发达起来了。而在美国和德国的考察中，赵希友发现，各大公司大都采取了股份制。回国后，赵希友就向上级提出“沈车要搞股份制试点”。此时，他才知道，国内一些地区早就悄悄干上了，深圳宝安、上海飞乐、成都蜀都、北京天桥等。当时中央对股份制并没有政策许可，但也没有禁令。

　　股票风波

　　赵希友把对现代化的理解落实到汽车上，并且给实行股份制找了两个理由：企业员工是企业的主人，但这只是政治意义上的主人，如果职工购买了金杯股票，他们从经济上也就变成了企业主人；同时，社会上大家都来买金杯股票，都是金杯的主人，这符合社会主义原则。1988年3月，沈阳市批准了赵希友创办股份公司的建议。5月3日“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终于在鞭炮声中成立了。赵希友任董事长兼总经理。7月11日，经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批准，金杯开始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面向全国的公开募股行动，8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以《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金杯股票》为题，对这一重要事件进行了报道。

　　9月8日，早已超过了认购截止时间，金杯的工作人员却还在四处推销股票。

　　金杯公司向全社会发行总价值1亿元的股票，每股100元。赵希友的算盘打得挺好，金杯公司有5万职工，一人买1股就有500万元，买10股就5000万元了，但是大家几乎不买。无奈，金杯只得号召旗下各分公司的厂长、经理买，赵希友带头买。有的厂用企业奖励基金贴现，原本100元一股，职工买算70元，工厂贴30元，后来有的甚至贴50元。正当金杯为推销股票烦恼时，国内经济学家们齐聚沈阳，开股份制经济研讨会。金杯领导突发奇想：何不将股票拿到北京去卖？金杯派人去北京，国家体改委一位处长热心帮忙张罗，把卖股票的地点选在了体改委办公地22号院。

　　1988年9月8日，他们像地摊小贩那样支上桌子，对每位路过的人反复解释，最后总共卖得2.7万元。1988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布了一条消息，题为《中南海里购股票》。当天上午李鹏总理问身边工作人员：“谁在中南海里卖股票了？”《人民日报》消息说是在中南海卖股票，实际上是在中南海的北院，与中南海还隔着一道墙。但这不重要，在中南海卖股票，是不是就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买股票了？也参与股份经济的经营活动了？也为股票正名了？这当然会引总理的重视。

　　9月15日，《人民日报》发更正称报道失实，赵希友被叫到北京写了一周的检查。嗅觉灵敏的外媒纷纷跟进，赵希友因此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于是，1988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发更正称报道失实。赵希友被叫到北京写了一星期的检查，几位买了金杯股票的“接近中南海”的机关干部都退回了股票。《人民日报》第一次报道金杯公司在中南海发股票，外国新闻媒体没有几家转载的，但等到《人民日报》更正了，几乎所有大新闻媒体都转载了，但不是转载更正，不是说金杯公司没有在中南海发股票这档子事，而是说金杯公司就是在中南海里发了股票。后来有一次李鹏到辽宁，有十几个人参加座谈会，李长春省长向李鹏介绍说，这个是金杯公司赵希友，李鹏说我认识他，他在我们那儿卖过股票。

　　改革给沈阳汽车工业带来了活力。六年共生产汽车147946台,六年的产量是前二十多年总产量的6.1倍。六年共实现利润76474万元,创汇达471万美元。金杯牌汽车SY132轻型载重汽车和SY622C旅行汽车,在全国同行业首次首家被评为部优质产品。公司连续几年赢得了全国汽车行业净产值、全员劳动生产率第一,资金利税率第一赵希友取得了第三个回合的辉煌胜利。

　　纽约上市

　　进入90年代，国内汽车市场出现大萧条，金杯效益急剧下滑。同时，上交所和深交所相继鸣锣开张，“老八股”、深发展等沪深本地股挂牌上市后身价百倍。然而地处北国沈阳的金杯股票却在痛苦中“沉睡”。随着存款利息的调升，金杯股票固定股息发行后就改为16.5％。而居高不下的股息，令公司难以承负。股份制工作到了最艰难的时刻，金杯的股东大都产生了退股的想法。”而正当赵希友乃至沈阳市决策者们为金杯迟迟不能上市一筹莫展的时候，1991年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试点问题的通知》。

　　被称为资本运作“高手”的华晨，出人意料地在关键的时候出现在关键的位置。赵希友和仰融是“一见钟情”。两人一个通晓汽车生产，一个深谙资本运作，撞出“智慧的火花”。

　　于是，市长的武迪生拍板定夺：“金杯股票上市要走华晨的路子。”1991年7月22日，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金客）宣告成立。金客由金杯以其属下的沈阳轿车厂为基础，与华晨（百慕大）控股有限公司共同组建，注册资本2998万美元，金杯占60％，华晨占40％。

　　与此同时，1991年8月，国家体改委、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批复金杯《关于重新履行股份制试点审批手续的请示》，其中包括：一是同意金杯继续进行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试点；二是进行股权调整工作；三是按一定程序修改《公司章程》的有关条款。

　　金杯正式启动上市前的准备工作。在赵希友的配合下，仰融在“华晨控股”和金杯集团之间安排了一次换股，金杯以11%的金客股权换取了“华晨汽车”21.57%的股权，基金会将这11%的金客股权再注入“华晨汽车”，“华晨汽车”即持有51%的金客股权，可以上市了。波士顿第一投资银行、美林资本市场公司、所罗门兄弟投资银行、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格信律师事务所，一个强大的承销阵容进驻金杯，美国会计师事务所把金杯公司三年的经营账目都审查了一遍，长达9个月时间。与此同时，赵希友也带队36天走遍了美国13个城市，做了37场演讲，走访了360位投资者，进行“推介”。1992年9月18日，SEC批准“华晨汽车”上市。10月9日，正式挂牌纽约交易所。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纽约交易所挂牌的第一支股票。股价一日之内上升25%，是当日纽约交易所交易最活跃的股票。订购量超过6000万股。当天成交量突破400万股，收盘价20.125美元，而且在其后不到20天里，股价突破了27美元，并作为中国股票的代表，被列入国际EAFF指数。后来，金杯股票的美国主承销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的一把手来访，时任国家领导人会见美国客人后，称赞赵希友“你们接通了中国与国际金融渠道的一条管子”，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三个月后的金杯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满头银发的赵希友身着红毛衣，神采奕奕，当众宣布：“1月7日至9日，在上海召开的《帮助中国大中型企业走向国际资本市场研讨会》上，为成功在美国上市，华晨奖励我50万港元，我已经把它”，听众屏住了呼吸，“存在香港汇丰银行了”，会场一片掌声、笑声和叹息声…“华晨汽车”在纽约挂牌后拿回的8000万美元(扣除800万中介费，实为7200万美元)，全部被投入到“金杯客车”开发生产里。而且合资双方达成共识，不分红，把挣的钱再投入进去滚动发展。

　　廉洁奉公

　　金杯汽车在一年年发展，而赵希友一家七口挤在昏暗、潮湿、狭小的一层套间房子里，一住就是8年。1987年，公司的效益好了，当别的领导都迁人新居后，在大家一再劝说下，他才住进组织上分给他的一套住房，房子面积不超过标准。公司行政处准备给他好好装修一下新居，可他坚决拒绝了，趁赵希友出差时，行政处派人给他安装了一个热水器。他回来后，听说是专门为他安装的严肃地说：“那不行！”他硬是让行政处将热水器拆掉交公，他说:“我之所以让你们拆掉，是想给你们留下个深刻的教训，今后不许办不符合政策规定的事！”他不缺钱吗？每个月185元的基本工资，加上奖金和各种人人都有的补贴，共200多元。79岁的年迈母亲和正上大学的女儿的开销都得靠他这个一家之主支撑。老伴已退休；23岁的儿子也临近筹钱办婚事的时候了。他的日子过得很紧巴。

　　如果说也有点额外收人那就是老赵由于工作成绩显著，曾获得三笔奖金。一是1987年，市政府为了表彰他对振兴沈阳汽车工业的贡献，授予他“振兴沈阳奖”；一是在1988年公司荣获市政府颁发的一方元振兴沈阳奖中，赵希友个人分得330元；一是1989年10月18日，由中宜部部长王忍之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继澄代表李瑞环、丁关根向赵希友等十余名同志授予的“全国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这三笔奖金的数额加起来，充其量来讲对于赵希友这个家庭生活的补贴作用，不过是杯水车薪就赵希友这样一个家庭的开销来说，他是需要钱的。

　　然而，他又是怎样对待钱的呢？1988年,他拿出三百多元钱,赠送给公司宣传处，鼓励宣传处为改革开放做好奥论宣传工作1989年，他将2000元捐献给公司，作为公司思想政治工作奖励基金；有些人对他的做法不理解，他笑着说:“我曾与我们一位副市长开玩笔,说我若在乡镇企业干，一个月能挣一万元，副市长说他相信。为了钱，我可以上街卖烤地瓜，然而这绝不能成为我的事业。如果一个人为官活着，为钱生存，都太无聊了！不以私爱害公义创办公司以后，赵希友在领导班子会上首倡一条纪律：凡公司处级以上干部的子女不准进公司就职。1989年年初，公司为适应财务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决定组建财务公司。原则是就地挖潜将各工厂的一些财务人员选拔上来，这是一次令人眼热的机会。赵希友的儿子从财会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公司下属工厂工作，表现很好，他自然愿意到财务公司去，财务领导也有意接收总经理的儿子。

　　赵希友听说此事，专门找来财务公司的领导，诚恳地对他说:“既然班子已制定了纪律，我就得带头遵守，而不能破坏这条纪律。我的儿子你不得接收。”儿子也理解了的父亲的心情，终于安心留在了原工作岗位。他的女儿下乡回城后,在公司下属的一个集体工厂一干就是10年，女儿要求父亲把自己调到金杯大厦去工作，他对女几说:“大厦工作条件好，收人比较高，公司许多职工和一些干部子女都想到那儿工作你也许符合条件，可你去了,别人嘴上不说，心里也会不服气。以后若有人搞不正之风，我再批评就不硬气了，你不要怨爸爸不疼爱你,党的事业需要我这样做”从此，女儿再未提调动工作的事在房子、票子、儿子面前，赵希友牢记的信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我必须首先做到，惟廉洁奉公才能服众。

　　赵希友1993年底退休，他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让沈阳的金杯汽车开向世界。赵希友的离世，也成为一个传奇的结束。

　　文章来源今日头条股市浪花一朵朵、辽沈法律通，摄影金杯汽车报首席记者李万江，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侵权删除。本文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