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人物】张汝京：压不垮的芯片企业家 三落三起再次创业（中）

【本期人物】张汝京，1948年出生于南京，第二年随父母到台湾。台湾大学机械工程学士，纽约州立大学工程科学硕士，南卫理公会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在美国德州仪器工作20年，期间在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地创建并参与管理过10个半导体工厂。从TI退休后，曾任台湾世大半导体总经理。2000年，募集14亿美元创办中芯国际，向世界芯片制造第一梯队冲刺。随后，在国内投资4家LED企业。2014年创办新昇半导体，为大陆半导体产业弥补了硅材料的短板。2018年，70岁的他再次创业，融资150亿元在青岛创办芯恩半导体。

图示：在青岛芯恩办公室的张汝京 拍摄/慕容素娟

（上）酝酿——创办中芯国际之前

（中）爆发——带领中芯国际向世界第一梯队冲击

（下）再出发——每个创业项目都在填补产业空白

（中）爆发——带领中芯国际向世界第一梯队冲击

中芯国际项目，是在国内外半导体前辈们的共同推进下诞生的。而有着一颗炙热中国“芯”的张汝京，凭借着在世界各地建厂及项目运营的经验，获得国内外半导体前辈们的青睐，最终将中芯国际这一历史重担托付到他的手上。

张汝京不负重望，凭借在国际半导体产业中深厚的职业人脉和经验积累，突破了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封锁，并且一开厂就吸引了约400位全球的半导体精英加入中芯国际。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张汝京特别为员工建生活区，为员工子女建双语学校，也为在职员工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

一时间，天时、地利、人和，使得中芯国际如虎添翼、顺风顺水。2001年试投产，2004年上市，并跃居成为全球第三大芯片制造厂。与此同时，中芯国际将中国与国外3代的技术差距缩短至1代。

作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配套最齐全的芯片制造企业，中芯国际已成为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排头兵，并催生和带动产业上下游生态的成长和发展。

然而，在内部，公司发展路线出现了争议——“先赚钱盈利还是先让技术站稳”；在外部，行业老大多次打压。在各种因素的博弈下，张汝京最终被迫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中芯国际。

本篇将与读者分享：中芯国际项目当时是如何诞生的？张汝京如何从全世界招兵买马、如何突破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后来中芯国际遭遇业内老大诉讼，第二次在有胜算的情况下又为何败诉？ “先赚钱盈利还是先让技术站稳”有解还是无解？

1、国内外IC前辈共同推进下中芯国际项目诞生张汝京成为不二人选

国内以王阳元院士为代表的行业前辈在致力于推进产业发展

国外也有一批爱国华人一直在牵挂着中国半导体产业

海内外的力量汇合，商议发展中国半导体的最佳方式是建半导体制造厂

中国半导体的起步并不晚，1958年世界第一块集成电路在美国诞生，1965年中国的第一块集成电路诞生，仅晚于美国7年。80多岁的IC产业前辈朱贻玮指出，由于早期国家对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规律认识不足、投入不足，加上文革期间对产业和人才的冲击，以及国外的技术封锁，使得后来中国半导体业不断落后于美国和日本，并被起步晚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赶超。

在技术差距上，中国半导体的技术研发与国际先进技术相差3代；由于半导体制造能力薄弱，等到能生产出来时与世界先进半导体水平的差距已变成5代。从时间差距来看（根据《集成电路产业50年回眸》中统计），比如在年产量6亿块这个节点上，美国是在1972年，日本是在1976年，中国实现已到1996年，与美国、日本的差距分别是24年、20年。

在半导体领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半导体产业有一个摩尔定律，行业18个月-24个月（1年半到2年）会进行一次技术迭代升级。

面对日趋拉开的差距，国内王阳元院士和电子部（工信部前身）领导们一直在积极筹划中国半导体的发展计划。而大洋彼岸，一批爱国华人也开始为中国芯忧虑。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这些海外华人回到国内 ，辗转多个城市与相关部门和多家企业进行调研、沟通，希望能推动中国半导体的发展步伐。

据张汝京介绍，这些爱国华人主要来自于美国东部、美国南部的德克萨斯州（主要来自TI德州仪器）以及美国西部的加州。来自美国东部的有：虞华年博士（美国IBM资深研究员、台湾工研院资深顾问及美洲工业技术顾问团主席）、胡定华博士（我国台湾工研院电子所首任所长）、杨雄哲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电机系主任、香港大学微电子主任教授）、杨丁元博士（普林斯顿大学，华邦电子总经理）、马启元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副教授）。来自美国南部TI团队的有：毛鑫博士（斯坦福大学，TI副总）、邵子凡博士（罗萨斯特大学，TI副总）、沈其昌博士（康奈尔大学，TI技术高管）、张德明博士（南加州大学、TI资深研究员）以及张汝京博士本人。来自美国西岸加州的有：徐大麟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汉鼎亚太董事长）、田长霖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季明华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微电子研发专家）、陈一浸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微电子研发专家）等等。

1996年，虞华年博士等海外华人代表团来到大陆几经辗转调研，并倡议国家发展半导体产业；1998年，他们正式给国家领导提交文件《关于建立中国微电子产业群以带动信息产业发展及工业结构调整的建议》；1999年，他们一行人又来到国内，推进中国半导体业的发展。2000年，海外华人代表团再次向国家领导提交《关于加快微电子产业发展的建议》。这些建议，得到了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批示。

与此同时，国内半导体领域的王阳元院士、杨芙清院士等学术与产业前辈也一直致力于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最终，海内外的力量汇合，这些前辈们商议发展中国半导体的最佳方式是建半导体制造厂，中芯国际项目由此诞生。

芯片业最早是集设计、制造、封装测试为一体的形式。1987年我国台湾半导体企业台积电开始专注芯片制造，此后全球半导体业逐步走向分离模式。

发展半导体业为何要建制造厂？关于芯片制造的重要性，IC前辈朱贻玮曾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把半导体业比作服装业的话，芯片设计就是设计师，制造就是裁缝，没有裁缝服装是做不出来的。发展中国半导体业，需要从半导体制造业入手。”

张汝京先后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创建并参与管理10个半导体工厂的技术开发及运作，以及他在华晶上华和世大半导体项目中的出色表现，并且由于深受父母的影响，张汝京对祖国大陆一往情深。

最终，国内的王阳元院士和海外爱国华人都找到了他。为此，张汝京成中芯国际项目的不二人选。

确定最佳人选后，中芯国际项目开始启动。

中芯国际之前的国内半导体企业，主要是国家投资建厂，企业通常是国有属性。而此次，中芯国际并没有国家投资，而是自筹资金，整个项目建起来需要近10亿美元。

在王阳元院士的支持下，国内企业北大青鸟进行了投资；上海张江科技园区以土地作价进行了投资。张汝京又找到海外资金，比如华登国际、汉鼎亚太、高盛资本、祥峰资本等都对中芯国际进行了投资。

最后，共筹集资金14亿多美元，大大超出了预期。

中芯国际在业内实现了几个创举，我国半导体行业前辈莫大康指出：“中芯国际项目是自筹资金，这改变了以往中国半导体企业的国有模式，进而引入市场机制，这为企业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开放 、自由的市场竞争环境。”

紧接着，就是紧锣密鼓的建厂，当时中芯国际的所在地还是一片稻田。

一般情况下，半导体制造厂建厂至少需要1年半到2年时间。而中芯国际的厂房从一片稻田到工厂建起来，建厂仅用了13个月。2000年8月24日打桩，第二年9月25日投片试产，这在全世界半导体建厂历史中是用时最短纪录的创造者。

2、辗转美国、日本、荷兰、以色列申请设备技术许可

美国专利许可最难，需要商务部、能源部、国防部、国务院4个部门同意

美国要求定期确认，看设备是否还在工厂，生产的是否是民用

今后每一次技术节点升级，都需要再次向美国、日本等申请技术许可

建厂的同时，还需要引入先进的技术设备。然而，当时面临着国外的技术禁运。

为了封锁中国和苏联，1949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欧洲各国联合成立巴统委员会（以下简称巴统）。巴统主要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禁运清单主要包括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日本是该委员会成员，不受禁运管控。此外，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也不在禁运之列，都可以引进世界先进的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和技术。

苏联解体之后，巴统组织于1994年宣告解散，但1996年美国等33个西方国家又重新签订了一个替代性的“瓦森纳协议”，对军事产品及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实施管制，中国同样在被管制国家之列。

20世纪90年代，由我国政府主导投资的华晶和华虹两家国有半导体企业，在国际市场采购设备时，都遭遇到了“瓦森纳协议”的限制，困难重重。

“瓦森纳对我们中国的限制常常是最新的技术不能移转，N+1（次一个世代）的可以考虑，但是要申请，通常申请时间很长，等核准的时候都已经变成N+2、N+3。”张汝京讲道。

当时，世界上先进工艺已经在量产0.18微米，0.13微米工艺也即将量产，国内在做的是0.5微米（技术演进的顺序是：0.5微米、0.35微米、0.25微米、0.18微米、0.13微米……），与国外先进技术差距3-4代。

中芯国际项目，张汝京希望引进0.18微米等级的生产线设备和相关技术。

于是，他开始辗转新加坡、美国、日本、荷兰等地。

张汝京曾在新加坡建过厂，整个过程相对比较顺利。“特许半导体（Charter格罗方德的前身）有0.18微米的制造技术和设备，双方沟通后特许半导体同意将多出的一些设备卖给中国，大概80台。同时，把0.18微米的工艺技术和相关IP也转了过来。”张汝京回忆道。

在技术壁垒的突破上，最难的是跟美国打交道。

张汝京曾在美国德州仪器TI公司工作20年，TI成为中芯国际重要的技术合作伙伴。不过，美国政府给的出口许可是允许TI公司给中芯国际流片（像流水线一样通过系列工艺制造芯片），但是0.13微米的技术不能转过去。最后，TI公司把技术规格告诉张汝京，中芯国际自己开发。

张汝京打了一个比方：“这如同一个老师，他不能来给我们上课，但是他给考试；每次考试完，他会告诉哪些地方达标，哪些还没达标，但不会教怎么做。这是一种特殊的合规的方式，最后中芯国际攻克了0.13微米的技术。” 中芯也购买了欧洲IMEC 0.13微米的专利授权。

当时,中芯国际计划把摩托罗拉天津厂买下来，由于摩托罗拉工厂中有用到锗硅，美国担心会用到军事用途，一直不给设备使用许可。

“那时，向美国政府申请0.18微米的技术非常困难，锗硅更难，与其一样困难的是0.13微米的技术。”张汝京说道。

于是，张汝京向美国政府申请出口许可，这需要美国商务部、能源部、国防部、国务院4个部门同意。

在美国商务部审核环节，商务部召开100多人规模的听证会，邀请美国企业界代表参与。谁知，里面有张汝京在美国的老同事，也有以前开会认识的老朋友。“我做了报告后，商务部闭门开会，最后同意让我们移转技术到中芯，条件是中芯答应不做军方项目，不做武器，也不可以转给其他公司。”张汝京提到当时的情景。

张汝京又向美国能源部保证“不会做原子弹”，最后能源部也通过。美国国务院的立场则是，若其他部门支持，他们就会支持。

4个部门中审核最严的是美国国防部。国防部的一些官员知道张汝京是基督徒，认为张汝京到中国做这些事是献爱心，不应该阻拦。但国防部仍与张汝京谈了好几轮，最终还需要国防部管出口许可的老大拍板，这位老大曾是陆军少将，在圈里有“dragon lady”的称号，非常难打交道。

对方约在一个周五早上7点钟到其办公室，要求张汝京只能讲20张幻灯片。当这位国防部老大看到中芯学校的幻灯片时，脸上露出了笑容，给助理说：“项目里有学校，你看这些小朋友多可爱。”

最终，商务部老大说道：“Richard（张汝京的英文名），你回去补几个条件：承诺 ‘不做武器、不做军事用途的产品’；承诺员工被培训好后，几年内不会跑到其他公司。”

听到让补条件，张汝京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下来。他说：“如果只让我们回去等，基本是没戏。”

然而，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后来国防部还是阻挠。张汝京向他们保证：“在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你们可以随时来我们工厂看，不需要事先通知我们。”

这种诚意让国防部的官员放下了疑虑，最后国防部还提出一个条件“要求定期确认”，看看最先进设备是不是还在工厂，设备生产的是不是都是民用。

2周后，当把公司所签的承诺协议转给美国4个部门后，美国终于通过了0.18微米和0.13微米的技术许可。 且经协商，美国同意在天津厂用到锗硅的2个设备可以解禁，但是要求一定时间内操作员必须是美国公民。

日本的技术、设备、材料出口也受到《华盛顿协议》等管制的影响。“日本通常会看美国的动作，美国通过后再申请会容易些。”张汝京说道。

张汝京曾在日本工作过，能够说一点日语，在日本也结识过很多产业界的朋友，这对他在申请日本技术许可时有很大的帮助。

张汝京到了东京，拜访了原东芝半导体事业部总经理川西刚（是张汝京担任世大公司总经理时世大的董事长），以及东芝市场销售部的总经理川端章夫。这两位日本朋友带他一起去拜访日本产经省出口部的相关负责人，通常要面谈2-3位官员，通过后填表格，还会再调查他们。

此外，欧洲也面临着技术管制。由于需要买荷兰ASML公司的禁运设备，张汝京前后去了3次。张汝京说道：“幸运的是，只要申请并做出保证，不需要再面谈。”

在以色列的技术引进方面，同样商谈很多次，后来得到以色列政府官员支持，由引进设备的以色列公司与张汝京共同写报告，并做出相关承诺。

最终，辗转多个国家获得了相关技术许可和设备。整个过程，如同一场战役。

中芯国际运作的期间，美国官员与中国商务部官员曾多次一起来中国视察工厂。“中芯每次都是满分通过。”张汝京说道，“后来，中芯在每一次技术节点升级时，比如从0.18微米到0.13微米，再到90纳米、65纳米、45纳米、32/28纳米时，都要再次向美国、日本、欧洲等申请技术许可。”最近，中芯国际高层多次表示中芯一直坚守承诺，不生产武器用芯片。

而当中芯国际建起12英寸（90纳米技术工艺）晶圆厂之后，此前国家投资建立的华虹NEC筹划多年的12英寸厂，却一直面临美国的技术封锁。（英寸指的是晶圆的直径，芯片是从晶圆上所切割出来。晶圆尺寸越大，制造难度越高，切割的出来的芯片也会更多。随着芯片尺寸越来越小，一块晶圆上可以切割出数千个芯片。）

在争取国外技术许可的过程中，除了张汝京在世界各地积累的产业资源之外，他的基督徒的身份也帮了大忙。美国的五大教会为张汝京备书，从为人做事的角度为他做担保，这是美国能够通过中芯国际技术许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

“美国的教会发挥了很大力量，而且美国民间团体对中国的爱心没有减少。”张汝京指出。

他举例道，在特朗普收紧对华留学生政策时，所认识的几个学校校长联合写信给特朗普，信中大意是：中国的留学生是非常好的学生，我们办学校的目的就要是集天下英才而教之，不能排斥中国留学生，不能有任何歧视发生。

此外，张汝京还提到美国民间对中国孤儿的领养。1991年中国颁布了《收养法》，开放了外国人可收养中国孤儿。截至2018年，已经有超过11万名中国孤儿被美国家庭领养，其中约有8万多是有残障的儿童。且在领养的国家中，美国是收养中国孤儿最多的国家。

面对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张汝京指出：“美国很多人一直非常支持中国，这个力量我们还没有用起来；可以考虑通过美国的教会来汇聚这个力量。”

3、吸引人才：通过人脉资源吸引全球半导体精英加入中芯国际

很多人是怀揣着发展中国半导体业的热忱，“降薪”加入到中芯国际

一些精英卖掉国外的房产举家回国，加入中芯国际

为员工建社区，为员工子女建双语学校，并为在职员工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

20世纪初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在人才方面，当时有0.35微米半导体芯片量产经验的人才非常少，估计不到10个人；有0.25微米量产经验的人，可能更少。

张汝京在美国德州仪器工作20年，又在日本、意大利、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工作过。他通过积累的多年的人脉，开始从这些地方网罗行业精英。

意大利那边来了三四十位工程师，新加坡的团队主要是技术员和工程师等来了四五十位，加上美国的人才，陆续来了一百位左右。张汝京也从我国台湾半导体界吸引了诸多人才，前后大概来了300位（有些是美国华人）。

第一批总共来了约400多位半导体人才。不过，前期来的人才主要集中在生产营运大规模生产，研发人才还不够。

张汝京又多次去美国的华人聚集的地方做宣讲介绍，先从美国东岸 ，再到南部的达拉斯，接着到西部的加州等几个地方做宣讲，呼吁华人回国为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力发光。

在他的呼吁下，又有60-80位工艺研发工程人才从美国回来。像杨世宁博士（美国英特尔公司技术总监）、谢志峰博士（美国英特尔项目经理）、施景洪博士（TI与Semitek资深研究员）、宋天泰博士（TI资深自动化经理）、俎永熙博士（TI存储器开发部高级研究员）等等，从美国回来直接加入中芯国际。

此外，还有一些半导体精英后回国后进行创业或加入别的公司，他们都成为中国芯片业日后重要的产业力量。比如，当前中国半导体的一些领军人物陈大同博士、武平博士等人，据说也是听了张汝京的演讲受到鼓励后回来的，他们后来创立了展讯通信。展讯通信，后来发展成为中国通信芯片领域的标杆企业。

最终，从世界各地来了400多位设计工程师，几乎都怀揣着发展中国半导体业的热忱或对张汝京的追随，心甘情愿“降薪”加入到中芯国际；一些员工卖掉国外的房子，带着全家回来，全力投入到中国半导体业的发展中。

为了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一方面，张汝京为员工建社区，解决员工住房问题。另一方面为员工子女建双语学校，解决员工后顾之忧；员工子女的学校从幼儿园、小学一直到中学，虽采用双语教育，但费用要比国际学校低很多。（由于学校升学率高，深受好评，后来学校也对外开放。从中芯学校网站上了解到，当前非公司员工子女的比例已经达60%。）

再者，张汝京还为在职员工提供了继续教育的机会。中芯国际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以及天津的南开大学等合作，为员工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期间，有员工从高中学历读了本科，也有大学读了硕士的，还有硕士读了博士的。公司会为完成学业的员工承担全部学费。

其中，一位从高中学历读大学的员工，后来给张汝京写信，信中写道：“如果不来中芯国际，我此生大概不会有机会再读大学……”

另一位在中芯国际从本科考上硕士的员工说：“考试前公司会请辅导员给员工辅导，培训费公司来承担。考上之后，公司根据需要有时公司会将老师请过来授课。”她前后在中芯国际工作了13年半，并一直跟随着张汝京。

还有一位台湾来的员工从硕士读了博士，他说：“读博期间，公司同意我使用一些数据作为读博研究材料，方便我能够顺利完成学业。”他一直在中芯国际工作了15年，也跟随着张汝京到芯恩青岛公司。

另一位曾在中芯国际的台湾员工从硕士读了复旦大学微电子专业的博士，在中芯国际工作了12年。后来出来创业，现在还一直与张汝京保持着沟通与协作。他说：“这是一种恩情，不能忘却。”

4、迅速跻身世界前三并带动国内产业生态不断完善

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配套最齐全的芯片制造企业

3年内跃居成为全球第三大芯片制造厂

中芯国际带动了中部、西部及上海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资金到位、技术设备到位 、人才到位，使得中芯国际具备了天时、地利与人和，成为当时国内规模 最大、技术最先进、配套最齐全的芯片制造企业，并以行业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世界第一梯队冲刺。

2001年9月试投产；2003年产值跃居全球第四大芯片制造商；2004年3月在中国香港和美国两地挂牌上市；同一年，成为全球第三大芯片制造厂。并且在5年内，张汝京带领中芯国际在上海盖了3座8英寸晶圆厂，又买下摩托罗拉在天津的一座8英寸厂；另外，在北京的一座12英寸晶圆厂也相继投产。

与此同时，中芯国际的发展，也带动着中国半导体产业生态的不断完善。

在地方政府的出资下，中芯国际负责建厂并负责管理运营，先后建成了武汉新芯和成都成芯公司。“项目前期由地方政府投资，委托中芯国际经营，时机成熟时再进行回购。这样中芯国际就减轻了很多财务压力，同时又获得了产能。”张汝京说到当时的规划。

武汉新芯的成立，是当时我国中部地区唯一一条12英寸生产线，武汉新芯带动了中部地区半导体上下游的产业集聚。张汝京也联系了美国德州的飞索半导体（Spansion），使其成为技术合作伙伴，为武汉新芯取得了飞索半导体在Flash上的工艺与IP授权。

当前，武汉新芯已成为FLASH闪存的重要阵地（FLASH闪存属于内存器件的一种，属于存储芯片，其存储特性相当于硬盘）。

接着，成都政府也与中芯国际合作建一个8英寸厂。当时需要把上海一些设备转到成都，不过却有很多曲折。 “每一个设备转到成都，都需要去美国出口许可部门补文件，申请转到中芯相关的一个厂（转到成都）。” 张汝京说道。

有一天，正在移转刻蚀机时，美国突然叫停不让转。张汝京说出背后的原因：“后来得知，中国刚刚试验成功用一颗导弹把一个旧的卫星打下来，这个技术让全世界很惊讶，因为当时只有美国和俄罗斯可以做到。据美国媒体报道，该导弹的发射点是在成都附近，所以美国对转到成都的设备要严格检查。接着，美国派专员去成都察看，设备是不是在成芯工厂里。”

当时的张汝京压力特别大，再不安装设备，厂就起不来了。于是他祷告，求上帝帮助。

当时，成都工厂有一个姓田的ABC员工（American-Born Chinese美国出生的中国人），他是张汝京去美国东岸招兵买马时招来的，还有一个行政管理中心的姓冯的处长（留学生）。这两个人与美国来的这位专员见面沟通。

没想到的是，这两个人与美国专员见面后，发现他们从小在同一个教会长大，相互认识。有了认识和互信的基础，这位美国来的专员调查后就没有任何刁难，写报告说东西都在工厂内，美国就放行了。回想到这一幕，张汝京无不庆幸：“如果不认识，这一关有可能过不了。”

成都8英寸厂的建立，带动了我国西部地区半导体产业的起步和发展。

与此同时，中芯国际的建立，也吸引了更多半导体项目落地上海。比如2001年武平和陈大同从美国回来在上海创办展讯通信，展讯后来不仅成就了中国手机市场，还开发出全球首颗TD-SCDMA（中国3G标准）核心芯片 ，成为我国手机通信芯片的领军企业；2002年，由陈大同在美国创办的豪威科技子公司在上海成立；2003年，赵立新回国创立格科微电子，格科微现在已成为国内图像传感器领域的龙头；以及后面成立的澜起科技、锐迪科、中微半导体等等，都成为当前中国半导体产业中的顶梁柱。

5、多种因素交集被迫离开中芯国际 产业先驱成为牺牲者

行业老大通过多种手段长期打压，干扰中芯国际正常的发展步伐

中芯国际在北京的上诉被法院驳回，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

“先赚钱盈利还是先让技术站稳”，引发内部的争议

半导体行业属于快速迭代的行业，加上资金投入大、技术门槛高。对企业而言，一个公平的贸易环境和发展空间至关重要。

静水潜流之下却是暗流涌动。中芯国际迅猛的发展势头，使全球半导体制造老大台积电备感压力和威胁，老大通常不会坐以待毙，就如同当前世界老大美国打压中国一样。

为了遏制中芯国际的发展，台积电对中芯国际发起了专利诉讼战。知识产权是维护企业核心利益的武器，也成为阻挠竞争对手的一种手段。半导体是一个跨年度下订单的行业，这种诉讼案不管输赢，都能干扰对手正常的发展节奏以及来年的市场订单。

2003年，在中芯国际即将在香港和美国上市的关键时刻，台积电在美国起诉中芯国际侵犯知识产权（不当使用对方的设备菜单recipe），要求赔偿10亿美元。当年中芯国际总营收3.6亿美元，这种高的离谱的赔偿金不难看出台积电的真正用意。从2003到2004年，台积电前后对中芯国际发起了4次诉讼。

最后查实，中芯国际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员工拿了人家的菜单，是不应该的。我还问过他们，他们说没有拿，最后一查查到了。这是我们的责任，我应该承担结果。”张汝京对此表示。

张汝京提及台积电在诉讼中所用的计谋：“台积电从电脑记录中知道是哪些员工离职去往中芯国际拿走了相关技术菜单，但并没有正式通知中芯国际，而是先与相关的中芯国际的两位高管沟通，让他们带着30-40人的团队离开，不要说为什么离开，如果说就告他们。把知道事情的人弄走，最后让不知道事情的人去打官司，怎么打。”

2005年，双方达成庭外和解，中芯国际赔偿台积电大约1.75亿美元。

此后，中芯国际一直努力建造自己的运营体系。然而，和解后的第二年，台积电又再次在美国把中芯国际告上法庭。

对于台积电的再次起诉，张汝京很是惊讶：“已经和解了，为什么又来打。”这是典型的商业打压，于是中芯国际就反过来告台积电违反诚信，上诉到北京。

“在北京打官司之前，台积电那边的律师说‘北京的律师我们已搞定了，我们肯定会赢的’。”张汝京提到当时他们遇到的情况。

最终，北京高院驳回了中芯国际对台积电的全部诉讼请求。在第二次极有胜诉把握的情况下，中芯国际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

“每次想起来，这个都是心头的痛。很多事情凑在一起，让中芯国际没办法与台积电对抗。”提到这些时，张汝京在办公室不停走动，可以看出他的内心还是不平静。

台积电对中芯国际的诉讼前后历时7年。第二次败诉中芯国际被迫付出更大的代价：在1.75亿美元的基础上，再赔2亿美元，外加8-10%的股份。

中芯国际与台积电的诉讼，看似两家半导体巨头之争，实则是中国高科技企业在发展中面临国际巨头的打压。对比这样的专利纠纷，后面国内的半导体公司要幸运的多。

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尹志尧回国创办的中微半导体，在半导体设备领域快速发展起来，这引来国外竞争对手挑起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在中国各方面的支持下，最终中微半导体获胜，且整个诉讼过程对中微的损失不大，并为以后扫除专利障碍。

前后区别巨大，这与国家对半导体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无关系。

国家在1990年和1998年发起的908工程和909工程，并没有快速缩短与国际半导体业的差距。2000年之后，国家放慢了对半导体的支持力度 ，支持的形式仅是相关政策和文件，如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发展的18号文，诸多863、973、核高基专项，01专项和02专项等。后来，18号文的“增值税退税”政策在WTO谈判中被取消，政府对半导体产业的投资热情开始大幅衰退，政策转向让人难以捉摸。

此外，当年中芯国际的发展路线“先赚钱盈利还是先让技术站稳”，是公司内部极为争议的一个问题。对于股东而言，往往是希望先盈利。张汝京坚持先让技术站稳、再赚钱。“由于世界龙头企业的起步比中国早一二十年，如果按部就班，永远赶不上世界先进水平，永远是落后。”张汝京曾说道，为了中芯国际的长远发展以及中国半导体业的长远发展，他顶住压力，三步并做两步走，强攻技术滩头，在消化8英寸生产线的投资成本同时，开始布局12英寸生产线。

2005年成都8英寸工厂开工、上海12英寸工厂开工；2006年武汉12英寸工厂开工；2008年深圳8英寸及12英寸工厂开工。中芯国际最终在华东、华南、华北、西部四地进行布局。

中芯国际以一家企业的力量，拉动着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升级。付出的代价就是，中芯国际的营收上连年巨额亏损（现金流是正的，不过加上巨额的设备折旧费用，利润就变成负的）。

为此，这也引发一些股东对张汝京的不满，加上2009年与台积电的二次诉讼失败，最终，张汝京一人承担了所有责任。2009年11月，他被迫离开了一手创办的中芯国际。

然而，在十年之后发生的中兴事件和华为事件，美国通过芯片卡住了中国的脖子。 “先赚钱还是先发展技术”，这一问题已不再是问题，政府意识到，技术更重要，赚钱可以慢慢来（折旧结束后容易赚钱）。

可惜的是，在那个时间节点下，张汝京这位中国半导体奋起路上的产业先驱却成了牺牲者。

当问及张汝京如何化解这些遭遇时，他引述了《圣经》里的内容：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圣经》罗马书12章19节）

然后他说道：“生气干什么，不需要生气。那件事不太想了，重新开始吧！” （校对/范蓉）

【本文作者】

慕容素娟，集微网“深度报道团队”主编。原鲜卑族，中国人民大学学士，中央民族大学硕士。

在华为深圳总部工作4年多；在电子信息产业老牌媒体《中国电子报》工作近 4年，负责集成电路领域的采访报道；后进入物联网行业媒体《智慧产品圈》工作3年多，担任副主编，报道领域覆盖芯片、终端、市场应用的全产业链；现担任IC行业媒体《集微网》主编，策划“芯人物”栏目、以及重大专题报道。

在工作和学习生涯中，获得多项荣誉及表彰：担任北京大学生创新创业北京赛区评委，并指导学生创业项目进一步参赛，并获得北京地区一等奖；荣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先进员工奖”、《华为人》报“优秀撰稿人”等奖项；荣获工信部电子信息产业研究院2013年度、2014年度《赛迪学术论文》三等奖和二等奖；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乒乓球比赛二等奖，受到邓亚萍的颁奖。

2018年1月出版书籍《中国智慧家庭产业创新启示录》，本书是国内首部系统揭示智慧家庭产业创新路径的著。2013年参与写作书籍《中关村标准故事——探秘标准创新，引领产业政策》。2008年参与写作书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社会制片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