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自杀之殇与中国教育的“原罪”

作者 | 沈杏培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首发 | 思想潮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沈杏培

青少年的身心状态是一个国家基础教育的晴雨表，也是呈现其文明水准的一个重要窗口。

百年前先辈们的“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的告诫在当下仍然有效。近期，“学生自杀”成为高频出现在媒体与新闻中的一个词汇，一桩桩自杀事件令我们触目惊心。

这些还没来得及绽放的年轻生命，最小的是才十岁左右的小学生，最大的不过二十左右的大学生。

据报道，疫情期间，全国各地有10多名学生连续跳楼自杀，而促使这些青少年自杀的诱因似乎很琐碎：有的是因为考试作弊被抓，有的控制不住玩手机瘾受到大人粗暴干预，有的是课业完成不好被老师批评，有的是因为厌世情绪或压力过大。

这些决绝而年轻的自杀者们，已让“学生自杀”从一种偶发事件遽然成为一种群体现象，学生群体性的自杀，是教育之痛，也是文明之殇，指陈着年轻一代的精神危机，提醒我们去思考这场社会危机背后的深层痼疾。

一

凡人畏果，圣人畏因。

当一个个稚气的生命用自杀的方式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休止符，简单将学生之死归咎于教师工作方法的粗暴与学生心理素质的脆弱，已不足以解释这样的悲剧。

在学生向死的悲凉旅途中，“粗暴”只是一种导火索，“脆弱”也只是普遍性的人格气质，前者只是悲剧的诱因，后者同为悲剧的结果，悲剧的根子不在这儿。

那么，是谁摧毁了年轻学子们的“生的热望”，自杀何以成为一代人趋之若鹜的悲情姿态？

鲁迅曾指出中国社会现实的“无物之阵”属性，即各处是壁，然而无形，你寸步难行，但似乎找不到那个明确的壁垒在哪儿。

鲁迅在分析妇女命运时进而指出，参与虐杀女性的各种力量构成了一个“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即这些施虐主体你没法叫出他们的名字，他们都无意识地参与了某种悲剧的形成。

回到我们当下的语境，面对学生的群体自杀，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加害者，学校、家长、教育管理部门都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法性，在无尽的悲伤和相互扯皮中，没有谁愿意承认自己其实就是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中的一员。

其实，答案并不复杂，由学校、家长和教育管理部门共同构成的“教育”，是这种社会事件的主犯，“无人”的教育、“无灵魂”的教育造就了青年的集体之殇。

无论有多少种解释，关于教育本质的理解，至少在以下这一点上是有大致共识的，那就是：教育是对人的解放和丰富，而不是囚禁、压抑和阉割。

二

一直以来，我们的教育是在“应试”和“素质”两个层面进行理论探讨，而在实践层面毫不含糊地维持着应试的维度。

当应试成为基础教育（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在内）的实际指挥棒时，考试、分数、知识的地位高过了素质、品德和意志的发育。当我们的教育打着为了孩子的未来而拼命发展或发掘他们“刷分”能力，并且把个体的分数与未来、名校和幸福联系在一起时，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是致命的：

第一， 考试，作为教育的一种“手段”，已经衍化为当前教育事实上的“目的”，教育丧失了传承知识之外的大多数功能。

社会、家庭和学校共同强化着考试的能力是学生的核心技能这一教育共识：一个孩子，如果不会考试，得不了高分，即使心善德美，多才多艺，也不会得到太多掌声，相反，一个在考试中总能拔得头筹的孩子，哪怕性格与行为有明显弱点，也会享受作为优等生的赞誉和荣光。

第二， 在现行教育下，青年学子的成长是一种片面而跛足的成长：知识习得和灵魂发育两者比例严重失调，高强度的知识操练与学生精神世界的自发成长，成为学生成长中并不均衡的两极。

当他们的考试能力和竞争意识被打磨得炉火纯青的同时，他们的灵魂发育和精神成长常常处于一种自发状态，并没有人特别在意他们的基础人格面如何，重压或受挫之下如何调适自我，如何在突发情境下理性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怎样与父母与老师良性沟通，如何在竞争中悦纳自我友善待人，这些重要能力似乎很少在教育实践中被真正重视。

图片来源：电影《云上日出》

正是这种对知识习得和考试能力的片面强调，导致了年轻学子在本应全面发育的年龄陷入一种“单向度”的成长，精神、人格、意志这些软性维度较少得到关注，形成某些不易觉察的“暗区”、“短板”与“危机”，成为个体成长的障碍与悲剧的内在根由。

当然，把“学生自杀”全部归咎于教育在学生灵魂发育上的缺位似乎也不公允，毕竟在学生形形色色的自杀诱因中，家庭爱的缺失、经济贫困带来的内心绝望、过于敏感的个体性格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应试教育对人的成长的单向度的强调，塑造了片面性的学生人格，他们在知识成长强劲推进的同时，自我精神成长常常相对滞后，他们化解自我成长危机、调节自我与他人关系的理性能力，也普遍缺乏。

三

心理学上有句名言：无回应之处，就是绝境。

大意是说，在个体成长、家庭关系或是人际交往中，如果缺乏情感回应，人就等于处于绝境，甚至是死亡之地。

这句话并不夸张，我们的教育看似热闹，家长看似全身心扑在孩子身上，但在一个除了学业是正义的，其他都是次要的共识支配的大环境里，孩子的内心常常是孤寂的、精神是焦虑的、想法是纷乱的，而这些方面较少得到真正的“回应”，这种无回应，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盲区，是他们精神层面的绝境。心理学家武志红曾说：

或许，大多数中国人都如孤岛一般，只能用脑袋和语言与别人建立一些可怜的链接，而感觉和情感，或者简单说是由此构建了缺乏回应的社会与国家。等我们做了父母，又将“无回应之地的绝境”，传给了自己孩子。

精神层面的无回应，是我们教育习焉不察的缺失。

很多悲剧在发生后，常常令人无比沉痛地想到，要是早干预、早关心就好了。青春期的成长是一种危机重重的关于身体和精神的生长，一次受挫，一个批评，一件琐事，甚或一种执念，都可能引起自我内心的狂风暴雨，甚或引向极端或悲剧。

上周一上完专业课，班里一个女孩子向我诉说她的一个学长的事情，学长是她高中校友，非常优秀，喜欢研究哲学，高中阶段即出版了研究专著，毕业之前，获得了保送北大的机会，这样一个有才华相当成功的年轻人，却在高中生涯即将结束时用自杀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据后来他的遗书显示，他自杀的原因是觉得周围人不了解他，他的理想与现实距离很远，他很孤独。

看着这个女孩子边流泪边诉说，我能看出她对学长的敬重，还有至今仍未消弭的疼痛与惋惜，而我却想不出更有效的话来安慰她。

天才是孤独的，他们的内心何尝不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回应？高傲会自杀，受挫会自杀，无望会自杀，现实的偶发遭际与精神上的困顿，会让一个个年幼鲜活的意志瞬间抵达人生的虚无主义，这是多么残酷而又令人深思的现实。

在青年学生成长过程中，情绪干预、心理疏导、灵魂关怀需要在场，学生的精神世界不能被囚禁成无人回应的“孤岛”。

四

教育的失败，需要用一生去治愈。

人的残缺和片面成长是教育应该领受的“原罪”。罗素曾提醒我们：我们面临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那就是教育已成为智慧和自由思想最主要的障碍之一。

单向度成长的人，常常是性格或认知残缺的人。

而造就单向度人的罪魁祸首无疑是业已体制化的教育，基础教育的这种祸根，如同一颗颗暂时沉寂的隐雷，但早晚都会爆发。

典型的这种悲剧有：复旦大学研究生林森浩因日常琐事对同学怀恨在心，后在饮水机里下毒毒死了同学；再如北京大学“优秀生”牟林翰残忍把女友逼死事件。

这些象牙塔尖端的所谓“优秀生”分数不可谓不高，智商不可谓不高，然而，精神世界的狭隘和自我情绪管理能力的低下，是他们共同的特征。

他们的杀人是冷静的，这种冷酷无情、自私阴狠，是灵魂深处的恶，无论他们外表多么光鲜，精神深处的这种戾气都不会自动消散。

这种“带菌式人格”，谁之过？单向度育人的学校教育、家庭的疏忽、单纯比拼分数的竞争机制，都难推其咎。

林森浩、牟林翰的恶体现为虐杀他人，实际上，他们的杀人与当前学生的自杀，本质上是一样的，从不同形态呈现了当前青年一代危机性的人格状态，自杀与他杀都是成长失范、人性畸形的表现。

可以说，教育如果没有对人性的温情呵护和对精神成长的科学引导，只会培养出高智商的怪兽和带菌的可怕人格。

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中提醒我们：自杀人数异常地增加表明文明社会正在经历严重的动荡，自杀的人数说明动荡的严重性。甚至可以说，自杀的人数是衡量动荡严重程度的尺度。

当年轻学子接二连三选择这种悲怆的方式了结自我的生命时，自杀显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事件，这种事件标示着，年轻的一代学子正在经历着一场精神上的巨大危机。

常常地，群体性的悲剧会倒逼社会在某些方面进行改革或作出调整，期待这样的悲剧能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生，比如启迪人们建立全人教育理念，改变单向度育人模式，关注学生精神成长。

把灵魂还给教育，把快乐还给成长，愿悲剧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