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商帮，探寻徽商与晋商的异同之处

商人，这个词汇起源于中国的西周时期，据称在西周之前的商朝时期，商业十分繁荣，有''商葩翼翼，四方之极''之称，后来西周建立后，出于习惯称谓，将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均称作商人。

至此，商，不再仅仅指一个王朝，它被赋予了更加广泛的涵义，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流传至今。自古以来，封建王朝普遍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法定地位是很低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商业活动的兴盛，商人开始掌握大量的社会财富，逐渐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正因为商业的存在，社会才避免成为一潭死水。

商帮，是指商人利用它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形成的商业同盟，彼此间避免恶性竞争，团结对外。商帮兴盛于明清，形成多以地理位置为基础，诸如徽商，晋商，潮商，苏商，鲁商，浙商等，其中，明清时代，最为繁盛者当属徽商和晋商（潮商为第三）。

作为中国最大的两大商帮，几百年来，流传着许多与他们相关的轶事，两大商帮在鼎盛时期均有富可敌国的实力，但是除了都很有钱之外，徽商与晋商却在其他方面大相庭径。

首先，在商帮地理范围上，徽商实际上仅指徽州商人，也就是安徽的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并非有些人所谓的安徽商人皆属于徽商行列这种说法。徽州之外的安徽商人在当时是被称作皖商，实力上远不及徽商，二者也没有从属关系。而晋商则不同，晋商泛指整个山西的商户，均可归于晋商之列，所以说，无论什么时期，晋商在商户规模上应该是远多于徽商的。

在发展史上，徽商发迹早于晋商，徽商在明朝中后期便已经形成规模，开始步入鼎盛期，而且持续到清朝，长盛不衰。晋商真正发迹起来已经是清朝了，到了清朝中期才开始繁盛。所以说，二者相比，徽商可以算作前辈了。

徽商和晋商在招贤纳士方面也有很大不同，晋商在选择商号经理人的时候，着重于考察经理人对局势的把握能力，和商战的权谋能力，晋商的商户东家们对经理人都是全权委托的，故而格外看重经理人的胆识和创造力。徽商则不同，徽商的东家们更为看重的是经理人的理财能力，对备选人的财务管理能力要求甚高，即所谓“举资负授诸掌计者，坐受成”。但是，无论徽商还是晋商，对于经理人的品德和自律能力也是极为在意的。

晋商多尊奉乡人关公，旧时候只要有晋商票号或者商铺的地方，都会备着供台供奉关公，关公是忠义的化身，也代表了晋商所秉持的为商理念，用“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而在徽商眼中，理学大家朱熹更值得尊奉，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在他身上体现着人伦纲常的家族理念，很符合徽商以宗族，乡里为纽带的组织形式。

在对家中子弟的教育方面，徽商与晋商更是走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晋商重钱不重官，“学而优则商”，家中子弟天资聪慧者往往在年幼时就开始学习经商之道，至于读书则是副业，走上考科举道路的更是那些被认为资质较差，不适合经商的子弟。以至于雍正皇帝都曾经对山西这种不重读书重商贾的民风颇有成见。

徽商则完全相反，由于敬重儒学，徽商商户家中的子弟，自幼便进学堂学习四书五经，将科举考试作为头等大事。学而优则仕，科举场上金榜题名比做生意赚钱更能光耀门楣，徽商子弟中那些生性稍微顽劣，不喜读书的人才会被安排去经商。正因为注重科举，仅明一朝，徽州就出了392名进士，其中仅歙县就出了状元状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成为全国知名的科举圣地。

再来谈一下两大商帮的经营业务，晋商中的大户基本上都是靠贩盐起家的，后来资本积累起来后开始涉足北方所需的粮、棉、盐、茶叶等业务。晋商形成规模后开始将票号生意作为主打，票号是古时候的金融机构，最初是专门汇兑银票的，后来又开始增加了存贷款业务，有点类似早期的银行。徽商也是把金融业务作为主打，但是他们经营的不是票号，而是钱庄，这二者虽说都是金融机构，但是钱庄是明朝中期就出现的信用机构，存贷款业务为主打，更接近于今天的银行。钱庄不像票号那样动辄百万之巨的投资，钱庄实力稍弱，规模小但是数量多，遍布江南一带。徽商也经营盐，木材，丝绸等业务。

封建王朝虽然都是固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常刻意抑制商业，但是商业兴盛是国家兴盛的晴雨表，商业繁荣代表的是国泰民安，商业萎缩则往往代表着国家江河日下，百业凋敝，再大的商帮也是需要依附在朝廷的大政方针下方能获得一席之地。而商帮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老祖宗留下的“诚信仁义”“先义后利”等理念在今天这个被金钱主义腐蚀的社会也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