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信《全体新论》编纂特点及影响

王迪，刘鹏，张成博

山东中医药大学

原文刊于《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派出大量医学传教士来到中国，通过以医传教的方式宣扬教义，传播宗教，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西医东渐的进程，对近代以来的医疗社会体系影响深刻。英国传教士合信及其著作《全体新论》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相较于早期出版的西方医学书籍，《全体新论》传播广泛，意义深远，弥补了国人对西方生理解剖学理论认识的不足。

1《全体新论》的成书背景

1.1作者简介

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年生于英国，就读于伦敦大学医学院，后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1839年至1843年，合信受伦敦布道会派遣来到澳门行医并传教。因其医术精湛，年门诊量一度达5000多人次。1843年，合信被派遣到香港主持布道会医院。两年后，因其夫人病重返英。1847年，合信再一次回到香港。当时西方的医术与宗教文化在港澳地区已得到一定的认可与接受，而伦敦会在大陆地区的行医传教事业自马礼逊去世后便被搁置。1848年，合信被伦敦会派遣到广州开展行医传教事业，并开办了惠爱医馆。由于合信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惠爱医馆在当地很快建立了良好的口碑。晚清学者王韬回忆当时的惠爱医馆，“舍药施医，至者甚众，无不应手奏效，而去求医者几于其门如市，户限为穿，于是合信氏之名遂遍粤东人士之口。”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合信前往上海避难，协助洛克哈特主持上海的仁济医院（1844年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雒魏林创办）。1859年，合信因身体抱恙返回英国。1873年，合信于英国病逝。

1.2时代背景

合信是继伯驾（Peter Parker）、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之后近代最早一批来华的医学传教士。合信在华期间，致力于向中国人传播西医知识，除了用自身医术为患者解决病痛外，还努力开展西医教育事业。他培养了一批中国人作为自己的助手，一方面减轻自己繁重的工作，另一方面让中国人真正了解西医，使得西方医学知识传播更为迅速。除此之外，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当时的有识之士开始深刻反思自身的不足，一些官僚与士绅主张效法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试图改变古老帝国岌岌可危的现状，于是洋务运动开始在中国广泛兴起。但在当时环境的制约下，变革之路并不易走，译书发行便成为学习西方文明的有效捷径之一。在洋务运动这一时代背景下，无论是教会还是清政府兴办的机构，都出版了大量介绍西方医学与科技的书籍。在这期间，合信极力宣扬西医，他认为中国人禁锢在自己的传统思维里，缺乏现代医学常识，任何人仅凭书本上的知识或者个人经验就能给人看病，这是极不负责的。合信希望通过“为学生提供一些解剖学、生理学、化学、草药学及外科学的基础书籍，并附上相应的图片”这种方式来普及西医学知识。1851年，合信与陈修堂合作译述，周励堂绘图，共同完成了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西医解剖学与生理学的专著———《全体新论》。

2《全体新论》的版本及内容

《全体新论》共有三个版本，第一版由广州惠爱医馆出版，于1851年刊行，内有36图；第二版同样由广州出版，于1853年刊行，内有271图；第三版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于1853年～1855年刊行，收录在《西医五种》当中，内有212图。《全体新论》概述了西方近代最新的解剖生理学知识，详细介绍了人体骨骼、肌肉、脑与神经、五官、韧带、内脏（包括消化、呼吸、泌尿、生殖等脏腑器官）的解剖形态结构、生理功能。书中还对不同人种、人与某些脊椎动物的解剖形态做了对比。最后还描绘了人体胚胎的形成和发育过程。相较于早期由传教士编纂在中国出版的西方医学书籍，《全体新论》内容更加全面详尽，结合了传统中医知识，面向的社会阶层更加广泛，涉及的宗教内容也大幅减少。这使得《全体新论》在近代西学书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3《全体新论》的编纂特点

3.1集西国医谱，参互考订

合信在编译《全体新论》时，是“集西国医谱，参互考订”而成。书中引入了大量西方生理解剖学书籍的图片，除卷五外，每一卷都附有解剖图片进行说明，使其解释更为直观形象。《全体新论》引入的的西方书籍，目前学术界认为主要包括卡彭特（Carpenter）的《动物生理学》（Animal Physiology）、奎恩（Quain）的《解剖学因素》（Elements of Anatomy）、威尔逊（Wilson）的《解剖学家手册》（The Anatomist’sVade Mecum）与佩利（Paley）的《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等。“西国医谱”的引用使得《全体新论》既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最先进的生理解剖学理论，同时也融入了少量西方的神学主义。

3.2架构简明，中西互鉴

《全体新论》共10卷，39论。第一卷有5论，包含身体略论、全身骨体、面骨论、脊骨胁骨等论、手骨论；第二卷有2论，包含尻骨盘及足骨论、肌肉功用论；第三卷有1论，脑为全体之主论；第四卷有2论，包含眼官部位论、眼官妙用论；第五卷有1论，耳官妙用论；第六卷有1论，手鼻口官论；第七卷有8论，包含脏腑功用论、胃经、小肠经、大肠经、肝经、胆经、甜肉经、脾经；第八卷有7论，包含心经、血脉管回血管论、血脉运行论、血论、肺经、肺经呼吸论、人身真火论；第九卷有4论，包含内肾经、膀胱论、溺论、全体脂液论；第十卷有8论，包含外肾经、阳经论、阴经、胎论、胎盘论、乳论、月水论、造化论。书中对人体脏腑器官的分类按照西方医学的方式，系统而详细。在定义、解释各部位时，又借鉴了传统中医的概念。如第七卷脏腑功用论讲胃为“仓廪之官”，小肠为“受盛之官”，肝经中也援引素问，“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类似例子书中随处可见。

3.3中西互融，思想汇通

虽然合信的中文水平不会影响日常行医传教，但在著书写文章方面还是需要中国友人的帮助。陈修堂的生平资料至今不详，但他对《全体新论》的顺利出版与广泛流传功不可没。从书中内容不难看出，陈修堂本人文字功底深厚，对中西医也有一定的理解与认识，因此才能将许多西方医学知识用中医术语表达出来，体现了近代早期中西医思想的汇通。合信为使陈修堂真正领会书中内容，特意做了不少模型如“绞连骨骼”“纸塑人形”等。从而使翻译更加准确，便于国人理解阅读。对某些名词术语，“其与中国医书暗合者，间或引用术语，其不合者不敢混入”充分为读者考虑。例如，在第二十二论血脉管、回血管论中，作者将动脉称为“血脉管”，对其定义为“血脉管者运行赤血之管也。”将静脉称为“回血管”，对其定义为“回血管者回导紫血入心之管也。”而将毛细血管称为“微丝血管”，对其解释如下：“密结如网，骨肉内外遍体皆然，与血脉管回血管两尾相通，故赤紫两血通行无碍。”在肺经呼吸论中，将二氧化碳称为“碳气”：“碳气者乃身体无用之物杂化为气，与氧气相合，其性有毒，与碳同类，故曰碳气。凡人一呼一吸合为一息。呼者吐碳气也，吸者接生气也。生气入血则赤，赤为正血，碳气入血则紫，紫为淤血，生气能养人，碳气能杀人。”

再例如，内肾经中讲到，“肾有左右两枚，《难经》以左为正肾，右为命门。”中医的肾与西医的肾并非是同一概念。这里在讲西医解剖学的肾时，并没有抛弃中医传统观念里的肾，也正是近代早期中西医思想汇通的体现。

4《全体新论》对解剖生理学的影响

在《全体新论》出版以前，明末清初也曾出版过一部影响深远的解剖书籍，即《泰西人身说概》，由瑞士籍耶稣会士邓玉函撰写，毕拱辰润色。邓玉函为当时的生理学大家，在西方威望极高。该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16世纪西方医学对人体结构的最新研究成果。但《泰西人身说概》由于刊刻等原因，导致流传并不广泛，主要集中在学者、官员，和一些对西医解剖知识感兴趣的医家当中，普通人群难观其貌。而《全体新论》的写作初衷就是向全体中国人普及西方解剖与生理学知识，一出版就获得中国上层社会与普通民众的推崇。以王韬、胡琨、医学家王士雄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读过《全体新论》后，对书中有别于中医脏腑理论的解剖内容称赞不已。为使《全体新论》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上海仁济医院内还提供《全体新论》刻片，“如有欲阅者，自备纸墨，就板刷印，悉听其便，本馆分文不取，特白。”道光二十六年，亦官亦商的广州士林潘仕成不惜重金组织刻印《海山仙馆丛书》，此丛书破例收入多种西洋译著，《全体新论》亦被收入其中。因此，凡是有意想了解或是单纯好奇西方医学的人，不分民族，不分阶层，都可以通过《全体新论》学习西方先进的解剖生理学知识。这为西医在中国近代的传播渗入，以及与中医的汇通交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仅如此，《全体新论》作为一部医学著作，问世后即被一些医学院校选为基础教材。例如广州的博济医院，其前身为广州眼科医局，同时也是近代有名的医学教育机构。孙中山先生就曾在博济医院学习西医，当时的解剖学教材正是《全体新论》。著名医学家张山雷在主持浙江兰溪中医专科学校之际，将《全体新论》作为学生读物，他认为《全体新论》撰文通俗易懂，是学医者必读之书。中医界第一位倡导中西医汇通的医家唐宗海在著述《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时，引用了许多《全体新论》的内容，并从中医家的角度，对书中西医的学说与理论做出评价。除此之外，近代文豪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提到，自己之所以会选择学习西医，与年幼时在学堂看到木刻版的《全体新论》有很大的关系。《全体新论》的流传与影响不仅局限于中国，其在亚洲其他国家，如朝鲜、日本等也广受欢迎。

5小结

合信作为近代来华的医学传教士，编译《全体新论》的初衷，除了宣传西方的文明与宗教外，最主要是想改变中国当时落后的医学水平与社会面貌。他在序中讲到：“每见中土医书所载骨肉脏腑经络，多不知其体用，辄为掩卷叹惜。夫医学一道，工夫甚巨，关系非轻。不知部位者，即不知病源；不知病源者，即不明治法；不明治法而用平常之药，犹属不致大害。若捕风捉影以药试病，将有不忍言者矣。然以中华大国能者固不乏人，而庸医碌碌唯利是图者亦指不胜屈，深为惜之。”《全体新论》之后，合信又相继出版了《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后合称为《西医五种》。这些著作的出现与传播，推动了近代西医东渐的进程。合信在华十九年，无疑是一位对中国医学科学事业做出开创性贡献的人物。随着以合信为代表的西方医学传教士的大批涌入，西医院、医学院校和各种自然科学类书籍也相继出现。起初，西方人希望借由行医施药的方式传播福音，他们认为相比神学的说教，治病救人能更为有效地引导众生改变信仰。然而现实并非如他们所想，大部分学习西医的中国人没有将关注点放在西方人宣扬的宗教上，而是将西方的医学技术看成是救人甚至救国的有效途径。在这一时期，西医的传入逐渐动摇了传统医学在国人心中的地位，西方传教士不仅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医学知识，更让中国近代的医疗体制、传统的思想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医不再是国人唯一依赖的治病方式，批判中医，否定中医的主张也逐渐增多。尽管如此，仍有许多开明的有识之士在看到西方医学的优势后，不盲信盲从，而是反观自身，探究中西医理之不同，试图将二者有机结合，相互取长补短，中西医汇通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医史学家称这一历史时期为西医东渐的高潮，其对中国社会医疗体系与制度的影响延续至今。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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