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度下，为何贪官屡抓不尽，谁才是最大的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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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史书，我们可以发现，有无数的贪官前赴后继，杀之不绝。狠如朱元璋，扒皮植草，也无法刹住贪腐之风。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们就以严嵩为例，看看贪官是如何产生的？

若给古代的贪官排个名，严嵩可以名列前十。史料里有载，严嵩家中餐具，光筷子就数不胜数，而且材质高档，品味高端，金的、银的、象牙的、玳瑁的、玛瑙的、玉石的、乌木的、漆的等等，应有尽有。严嵩倒台后，其家产被抄没，仅土地一项，在北京、扬州、袁州三地所占即超过百万亩；在北京的房屋达一千七百余间，在江西的房产有六千六百多间；在京师的府邸，连接三四坊，水塘便有数十亩。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在家中宝库内大笑说“朝廷无我富！”严嵩还卖官鬻爵，每一开选，视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升迁，则视缺之美恶而上下其价。如七品州判，售银三百两，六品通判售银五百两;刑部主事项治元，用银一万三千就可转任吏部稽勋主事，贡士潘鸿业用银二千二百两，就当上了临清知州。武官中则指挥售银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夺职总兵官李凤鸣出银两千两，起补蓟州总兵，老废总兵官郭琮出银三千两，使督漕运。总而言之，贪出了水平，贪出了高度，贪得天下怨恨，人人必欲杀之而后快。

但嘉靖年间最大的贪官是严嵩吗？不是，在当时，最大的贪官其实是嘉靖本人。严嵩只是他敛财的工具，用现在的话来讲，他只是个白手套。嘉靖崇道斋醮追求长生，这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比如营建斋宫秘殿，需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当时明王朝的太仓岁入只有二百万两，而斋宫秘殿等的营建，岁费竟至二三百万，而这只是嘉靖开销的一小部分。为了满足皇帝的奢华生活，严嵩只得开足马力剥削百姓。当然，在盘剥来的钱当中，大头交给了皇帝，也留下了部分给自己。上行下效，各级官员也仿照严嵩的模样，将从民间收缴来的各种税款，截留了部分，放进了自己的腰包。于是嘉靖年间，贪污成风，无法遏制。沉沉的盘剥，使民不聊生，民怨沸腾。阶级矛盾一触即发，天下汹汹。严嵩是完美的替罪羊，推他可以平息民怨。嘉靖是最后的胜利者，他享受了一切贪腐的成果，却不需要承担任何罪责。

那贪腐的根源在嘉靖皇帝吗？不对，贪腐的根源是制度。独裁制度下，无人可以限制皇帝的权力，皇帝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发现你抢了邻居的钱可以不用承担任何风险，任何法律责任的话，你会去抢吗？因此，在专制统治下，你指望统治者大发善心，不抢你的钱，那简直就是白日做梦。权力需要关进笼子里，需要制衡。需要一个凌驾于用权者之上的东西，让这些用权者不敢为所欲为。这个东西就是法律。我们的邻居韩国，好几任总统被抓，这是好事，至少说明，在这个国家，法律大过总统，总统权力被制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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