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节是一个刻度，如果没有这个刻度，日子就像穿上溜冰鞋，转瞬即逝，无法控制。有了年节，日子被套缰绳，在不舍昼夜中，总算能留下一个停顿。因此年节闹腾很必要，形式感很必要。各种凡俗的礼节和各种土嗨，都是人们随手能抓住的安慰，安慰那颗对时间流逝深深无奈的心。
四十年前的春节，是中国式的狂欢节，虽然不像外国的狂欢那样疯狂不羁，但是对于拘谨而严肃的中国人来说，也绝对是奔放而不同往日的。
首先是连续几天的大吃大喝，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几乎每天都有宴会，东家请西家邀，走亲戚，看朋友，疯玩疯闹，而这些活动都离不开一个名义：串门拜年。在那个买肉蛋禽都要凭票证的年代，谁家买到五斤带鱼都能邀请三五知己要大快朵颐，何况春节期间各种票证集中供应，猪肉、红糖、带鱼、鸡蛋，这能变出多好好吃的端上桌子呀？
大年初一是在院子里给各家拜年，平时严肃的叔叔阿姨们今天喜笑颜开，只要你嘴甜，摆在各家客厅桌子上的珍贵的水果糖、虾米酥、炒花生就能弄进自己的口袋。
大年初二去至亲家拜年，比如姥姥家、奶奶家等。我们是去奶奶家拜年，吃奶奶做的黄焖鱼、小酥肉、炸糖糕，跟姑姑叔叔要压岁钱，向表姐表妹炫耀新衣服。
一过初三，拜年进入自由程序，根据各家习惯自行安排。我家这时候的狂欢渐入高潮——去父母要好的同学朋友家拜年。这些人住在城市的四面八方，平时难得聚会，过年时候轮流做东，从初三到初十都不同人家。
因为聚会的都是同声同气的知己，在那个敏感的年代，父母们平时都谨小慎微，生怕说错话办错事。而在这时，这些中年人都撕下了拘谨的面具，放出了压抑的灵魂，露出张狂少年态。
记得我父母们聚在一起最喜欢的就是唱前苏联歌曲《红莓花儿开》《喀秋莎》《山楂树》，回忆他们的青春时光。而这些叔叔阿姨往往多才多艺，小合唱、二重唱、双声部、多声部，还有口琴伴奏，跳交谊舞伴舞。
跟丰富的精神生活比，吃的方面显得很简陋。块把钱一瓶的白酒，就着花生米、凉拌白菜心、猪皮冻，能从中午开席吃到夜色阑珊。
孩子们则抓住这难得的监管空档疯玩。那时候没有统一的楼房小区，这些同学家住在不同的地方，地形五花八门。在工厂家属区做客，我们就跑到厂区钻荒凉的防空洞探险；在学校的后院做客我们就翻窗户进教室，用粉笔头在黑板上写：王三儿吃屎；在胡同里做客，我们就纠集自己人去跟胡同里的孩子PK，胜者为司令。
记忆里春节最刺激的一次做客，是去一个住在电影院后院的叔叔家做客，他家跟放映大厅只有一墙之隔，那堵墙上有个小门，我们趁把门老头疏忽，偷偷溜进放映厅看电影，电影是循环播放，我们在黑暗的放映厅看得天昏地暗，忘了时间，直看到天黑才出来。
父母散席后找不到我们，急得酒都醒了。后来还是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从放映厅跑出来，才被各自的父母逮住，分别带回家。
本文节选自手绘散文集《光阴拼图》
作者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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